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八)生于直隶天津。父梅臣，字伯忱，曾任盐务事。梅贻琦幼时家道已中落;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全家赴保定避难，乱后返津，家当已被洗劫一空。

1904年，严范孙、张伯苓在“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创办天津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的前身)，梅贻琦入该校第一班学习，1908年毕业，名列第一。毕业后，按校章被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学习。翌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生，10月赴美，1910年春入麻省伍斯特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专业。学习成绩一贯优异，曾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奖励优秀大学生的一种制度)。1914年毕业，获工学士学位。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过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

1915年春，梅贻琦回国，初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书记，9月至北京清华学校任教，先教数学、英文，后教物理，至1926年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而教务长。他学识面广，曾被称为“科学各教授之首领”，除教上述诸课外，还主讲过测量、工程事业(土木、机械、开矿、电机)、运输等课;作过“洋灰造制法”、“矿地设备”、“电子原理”、“X光射线”等专题报告。此期间，梅贻琦表现出对教育事业广泛的志趣和热情，先后担任唯真学会^[1]顾问，清华童子军团长、军长、总司令以及全国童子军理事长，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校科学社顾问及名誉社长，大一(学校当时最高年级)课程工业部主席，华员大会书记及交际组主任，新校委会议教员代表等。在校外，他曾与陶行知、曹云祥(时任清华校长)等一起组织“中国科学教员促进研究会”，任管理部书记。1921至1922年，他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再次赴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曾一度任纽约大学讲师。1922年秋，遍游欧洲大陆后返国，继续在清华任教。

1926年起，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不再由校长指派，而由教授会公举，梅贻琦被举为改制后首任教务长。在两年任内，显露出其治校才能。这时的清华，设有游美预备部、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三种学制，作为教务长，梅贻琦统管各部的教务。他首先把新建大学部的学程、师资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的雏形。他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阐述他在办大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观点和方略。对于中国学生到外国去留学所应持的基本态度，他说：“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坏的”，“不能不将他们看清楚了”，“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不要忘掉自己”，“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2]。8月，因校长在学生出国问题上有独行专断行为，梅贻琦率先请求辞职以表抗议。被挽留后，他为了克服以往校领导关门办学的作风，于10月赴江、浙、鲁、奉四省调查教育一月余。

1928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入控北京，清华学校被接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受命暂代校长职务。8月，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11月，因清华学生留美监督处财务上发生混乱，梅贻琦被派赴美接替“监督”一职。嗣后清华校内发生校长风潮包括罗在内连续三个校长被驱，校长一职未有适当人选，校内曾出现连续十一个月无校长的局面。经过反复物色、选择，梅贻琦于1931年10月10日被任命为校长，12月3日到校就职。梅贻琦自此连续任清华大学校长达十七年之久，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他以清华校长身份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梅到校就职当天，即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他的“施政方针”：(一)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二)要“在学术上向高深方面去作”;(三)要培养和爱护人才，严格避免人才的浪费;(四)要尽全力充实师资队伍，广泛延聘第一流学者来校执教。他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他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一直被清华大学作为优良传统对待。

1931年—1937年的清华大学，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师资队伍的进一步充实。他反复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4]“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亦图之至极也。”^[5]其次，他实行“教授治校”，对校事采取“吾从众”的方针，调动教授们治学和治校的积极性。当时学校采取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和校长“四权分制”的治校方法，评议会是核心，但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校长是前三会的主席，但一切重要校政必须经过评议会讨论后才能决定。朱自清曾撰文称颂梅的民主作风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每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是并不易的。”^[6]第三，创办了清华大学工学院。清华在工程专业方面，原只有一个属于理学院的市政工程系(即土木工程系)，梅出任校长后两月，即1932年2月，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发展”的计划。6月，成立了包括机械、电机、土木三系的工学院，自任院长。嗣后，设立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还陆续建成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实验馆、水利实验馆、发电厂等教学设施，添置了当时先进的设备，聘请了一批国内外工程学名流来校充作工学院教师的骨干。第四，与国外学术界联系与交流。1933年，清华首先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法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并先后请来国外名流学者来校讲学。清华教授出国者，亦多担任讲学任务。第五，大力发展研究事业。到1935年清华已拥有较为健全的三个研究所共十个研究部，占全国同类学校共三十七个研究部的百分之三十七。1934年10月起，梅贻琦又“鉴于国内需要，拟即举办特种研究及理工特别设备”，陆续兴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在昆明兴办了金属、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日亟的形势下，梅贻琦勉励同学谨记国家危亡的情势，时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1932年9月18日，他在学校“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公开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诚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7]。这期间，他常常告诫学生“不忘国难”;但不赞成青年学生脱离学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说：“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不是一天的事，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8]还说：“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9]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曾几次出面保释被捕的进步学生，但也曾以“维护校规”为出发点，签署过开除进步学生的布告。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南迁，初于长沙合组“临时大学”，半年后又西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梅任主席(常委会主席一职原本是由三校长轮流担任，但因蒋、张在重庆任职，故该职一直由梅担任)，始终坚守在校主持校务。他表示：“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10]在“联大”八年期间，梅贻琦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办学才干和责任心，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的三校师生，同舟共济，使联大师生能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弦歌不辍”，为国家和民族保存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人才。

