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原名善馀，字齐五，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1911年，十三岁的毛人凤考入本地县立文溪高小求学。在这所学校里，他结识了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戴笠。是年，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戴笠在校内组织“青年会”，毛人凤亦为会员，他们进行反对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等陋习的活动。
 1914年秋，毛人凤从浙南山区来到杭州，进入省立一中，再次与戴笠同学。虽然两人关系十分亲近，但性格却相差甚远。戴笠生性放荡，常在校内外惹事犯纪，数月后便被学校开除;而毛人凤则秉性拘谨，循规蹈矩，最后完成了学业，并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一时难以谋职，回到江山县，在新塘边嘉湖小学任教。
 1925年春，国民革命的浪潮在各地兴起，毛人凤投笔从戎，报名考入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次年夏，毛人凤父亲病故，他回家乡奔丧，在江山县城巧遇浪荡江湖从上海归来的戴笠。毛人凤向他讲述了广东的情景，建议他去粤报考黄埔军校，戴笠随即整装南下。然而毛人凤在办完父丧之后，没有重返潮州军校，而是辗转去了湖北黄陂县政府，担任代理秘书科长。在以后数年中，他又先后在浙江温岭县土地局及衢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处做文秘工作，直至1934年夏。
 在这段时间内，戴笠却在黄埔军校与右翼学生为伍，以后又以其在情报工作中的业绩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赋予“密查组”及组建特工组织的专任。1932年3月，“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开始了他的特工头目的生涯。毛人凤以与戴笠“故友、同乡、同学”的关系，于1934年受招来到南京，加入复兴社，旋即被派往培训特工人员的浙江警官学校，出任“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文书。毛人凤对戴笠十分谦卑与顺从，谨慎地奉承他的这位“半师半友”。他对待繁琐的文秘工作克尽厥职，勤勉有余，整天足不出户，恪守纪律，赢得了戴笠的信赖。
 1935年3月，毛人凤被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第三科第一股股长，负责有关“剿共”军事情报的搜集与整理。年底，又被派往西安，出任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与特务处西北区长一起负责对红军及张学良、杨虎城的谍报工作。他竭力挑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矛盾，以便从中控制。不久，毛人凤被戴笠调回特务处本部任机要室主任秘书，负责处理内务机要。1936年秋，毛人凤综合各方情报，预计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将有危险，报告戴笠劝蒋中止行程，但蒋介石执意要去西安，没有理会。西安事变发生后，戴笠惊于毛人凤预料之准确，对之更加器重。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毛人凤随戴笠前往上海，策划战地情报工作，并与杜月笙等人筹组了“苏浙别动队”以协助守军作战。11月，上海守军全线撤退，毛随戴笠离沪，转赴南昌、杭州等地部署特工情报工作。
 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正式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局务。为了加紧内部控制排斥异己，戴借口局本部主任秘书郑介民兼职于参谋本部，便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由毛人凤出任，主掌局内一切日常事务。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本部迁往重庆。蒋介石在对日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实施“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加紧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力量的迫害，军统与中统两支特务组织都积极活动。毛人凤秉承戴笠旨意，加紧培训和网罗人员，组织规模迅速扩大，内外勤工作人员一时多达五万之众，所掌握的各类公开或秘密武装近二十万人。
 毛人凤在主持军统局内勤的几年中，以其老成圆滑的手法，对上恭敬谦谨，尤其对郑介民、唐纵这些老资格特务表现得敬重悦服;对下则“关怀备至”，常为之排忧解难，以致上下左右都对他存有良好印象，蒋介石也认为他是一个“老成持重”、“办事有方”的人。毛仍然对戴笠奉命唯谨，百般逢迎，使戴笠诸事均能得心应手。
 1943年4月，在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之际，毛人凤正式取代郑介民出任军统局本部主任秘书。抗战胜利后，戴笠忙于奔波各地，军统局日常工作由毛人凤掌握。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坐机失事毙命于南京城郊江宁县岱山，毛人凤悲恸不已，除主持了从搜寻遗体到丧葬等善后事宜，尤忙于为争夺局长一职与郑介民、唐纵等人开展较量。毛人凤虽然资历难以与郑、唐匹敌，但他自恃为多年的军统直接掌权者，拥有雄厚的基础，因此四处活动。当他觉察到蒋介石有另选他人的意图时，便退一步认为不如让历来不太过问军统实际工作的郑介民出任为好，以利自己保住实权，乃于3月20日晚召集军统局主要干部会议，决定主动向蒋推举郑氏，博得了蒋介石的赞许。
 是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以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升为副局长。毛表面上对郑介民恭敬从命，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利用一切机会来破坏郑的声望。他在郑介民五十岁生日之际，利用其妻贪财的秉性，怂恿部下为郑多送寿礼，并将寿堂上高堆成山之金银财宝摄成照片报送给蒋介石;同时又唆使一批军统遗属于寿宴之时前来大闹索要饭食，演成轰动一时的丑剧。其后，毛又不断向蒋呈送有关郑介民贪污的材料，最终使蒋介石认定郑介民无法在保密局再干下去，下令调职。
