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初名元善，浙江嵊县人，1882年6月24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九)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马棣生，擅长酿酒，自设酒坊，营业颇盛，因被劣绅诈索巨款，店务遂衰落。马寅初自幼敏慧，初在家乡私塾就读，十三岁进绍兴县学堂求学。十七岁毕业后，不愿从父命守家业，随亲友进上海教会办的中西书院就读。

1904年，马寅初在中西书院毕业后，受“实业救国”的影响，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攻读冶矿专业。1907年，北洋大学总办丁惟鲁与教务提调美国人丁家立(Tenney，Charles Daniel)不和，相互攻讦，讼于北洋大臣兼北洋大学督办袁世凯。袁为两全计，调任丁家立为留学生监督，带领马寅初等尚未毕业的学生赴美留学。马因国内冶矿采用土法，既无机械设备，又无安全设施，进美国耶鲁大学后，改学经济学^[1]。该校规定：体育课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时马的身体羸弱，遂在体育教师指导下，每天锻炼身体，冷水擦浴，竟转弱为强。1910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再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修部门经济学。此时国内公费中断，马课余从事码头、餐厅的繁杂劳动，半工半读，1914年底修完学业，获得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选作该校大学一年级教材。

1915年初，马寅初婉辞留校在美任教之聘，怀着振兴中华之志，回到了满目疮痍的祖国。先在北京政府财政部当职员，深感“官场习俗，非我所愿”，宣称今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挂冠而去。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就任该校经济学教授。1917年兼任该校经济研究所主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传来，马寅初在他主编的《北京大学校刊》1918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热情歌颂劳动大众。1918年10月，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倡议设立教授评议会，马寅初等被推为评议员，积极推行民主办校。次年初又以得票最多而当选第一任教务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并代表北大与警方交涉，开释被捕学生。在此期间，结识了李大钊等人。

马寅初为了研究国内社会经济，于1920年向北大请假一年，辞去教务长职，南下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在沪期间，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合作，创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商科大学(抗战胜利后又改称上海商学院)。他在上海被聘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并就工商、金融等问题发表演讲及论文数十篇。1921年回京后，他发起组织北大经济学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兼任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总司券(纸币总发行人)。1923年发起组织“中国经济学社”，被推为社长，出版社刊《经济学专刊》。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马寅初多次撰文，强烈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并赞成外资厂商职工的罢工斗争，但反对华资厂商职工的长期罢工、罢市，认为此举非但不能打击帝国主义，反而导致自己受损，且不能持久^[2]。

1927年3月，奉系军阀盘踞北京，下令撤销北京大学，此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胜利抵达江浙一带。蔡元培离京到杭州，就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代主席，邀请马寅初、蒋梦麟等北大教授南下参加浙江省政府工作，从事地方建设，被称为“北大派”。马寅初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实行禁烟，筹设农民银行。1928年初，嵊县农民上告当地土豪勾结官吏增收田亩附加税四万元，马经查实后，怒斥土豪，追回款项，移作地方教育经费。不久蒋介石任用亲信张静江主浙，“北大派”受排挤，蔡元培等相继离职，马寅初亦重返教育岗位，执教杭州财务学校，并兼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稽核。他从回国至1928年先后发表的二百余篇论文和演讲中，选了一百七十四篇收入《马寅初演讲集》，作为中国经济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间他向国内介绍了西方各种经济学说，发表了自己研究比较的结论;并对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从理论高度加以阐述和评论。此时他已成为名重中外的著名学者。