1940年9月，梅贻琦在清华服务满二十五周年，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师生，为他举行了一次公祝会，他在美留学的母校伍斯特工学院授予他名誉工程博士的称号。梅贻琦在公祝会上面对众多的称功颂德之词致答辞，把自己比做戏台上的“王帽”，说：“其实会看戏的人，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也觉着‘与有荣焉’而已。”^[11]

1941年4月，梅贻琦借清华建校三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系统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他主张“通才教育”，但又不是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的翻版，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学说的基本原则为基础，综合中外现代大学教育思想和体制而成。他认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应该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2]，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们以“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非如此，便不能完成大学教育中“新民”(化民成俗，改造社会)的任务。他主张大学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通才”，不可能也不应该担负直接为社会各部门培养“专才”的任务，这个任务应由其他教育机构如研究院、各种专门学校，特别是各该社会事业本身来完成。大学教育应成为学生们通向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知识，成为具有更广博学者专家的桥梁。他认为“通才教育”的灵魂是自由思考和讨论。他引宋代学者胡瑗的话说：“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13]他特别赞赏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和作风，“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14]。

抗战初期，梅贻琦在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下加入了国民党。此后他在政治上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一步步接近，常常作为知名的大学校长和“党内同志”，被邀为蒋介石的座上客，有时还特意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这使他逐渐产生了一种“知遇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梅贻琦以十分欣悦的心情，组织清华师生北上复员。11月，梅贻琦首先抵北平视察清华园。12月初，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他即回昆明，在昆明招待记者会上斥责了便衣暴徒行凶杀人的暴行。翌年7月，闻一多遇刺牺牲，梅贻琦亲自主持组织治丧委员会及家属的抚恤问题。10月，在清华园主持复员后第一个开学典礼。他曾拟定一个《本校复员后院系充实计划草案》，积极修复校舍，延聘师资，准备把清华大学切实地再向前发展一步，但由于局势动荡，他的“充实计划”未能实现。这期间清华大学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梅贻琦仍本其既不得罪国民党当局、亦力求不使师生受到无辜残害的态度，曾先后掩护过一些进步和革命师生免遭反动派的毒手。1948年8月，他得知反动派黑名单上有吴晗的名字，就连夜找到吴晗对他说：“你要当心，千万别进城，一进去被他们逮住，就没有救了，在学校里，多少还有个照应。”^[15]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已在旦夕，吴晗等清华校友曾从解放区拍电报给他祝寿，挽留他不要离校;但梅贻琦似乎事前即做好出走的安排;他在城里设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学校一些重要账目及贵重物资转移到城里以“应变”。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前几小时他离开学校，在城里逗留了一星期，终于21日由国民党当局派来的专机接往南京。同日孙科内阁任命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但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他由上海抵广州，6月飞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9月参加“联教”组织大会，任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12月飞纽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商清华基金保管及运用事宜，后即常驻纽约。1950年起，他任“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常务董事。1951年，他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书刊。

1955年，梅贻琦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即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觅定新竹所址。1956年2月，他赴东京及纽约参加原子能展览及讨论会，11月赴美洽办定制原子反应堆事宜。1958年7月，他出任台湾政府“教育部长”(1961年因病辞去)，仍兼任新竹清华研究所所长。1959年起，兼任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因患癌症，于1962年5月19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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