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原籍江苏丹阳，1840年4月7日(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六)生于丹徒(今镇江)。父名松岩，是位医生，并开过药铺和米布店。其父母和外公、外婆都是天主教徒，他出生后不久就受了洗礼，教名“若瑟”。

马相伯幼年入塾，先读教中经典，续读儒书。到十一岁时，他背着父母跑到上海，进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学名“马斯臧”。第二年他弟弟马建忠也到这个学校来念书。马相伯在公学普通科学习期间，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数学和天文学也学得不错，深受意籍校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的赏识。

1862年，马相伯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小修院，受“神修”训练。1864年小修院学习期满后，在耶稣会研究中国文学和拉丁文学，后又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1870年得神学博士学位，经教会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

1871年，他奉耶稣会长命，先后到南京、徐州等地传教。从1872年起，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教学之余，仍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书百余卷。他对学生除宣扬宗教外，还重视中国经史子集的讲习。教会怕他把学生变成“异教徒”，于1875年指定他专研究天文、数学。翌年，又调他到南京任编撰，翻译数理书籍，因与当地教会外国传教士有矛盾，不久便不辞而别，跑回上海。自此，他暂时脱离耶稣会，但并不脱离天主教。

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为淮军办理粮台。马相伯离开耶稣会后，经其大哥介绍，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掌理文案。1877年余兼署山东巡抚，委他接任潍县机械局的差事。次年又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

1881年，马相伯随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本任使馆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曾与日本维新要人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往还酬酢。同年秋为兄病回国，过南京，适李鸿章轮泊南京，他往谒李，随李到天津办事。这时他弟弟马建忠已留法回国，也在李鸿章幕中。

不久朝鲜政府向李鸿章要求推荐办理新政人才，李即派马相伯前往协助。1882年上半年他到朝鲜，“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1]。他还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其他一些改良主义的条陈，其中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材、兴学校等项目。为时不到半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事后马相伯仍留朝鲜襄助办理“新政”。翌年，他回天津述职时，鉴于朝鲜“新政”难于进行，向李鸿章要求不再回去，并请李“即早决定对朝政策”^[2]。

1884年，李鸿章委马建忠任招商局总办，同时派马相伯到全国有关各埠调查招商局财产、账目。他从天津动身，经烟台、上海、汉口、厦门而至广州。翌年，他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旋离广州北返，行至厦门时，得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曾劝刘借款开发台湾经济，未被采纳。1886年被李鸿章召回天津。当时李正奉命筹办海军，苦于经费短绌，马趁机劝李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开设银行。李听了他的话，便派他赴美接洽借款。其时美国资产阶级渴望输出资本，所以他在美备受政府、商人、银行家欢迎，各商团及银行家争相贷款。结果商定“以五千万(美金)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美金)为银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视中国财政缓急、需要提用”^[3]。但由于清政府中顽固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的矛盾，李鸿章遭到攻击，筹办银行事流产。马无奈，只好溜之大吉。他离美赴欧，在英、法等国游览，曾到罗马觐见教皇宗良十三世，1887年回国。

从1892年起，马相伯又一度任驻日本长崎领事、驻日使馆参赞，后归国。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请马主持筹设译学馆，他建议将该馆设于上海，事将告成，由于政变发生而成泡影。他对于康、梁的失败深感惋惜，但也颇怀畏惧。次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也离京回沪，重度书斋生活，与其弟合著《马氏文通》，后以其弟马建忠之名出版。

马相伯回沪后，转向文教界活动，1900年曾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翌年退居徐家汇，除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外，仍从事译著数学和宗教书籍。这时他因教授拉丁文结识了南洋公学教员蔡元培，后来蔡又从学校选派一批青年跟马学习，于是风声所播，各地来学的人日渐增多。马早有创办中国新式大学思想，这时便联合同道，得耶稣会之助，着手筹办震旦学院，企图实现其“教育富国”的理想。学院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为校舍，于1903年2月成立。他自任监院，监院下除设一总干事与会计外，其余各项行政由学生自己管理。学院标榜：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于右任、邵力子、马君武等都曾是该院的学生。1905年担任讲座的外籍教士趁马养病之际，改变办校方针，学生大哗，相率离校。他招集离校学生，并与熊师复、袁观澜等商议另创新校，得两江总督周馥赞助，拨地拨款。新校定名为“复旦”，以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于是年秋开学。马被推为校长，李登辉主教务，惨淡经营，逐步打下了复旦大学的基础。