1928年10月，蒋介石为了使国民政府增添广揽学者名流的色彩，聘任马寅初为立法委员，次年又聘为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马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又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他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和蒋介石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有着深刻的矛盾。在立法院中他始终保持个人的立场，刚直不阿，敢怒敢言，抨击时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马寅初为《交大抗日特刊》撰写序文，并发表《长期抗战之准备》一文，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主张立即抗战，与日绝交。1932年，蒋介石为了显示“礼贤下士”，奉马为师，请去当面求教有关经济问题，马当面指出蒋“攘外必先安内”向江西革命根据地进攻的不当。1934年冬，物价上涨，国民政府财政部反而大幅度调低外汇比价，陷物价于更大混乱。马寅初在立法院会议上当面严诘财长孔祥熙，舆论亦随之群起而攻之。国民党当局十分恼怒，责备马的言论“不符合党国利益”。马著文反驳：“鄙人每以党员之地位，对于危害党国，藉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3]1935年8月，马寅初在报上揭露外人所办“万国储金会”的骗人黑幕，劝告我国同胞勿再上当，并呼吁当局下令关闭，因而开罪与之有牵连的金融界人物，随后他愤然辞去浙江兴业银行的高薪兼职。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寅初在庐山座谈会上力主深入动员广大民众，采取有效措施，以期持久抗战。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他经汉口至重庆，途中目睹难民流离失所、颠沛于道的困苦之状，与重庆的达官显宦花天酒地形成鲜明对照，愤怒不已。此时马任中央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课余考察战时经济，发现官僚集团利用权势以抗战为名实行经济垄断，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他痛心疾首，挺身而出，撰文、演说，口诛笔伐鞭挞豪门，并建议向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4]，直接触及官僚豪门的切身利益。

1939年初，马寅初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蒋介石以马在国内外声望卓著，熟悉美国财界人物，便于争取外援为词，拟派他常驻美国“考察”，欲将其排出国门。马寅初严正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继续到处演说，发表文章。10月在香港《工商日报》撰文指出：“现在前方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他建议实行征收半数的资本税，且“必须先自发国难财者之大官始”。12月又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力言：“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将其所获得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快人快语，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引起了社会共鸣，影响极大，陷国民党当局于惊慌之中。蒋介石先派人约马会见，后又许以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的高官厚禄作为利诱，但都为马所拒绝。此时他接到两封匿名信，其一内附派克金笔一支，附言“笔下留情”;另一附有子弹两颗，附言如再攻击“党国要人”，将以手枪对付。马慨然语人：“二万里江山已尽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此区区五尺之躯!”一笑置之，而口诛笔伐发国难财者如故。

在此前后，马寅初在重庆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交往，深受影响。1939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清算过去学术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学说不宜于中国”的思想认识，后来他自称这一年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的一年^[5]。

1940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干预下，重庆各报刊不再刊登马寅初的文章。但他义无反顾，仍凭一腔正义，到处演说，抨击当局，不遗余力。除继续提议开办临时财产税外，针对国民党当局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的状况，发表题为《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的演讲，直指蒋介石“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不是民族英雄，只能算“家族英雄”，指出若要成为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大义灭亲。马自知随时都有遭特务毒手的可能，即在这次演讲结束前慷慨陈词：“今天我的儿女也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为了抗战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6]

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当局派出宪兵悍然逮捕马寅初，并将他投入贵州息烽集中营，《中央日报》则发了《马寅初到战地考察经济》的假消息。但真相不久即被揭露，各界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多方设法营救。重庆大学学生在1941年6月发起一个声援示威性的“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马虽远在息烽狱中，但他威武不屈的气节、大义凛然的正气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称颂，并得到中共的赞扬^[7]。是年8月马被转押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8月，在周恩来和民主人士的营救以及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马寅初，但旋即将马软禁在重庆歌乐山的住所，并规定马：不准任公职，包括在公立学校任教，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立信会计专校潘序伦以早已发出聘书为由，聘其任教，但不久亦被阻断。马撰文投稿都被退回，陷入“教书不成，投稿无路”的困境。周恩来获悉后，即指示《新华日报》刊用马的稿件，并破例整版一次发表;又经常邀其参加各种座谈会。一次马在会上发言：“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而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则表示：“我宁可头断，也不与他们合作。”“他们越压制我，怕我讲，我越要到处讲。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嘛!”^[8]在此期间，他写作了《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等著作出版发行。

1944年12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人身自由。四年的监禁，使他深感“欲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先解决政治问题，但欲解决政治问题，非换汤不换药的局部改组所能奏效。彻底的改革，实有必要”^[9]。凭着铮铮铁骨，冒着再度被捕的危险，他除在经济上继续抨击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财、“劫收”贪污，提出“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是年底，在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上，他直指国民党当局“其不肖者，当存亡危急之秋，大刮民财，大事囤积居奇，狼肺狗心，可恨亦可杀”^[10]。

