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健吾，原名礼键，字剑夫、剑舞，江西吉安人，1905年6月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四)生。父亲毛叙轩是清末秀才，教私塾为生。毛健吾幼年务农，暇余随父就读，二十岁时考入江西省第七师范学校。

1926年秋，毛健吾转入江西省第五师范继续学习。适逢北伐高潮，他投笔从戎，于同年12月在南昌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二师第五团特务连任上士文书，并参加国民党。二师师长刘峙发现毛的字写得不错，又是小同乡，调毛到师部工作。1927年12月，由刘峙出资并保送入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班，后改称为中央党务学校。该校公开宣称：“本校为本党最高学府，受命作育政治干部人才”，蒋介石兼任校长，实权操在陈果夫、陈立夫手中，毛与二陈从此有了师生关系。1928年6月，他以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离校，由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陈立夫先派到江西省党部工作，继调任江苏省嘉定县党部书记长;1933年3月他被派任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书记长，辞未到职;1934年，调到胶济铁路特别党部任委员兼书记长。1935年，刘峙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以同乡和旧部关系，将毛健吾调去任上校党务科长，兼任河南和平通讯社社长。

1937年7月7日抗战开始，刘峙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决定在华北前线出一张报纸，派毛健吾负责筹办。11月9日，《大刚报》在郑州创刊，毛任社长。“大刚”二字，源自《孟子》，取其至大至刚之意。他办报缺乏经验，事事从模仿《大公报》入手。《大公报》重视言论，他请侯桐、毛礼锐两位教授负责撰写社论;《大公报》的战地通讯深受读者欢迎，他就聘请李蕤、田涛等青年作家担任战地记者。《大刚报》行销冀、鲁、豫诸省，及时传播抗战消息。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之下，华北和东南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8月，《大刚报》刚从郑州撤退到信阳，惊魂甫定，信阳又将弃守，刘峙表示不再过问报社的事。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周佛海来电：“已无他迁之必要，着令停刊。”没有了后台老板，经费无着，报纸还办不办?毛健吾连夜召开会议，与职工商量，最后共同决定：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报社迁往湖南衡阳，愿者同去，不愿者各奔前程。他在满怀抗战激情的多数职工支持下，正式宣布：从现在起，《大刚报》是大家的共同事业，凡参加工作的都是报纸的主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毫无怨悔。他向刘峙辞去上校科长的职务，全力办报，从此，人称“毛大刚”。

武汉陷落，长沙大火，广州不守，衡阳成为联结东南和西南的重镇。在衡阳复刊后的《大刚报》，行销湘、桂、粤、赣，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一张报纸。毛健吾信心倍增，提出要赶超《大公报》。他认为，《大刚报》是民营报纸，如果也像国民党官办报纸一样，只是对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这样的报纸是没有人愿意看的，以报养报就不可能;而要“为民喉舌”，刚正不阿，对国民党应当有所批评、指责。他陆续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报社工作，放手使用，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又先后聘请羊枣、俞颂华、叶启芳等著名记者担任总编辑、总主笔，编辑部内进步力量逐步占据优势。报纸在宣传报道上坚持了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国际形势的宣传尤具有特色。《大刚报》举办“民意测验”，增出敌后航空版，由美军飞机在沦陷区空投，在国内均属首创。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毛健吾还成立了社会服务部，发起募捐“十万救急包”，支援前线;捐款购买滑翔机，推动航空事业;劝募寒衣，救济难民。他提出“文化与实业并进”的主张，以文化为目的，以实业为手段，用实业的收入，弥补文化事业的亏损，实行自给自足，以摆脱报纸在经济上的依赖性。他先后开办了“大刚印书馆”、“大刚造纸厂”、“大刚中学”等企事业，可惜1944年7月日本侵略军攻陷衡阳，均毁于战火。