 1947年2月，毛人凤终于如愿以偿继任保密局局长。他迅速采取措施，翦除异己，平息内部争斗，整顿机构，派出得力干员充实各地方组织;对外则采取和解方针，大力修好陈诚、何应钦等派系，并拉拢蒋介石的左右人员，对蒋经国则更是极力奉迎。
 毛人凤竭力为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效劳。1947年夏，他指挥破坏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和保定、重庆、西安、沈阳等地的部分地下组织，捕杀了数百名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他还得到了蒋介石特别批准的编制和预算，组建了一支两千余人的技术总队，专门在临近解放的大中城市进行爆炸等破坏活动;又组建了另一支同样规模的行动总队，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大量逮捕与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为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竭尽全力。无奈，蒋政权大势已去，毛人凤徒唤奈何。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中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毛人凤先奉蒋令秘密布置了刺杀李宗仁的计划，后因蒋改变主意，欲利用李吸引美援维持内战，这一计划便告中止。李宗仁上台后，对保密局采取遏制政策，毛人凤急往奉化向蒋介石请示。根据蒋的旨意，他指令副局长徐志道率部分人员迁往广州，同时派人纵火烧毁了南京局本部大楼，借口档案资料被焚，拒不承办李宗仁交办的各种任务;而他自己则率领主要人马前往上海，成立了新“本部”，继续听命于蒋介石，指挥全盘特务工作。
 在国民党的统治全面崩溃之际，毛人凤奉令将保密局的工作集中在破坏与屠杀两个方面。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解放前夕，他指挥特务武装进行了大屠杀与大破坏。他协助汤恩伯将集中于上海的黄金、白银及各类物资运往台湾，并强迫资产者迁资台湾。5月间，他又在上海指挥军警宪特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无辜市民共三万余人，并下令将其中一万三千余人杀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重庆，毛人凤执行蒋介石命令，指挥特务进行了血腥大屠杀。9月6日，先在“中美合作所”内戴公祠屠杀了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口人，其中包括两个儿童;10月，又把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杀害于同一地，其中有江竹筠(江姐)等著名人士;11月25日至27日临撤逃前，又对被囚禁在渣滓洞、白公馆等集中营的六百余名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进行了大屠杀，并焚尸灭迹。毛人凤原拟将重庆市重要工厂、白市驿与九龙坡机场、成渝公路内江大桥等重要设施一一炸毁，由于当地人民应变护卫及解放军进兵神速，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毛人凤在指挥特务实施暴行的同时，还部署了潜伏特务的工作，计划在解放区暗藏一批人员，窃取各方面的情报和进行更大的破坏。他先在南京办了一所“全能训练班”，对一批隐蔽的特务进行无线电收发等专业技能训练，然后将其分别派往各大中城市，谋取正当职业以为掩护。这些特务按严格的组织联络，以美制特工机具及密码联系，尽可能混入人民政府机关工作，骗取信任，以获得情报。1949年3月，他在重庆主持会议，布置各地特务返回自己家乡潜伏的“还乡计划”，规定在必要时特务可向人民政府“假自首”。9月，他又亲自在重庆开办“全能训练班”，想再训练一批特务，但因解放军逼近山城，训练班迁往成都，不久编入交警第一旅，训练计划被迫中止。12月10日，毛人凤与蒋介石父子同机由成都飞往台北。
 蒋介石在台湾成立了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后改组为“总统府”资料室，统辖所有的情报工作。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在蒋经国指挥下，专事对大陆的谍报及破坏工作，并兼及侦破在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1950年3月，毛人凤主持破获“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人“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案”，捕杀了一批人;1952年又炸沉了前往大陆的英国货轮“泽生”号。但其后一系列在大陆的暗杀破坏活动，均告失败。
 1955年4月11日，毛人凤主持策划了企图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由于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而使毛的阴谋失败，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南海上空被炸，酿成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
 在台湾，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与原“中统”改组成的“内政部调查局”之间依然摩擦不断。1955年3月，蒋氏父子采纳毛的建议，将“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调查局”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前者专对大陆，后者专职岛内控制。至此，毛人凤将“中统”系统在大陆各地及港澳的组织全面吞并，满足了他多年来兼并“中统”的愿望。
 1956年5月，毛人凤因患肝癌，赴美医治无效，10月14日在台湾死去。

参考文献

• 周养浩等：《蒋介石特工密档及其他》，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
• 李继星主编：《戴笠传》，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 沈醉：《我的特务生涯》（正、续篇），香港金陵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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