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期，马寅初是民主运动的勇士。从1946年1月起，他在重庆、杭州、上海等地多次上街与青年学生一起，参加风起云涌的反蒋示威游行，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并表示“凡是学生们伸张正义的游行我都参加”。1946年2月，他离渝东归，在杭州的五个月中应青年学生之邀，作了十多次抨击政府当局的演讲。7月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之聘，到沪受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1947年南京发生血腥镇压学生的“五二○”惨案后，5月23日他贴出布告，响应上海学联号召罢教一天。次日约定郭沬若、施复亮等人到南京探望受伤学生，并拟分头去各大学演讲。国民党当局闻讯如临大敌，派出特务，扬言马如去学校，要他“来得去不得”。面对威胁，马毫不动摇，预立遗嘱毅然去中央大学演讲，揭露中国豪门资本在美国存款达二十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属于四大家族，引起学生极大愤慨。讲毕在学生们护卫下，特务无从下手，安然而返。1948年初冬的深夜，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搜捕，被住校的马寅初严词斥走，此时他已被列入黑名单。是年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化装成厨师，避过特务监视，取道香港，安抵华北解放区。

1949年8月，马寅初出任浙江大学校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5月调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后连续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并任政协第一至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他为解放后的制止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等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1953年6月，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人口已由解放前的四亿七千万发展到六亿多，引起马寅初的重视。早在20年代，他曾撰文谈及我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弊病。1954年至1955年他三次赴浙江视察，深入农村，走访农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浙江小组代表会上，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问题。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发表了计划生育的见解，受到了与会者的赞赏。1957年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将控制人口的材料整理成文后，作为一项正式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新人口论》，系统论述了我国人口增长过速，将影响生产建设、资金积累、劳动就业、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必须加以控制，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他深谋远虑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被有些人曲解，甚至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报上发表了题为《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署名文章，继之有人竟拟划马为右派分子，周恩来闻讯坚决加以制止。1958年2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五次会上对《新人口论》作了补充。但5月陈伯达在北大六十周年校庆会上，突然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7月，康生到北大作报告时，竟蔑视在旁的校长马寅初，向师生暗示：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在陈、康的直接插手下，九千多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北大校园和马在燕南园的住所，许多报刊也纷纷刊出难以计数的批判文章。马寅初坚持真理，在《新建设》等报刊上连续撰文说理反驳。次年压力更大，好心的友人关切地劝他做些检查，但是他明白表示：“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1960年初，马寅初上书坦率陈词：学习毛泽东著作要防止个人崇拜。是年他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展开争辩。由于该文在报上刊出时，被康生加上一篇编者按语，因而招来了更多的批判和攻击，北京大学连续召开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大会小会，剥夺了他申辩的权利。此时他已无法执行校长职务，愤然辞职。

马寅初辞职回家后并不消沉，曾去家乡继续调查人口问题。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女儿说：“我已是八十开外的人了……我叹息我的观点、我的主张明明是真理，却不能为世人所接受，那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的大事呀!个人受批判、罢官免职算得什么，要紧的是不能无视我国人口盲目地增长，否则那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一大难题了。”^[11]此后他着手编写《农书》，准备总结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的经验传之后世。1966年“文革”开始，马寅初撰写的《农书》数十万字手稿被作为“四旧”付之一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计划生育已经定为基本国策。1979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任命他为北大名誉校长。1980年他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81年2月，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他被推为名誉会长。6月，祝贺他百岁寿辰的庆贺会，在他曾任教的各地大学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出版了《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重庆大学修复了已经倒塌的“寅初亭”。10月，亚洲议员和人口发展会议在北京召开，他担任中国代表团名誉顾问。会议向他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表彰信，使他深感欣慰。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病逝。

马寅初的重要著作有：《纽约市的财政》(纽约1914年)、《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通货新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财政出版社1958年，1980年重版);他的演讲和论文先后汇编有：《马寅初演讲集》第一、二集(商务印书馆1923、1925年)、第三集(京华印书局1926年)、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以及《马寅初经济论文集》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2年)、《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年)、《马寅初抨击官僚资本》(财政出版社1981年)、《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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