1906年，马相伯应两江总督周馥之聘，曾至南京讲演君主立宪的主张。1907年12月，马又徇梁启超之请，参加立宪派组织政闻社，任总务员(相当于干事长)，并为此专程赴日。赴日期间，复旦校长改由他人接任。到1909年马复任复旦校长，并于是年被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

民国成立后，马相伯被江苏都督府聘为外交司长。1913年他到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请，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旋辞去，改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同年马与北京天主教上层分子英敛之联合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兴办大学。他居北京四年，历任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这期间，曾与章太炎、梁启超拟议创办“函夏考文苑”(类似研究院)，用以“校勘古籍，编纂词典，奖励著述，表彰硕德”^[4]，但没有办成。又与英敛之发起辅仁学社，社址在北京西山，招集生徒，讲授经史百家之学，此即辅仁大学之前身。

当袁世凯进行帝制活动，袁家党徒及孔教会分子准备在起草的宪法中规定尊孔教为国教时，马相伯以“信教自由”为理由加以反对。曾与雍剑秋发起“信教自由会”;同时马在所写的《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及为教会代拟的五篇请愿书中，驳斥了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主张。后来，他鉴于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便出京蛰居上海。1918年发表《民国民照心镜》，批评袁世凯的君主专制和武人政治，阐述了立宪共和的思想。此后他虽然担任过江苏财产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中国科学社董事、上海天主教办的《天民报》总主笔等职务，但已年老、体弱，多是挂名虚衔。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后改名辅仁大学)国学部由英敛之出面设立，马十分关心此事，对办校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成立宣言等多所建议，翌年英不幸去世，有关方面请马北上主持校政，他亦以年老体弱谢绝。1926年整理出版了旧稿《致知浅说》一书，此外他还先后撰写了一些有关宗教和政治方面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之后，国难深重，马相伯在这时痛感“国亡无日，非朝野一心，武力抵抗，无以自救”^[5]。当时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坚决主张对内团结，对外抗战，被尊为爱国老人。他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很多抗日言论，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说：“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6]马曾提出《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和《实施民治促进宪政以纾国难案》，并发起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主张抵制日货，号召为抗日将士劝募义勇捐。1933年，日军进一步侵占我山海关和承德，他与章太炎两次发表对外宣言，以历史事实证明东三省和热河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通电全国请政府及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恢复失地，消灭伪国。同时马还要求“立即召集国民大会，政府与全民统筹国是”^[7]。此外他对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宋庆龄出面发起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和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均积极予以支持。马更热心投入救国会的工作，被推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全国救国会执行委员。国民党当局一面采取高压手段，在1936年11月逮捕了沈钧儒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即七君子)，另一方面借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请马前往襄助教务、修改《救世福音》一书之机，于1937年3月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委员，以弱化其言行，分裂他与救国会的关系，但他始终心系抗日救亡运动而不动摇。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马相伯在广播演说中，强调“钢铁政策是富强的捷径”，“完全能够保证中国万岁”^[8]。抗战期间，他的意志更加坚定，决心“甘拋弃一条老命，与广大爱国民众，携手前进，共同抗日救亡，直到胜利”^[9]。同年10月上海沦陷，日军迫近南京，李宗仁等请马移居广西桂林风洞山;1938年11月，于右任又请马移居昆明，他在赴昆途中因病留居谅山。1939年4月，当马相伯一百岁(虚龄)之际，国民政府对他颁令“褒奖”，并在各大城市为他举行遥祝百龄大会。罗马教皇也派于斌向他颁送“圣像”。同年11月4日，马因病逝于谅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朱德曾去电吊唁，新华社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和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予以赞扬。他的著作大部分收在《马相伯先生文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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