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江苏镇江人。祖父茅谦是举人，精通文字，对自然科学，尤其数学、水利学颇有研究;父亲茅乃登是报社记者。

茅以升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生活就很艰辛。五岁启蒙，六岁上私塾，七岁进入南京思益学堂念书，1906年进入江南中等商业学堂读书。翌年，同盟会员徐锡麟、秋瑾因起义失败被捕牺牲，茅以升闻悉后，慷慨激昂地说：“二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豪杰，他们蓄志革命十几年，目的在于推翻清王朝，建立自由平等的中国。”^[1]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按规定校内举行“国哀”，茅以升憤而剪掉辫子，校内轰动，被校方记大过一次。

1911年7月，十五岁的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读土木工程科。10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茅以升意欲到南京投效革命，被母阻止。他发愤用功读书，五年中每次大考都获全班第一名。1913年孙中山至唐山路矿学堂视察、演讲，还与学生一起照相留念。茅对孙中山提出用十年时间，在全国建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设想备受鼓舞，增强了学习桥梁专业的信心。

1916年夏，清华学堂向全国各大学招收十名留美官费研究生，茅以升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他于9月到美国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桥梁专业学习，深受美国工程界著名专家、系主任贾克贝(Jacoby，Henry Sylvester)的器重，一年后获硕士学位。之后，经贾克贝介绍，到匹兹堡一家桥梁公司实习。在实习期间，他晚上到加利基理工学院桥梁系进修，攻读工学博士学位，以具有创见的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通过答辩，于1919年底获博士学位，是该校第一名工学博士。康奈尔大学当时还把专门奖给那些学术研究上卓有成效的、每年只颁发一枚的“菲梯士”金质奖章奖给了他。在匹兹堡期间，茅以升积极参加留学生的活动，任匹兹堡中国留学生会副会长。

茅以升毕业后立即回国，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授，开始了为期三十年的教育生涯。1923年执教于东南大学，任工科主任;继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教授、校长;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原北洋大学)院长;1933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教授、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

茅以升在执教期间，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结构力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和土力学等。他讲课条理清楚，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中常常采用“学生考老师”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让学生在对课程认真深入地思考之后，提出疑难问题，请老师回答;老师根据学生提问难易程度来打分，如果提出的问题使老师答不出的则给满分。教育家陶行知亲自听课后，称赞“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我们推广”^[2]。

1933年8月，茅以升担任浙江省建设厅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负责主持钱塘江桥的建桥工作。钱塘江桥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分正桥、引桥两部分，全桥结构采用双层式，上承公路下载铁道，它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和主持施工的第一座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大桥，是我国建桥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茅以升创用“气压沉箱法”克服潮水和流沙的障碍，以“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施工方法，使工期大大缩短，于1937年9月建成通车。可惜通车后三个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南京国民政府为迟滞日寇的进攻，下令炸毁大桥，茅以升担负炸桥任务。他赋诗抒发自己的心情：“三年之功废一旦，破坏容易建设难。国破愈觉山河美，毁桥为的保江山。”^[3]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授予名誉奖章，奖励他对建桥的贡献。其后，茅以升历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茅以升于1946年9月，奉命负责主持重新修复钱塘江桥的工作。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撤离杭州时又炸毁桥面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以升再次主持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使钱塘江桥得以为国家建设继续发挥巨大作用。他是我国近代铁道桥梁事业的奠基人。

1946年，茅以升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后为院士。1949年3月，茅以升作为中国工程师学会总会五位代表之一，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请愿呼吁和平，并参与请愿书的草拟工作，要求不以工矿区为作战据点，不破坏工矿、交通、公用事业，不准士兵侵入工厂、矿场，不损坏或迁走工厂设备。

5月2日，上海新任市长陈良为维持混乱局面，请茅以升任市政府秘书长。茅以升先是予以拒绝，后应中共地下党要求才到任。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茅以升利用与陈良之妻是留美同学的特殊关系，要求陈良不破坏工厂，并保证关押在龙华监狱三百名学生的安全，茅欣然答应并顺利完成。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约请茅以升等座谈，称赞茅以升：“上海解放，你是有功的。”^[4]

1949年9月，茅以升以自然科学家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秋，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讨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应邀参加。周恩来对他说：“你建设过钱塘江大桥，对建桥富有经验，希望你对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多出力。”^[5]1952年，茅以升任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桥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茅以升提出的“大型管柱钻孔法”，克服了技术困难。1956年6月，他出席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桥梁会议，作了题为《关于武汉长江大桥新的施工方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关注。

1953年，茅以升被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时又被选任副主席。同年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开始兴建人民大会堂，茅以升担任结构审查组组长，被周恩来指定负责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人民大会堂”的定名亦是由他提出来的。

1979年，茅以升主持编写《中国古桥技术史》。1982年2月，他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这也是中国第一人入选。1984年，又被选为加拿大土木工程学会荣誉会员。同年还被推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茅以升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认为：“科研需科普补充，科普中有科研问题。”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早在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时，他就被选为副主席，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如《中国的石拱桥》、《桥话》等，大多收集在《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里，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科普作家。1984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

茅以升是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六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87年任中央名誉主席，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于北京。其论著编有《茅以升文集》、《茅以升选集》、《茅以升科普文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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