由于预见到衡阳可能失守，毛健吾在留下少数职工坚持出版到最后的同时，及时带领大部分职工和家属转移，并抢运部分印刷设备到柳州。他与大家一起席地而睡，同甘共苦，使报纸继续出版。两个月后，桂林沦陷，柳州又将不守，乃转辗撤退到贵阳。《大刚报》在贵阳复刊，毛健吾悲愤难忍，亲自撰写社论《实在不能再退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批驳了国民党当局在文告中所说的就是再多失些地方，也不能使我们屈服的消极抗战论调，说：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不能用了，我们必须确保西南，要把握时间，争取空间。在日军逼近贵阳的情况下，他又赶往重庆，买房屋、购机器、求人才、为万一贵阳失守，仍能在战时陪都——重庆出版《大刚报》而奔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毛健吾十分兴奋，他以为，《大刚报》在八年抗战中，四次搬迁，三次被炸，渡过了重重难关，如今抗战胜利，苦尽甘来，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雄心勃勃，要把《大刚报》办成报业托拉斯，计划在五年之内，在国内出十个版。经过紧张的筹备，汉口版于1945年11月9日出版。但他派人去南京、上海筹备出报纸，却遇到了困难。毛健吾只好求助于老师陈果夫、陈立夫。这时，国民党CC系也正拟在南京办报。他们认为，利用《大刚报》的民间面貌，充作CC系的喉舌，比自己出面新办一张报纸为好。于是，二陈慨然应允给毛以“帮助”。二陈商请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三行两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邮汇局)投资法币二千五百万元，原《大刚报》资产作价二千五百万元，共五千万元，另由蒋介石批给官价外汇十八万美元，成立南京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陈立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任监事长，毛健吾任总经理。二陈派亲信祝麟任南京《大刚报》总编辑，并陆续调进一批亲信部属担任编辑、记者，逐步控制了言论权。原《大刚报》同人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反控制斗争，终因大权旁落，无可挽回。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那一天，南京《大刚报》刊登了财政部一职员因生活无着全家自杀的新闻，蒋介石阅报，勃然大怒，手谕“勒令《大刚报》停刊”。二陈乘机进行人事大调整，撤销毛健吾的总经理职务，派他去美国“考察”新闻事业;原《大刚报》同人，纷纷被解除职务。经过斗争，南京大刚报归CC系所有;汉口《大刚报》则由原《大刚报》同人自主经营。由于汉口《大刚报》始终保持民间立场，成为中南地区深受读者欢迎的进步报纸。

毛健吾在南京办《大刚报》的一年多，逐渐看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联系到个人的遭遇，更使他对国民党失望。他深知要从CC系手中夺回《大刚报》，犹如虎口取物，已不可能，因此筹谋另起炉灶。他在出国前，曾试图与龙云合作在香港办报，谈了几次，没有结果。他到了美国，与在香港的李济深联系，希望李能支持他办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毛健吾的政治态度日趋鲜明。他多次以亲身经历，在美国发表反蒋谈话。1948年，李济深函邀他去香港，并动员他参加了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毛取道欧洲，继续考察新闻事业，并以个人身份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回香港后，他积极劝说一些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靠拢人民。1949年8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参加了黄绍竑、龙云、贺耀组、李默庵等共四十四人发表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起义声明，号召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员立刻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台湾国民党当局宣布开除四十四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寓居香港的刘峙劝毛健吾再去美国，陈立夫托人带信胁迫他去台湾。香港大学拟聘请他担任新闻系主任，希望他留在香港。毛健吾热爱祖国，义无反顾，于1950年9月返回大陆。

毛健吾回到北京后，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热情接待。他主动要求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革命理论，改造思想。学习结束后，他要求继续从事新闻工作，遂被分配到天津《进步日报》任编辑。嗣后在北京《大公报》工作，并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和对台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1958年3月，毛健吾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11月又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八年。1968年3月28日病故。1978年以后，毛健吾的“右派”错案被改正。

参考文献

•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同学录、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任命令、毛健吾请辞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书记长给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的辞呈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欧阳柏：《大刚报史话》，《新闻研究资料》第24、25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 黄绍竑等：《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人民日报》1949年9月2日版。
• 访问王浩山（与毛同时参加北伐军，后曾任《大刚报》经理）的谈话记录。
• 毛智汉（毛健吾的儿子）来信和毛智汉访问毛礼锐（毛健吾的哥哥）的谈话记录。
• 1979年8月22日财贸战线报社：《关于毛健吾右派问题复查结论意见》，1979年8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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