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字少云,回族,甘肃临夏人,1892年3月9日(清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生。其祖父马千龄以农商起家渐为地主。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时,马千龄虽与以河州(即临夏)为据点的马占鳌为姻亲关系,但不愿公开反清,并说动马占鳌降清。事后,左宗棠称其为“良回”。光绪初年,马千龄次子马福禄中武举人,继中武进士,马家从此显赫乡里。1895年,河湟地区[1]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发动反清起义时,马千龄率其子组织民团,对抗起义军,后被清军收编为步骑两营,由次子马福禄和四子马福祥带领。马福祥即马鸿逵之父,为西北回族军阀前期人物中表现最活跃、地位最显赫者。他不仅恃武力,且长于交际,善于游说,政治手腕灵活,这为马鸿逵出入军界政坛打开了广泛的门径。
马鸿逵十二岁时,马福祥即以纹银一千两为他买得“蓝翎知县”虚缺。1909年,马鸿逵结束家塾,考入兰州陆军小学堂。学习期间,他对于“军训体操及军事学科,均感兴趣”,“惟不喜英文、日文”,“考试前辄往教官处索题”[2]。1912年,马鸿逵在其父部下任职营长,继升宁夏新军统领。1914年至1917年,马鸿逵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袁世凯搞洪宪帝制,马福祥上京劝进,被封为男爵,事后懊悔不及。张勋复辟时,马鸿逵注意将北京情势及时电告其父,马福祥因此通电拒绝了复辟“朝廷”给他的“甘肃提督”的任命。其时,马鸿逵还悄悄离开北京,到天津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当了“讨逆军”的中将参谋。及张勋事败,段祺瑞重新上台,欲收马鸿逵为羽翼,拨给日式轻重武器及经费六万元,令其扩编宁夏新军,授其为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在嗣后直系与皖系的斗争中,马鸿逵与其父恐有所失,一直不作表态,直皖战争直系获胜后仍能取得曹锟、吴佩孚的信任。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双方都拉拢马氏父子。马氏父子则左右应付,借口“地方不靖”、“匪患未清”,婉拒任何一方促其派兵支援的要求,蹲踞绥远驻地不动。当奉系败北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通电讨伐张作霖,呼张为“胡匪”[3]。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曹锟、吴佩孚先发制人,于部署时即派马鸿逵为骑兵总指挥,令他率部开往热河前线。马氏父子故伎难施,只得成行。战争进行中,冯玉祥回师倒戈,与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政变进行中,马鸿逵闻风转向,尾随冯玉祥撤退到北京。政变后,奉系头子张作霖来到北京,马鸿逵急忙前往拜谒,乞求谅解。张作霖于见面时一开口就说:“前次我与曹、吴之战,曾请你父亲派兵支援,你父亲未答应,实在对不起我。”[4]马鸿逵甚为尴尬。
北京临时政府组成,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其后奉系与国民军矛盾加剧。冯玉祥向西北发展,于1925年3月任西北边防督办,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迫于冯军势力,马鸿逵与其父以退求存,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职位交给冯之亲信将领李鸣钟,担任了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则交马鸿逵带领,编为冯的西北陆军第七师。不久,北京政府又发表马福祥为航空督办,遂居住京津,从此活动转向中央政界,遥作马鸿逵和侄子马鸿宾的奥援。
同年10月,冯玉祥部刘郁芬进入甘肃。时马鸿逵驻宁夏的金积、灵武。他特地赶往兰州,引介甘肃回军其他人物马麒、马廷勷等人与刘见面。这样,既借冯的势力抬高了自己在地方军阀面前的身份,又借回军力量,向冯显示自己的重要。
1926年1月,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渐次放弃河南和京津地区,全部退往西北。河南军阀刘镇华依吴佩孚、张作霖之意,率“镇嵩军”进军陕西,把国民军杨虎城、李虎臣部围困在西安。9月,冯玉祥自苏联返国,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北伐。在冯要求下,共产党人到其部领导政治工作。时马鸿逵部已扩编为国民联军第四路军,刘志丹被派到该部任政治处处长。马部参加了进军甘、陕以解西安之围的战斗。
1927年初,冯玉祥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马鸿逵任冯部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5月,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马鸿逵部队主力配属孙良诚指挥,进军到开封以东。冯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声明反共,“礼送”第二集团军的共产党人离去。马鸿逵也逼刘志丹离开开封。此后,马受冯、蒋指挥往山东一线作战。
1927年,蒋、冯、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进攻直系残余和奉系军阀。马福祥初在津门坐观成败,及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节节败退,张作霖已难固守北方时,马鸿逵密催其父赶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言“统一西北”大计,从此为蒋所信任和驱使。
在蒋介石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当蒋介石与冯玉祥的争斗初露端倪时,马鸿逵颇为如何自处而苦恼,他怕开罪于冯,不敢贸然接近蒋介石。蒋在南京接见冯军将领,两次向马鸿逵表示关怀,马佯装听不懂奉化方言,敷衍而过。他还辞谢了蒋通过其父转达的单独召见的邀请。但北上山东驻地后,他却写长信密送蒋介石,报告冯玉祥不满蒋的言行,并“对在京若干失礼之处,深致歉意”[5]。
1929年5月,冯玉祥决定反蒋,命所部由山东、河南向郑州、洛阳集中。马鸿逵到开封时,与从潼关赶来的韩复榘密议反冯投蒋事。然后韩返洛阳预做准备,及马部开到洛阳,即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署名者尚有石友三、庞炳勋。这一行动,打乱了冯的作战计划,推迟了蒋、冯大规模战争的时间,使蒋得以稳住阵脚,从容布置。
公开附蒋后,马鸿逵为了摆脱冯玉祥军事围困,率兵东入郑州。冯玉祥为扭转局面,屡电马鸿逵温语慰劝,望其归返。蒋介石闻讯,即派钱大钧、贺耀祖、邵力子前往宣慰,带去百万元巨款。接着,召马到南京。款待马的宴会上,宋美龄及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出席作陪,又拨款几十万元补充马部军需。马部后来辗转调驻徐州。
是年12月,唐生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酝酿反蒋。韩密商与马鸿逵。马阳为应诺,阴向蒋介石报告,并条陈对策。蒋于是先设法稳住韩,同时急调大军进攻唐生智。韩以局势不利,未敢助唐,唐军因此全军覆没于河南许昌、漯河一带。
中原大战前,马鸿逵严密控制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为蒋运输军火、军需创造条件。同时自己乘机贩运倒卖海盐,牟利以百万计。蒋介石为分化马与韩复榘、石友三的关系,故意不追不究。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蒋调嫡系顾祝同之第二军进驻徐州,马部则被调到兖州、泰安一带,以隔开韩复榘与冯军的接触,避免其阵前倒戈。接着,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使其脱离战场。马鸿逵部调驻鲁西及山东陇海线右翼。这时,石友三复叛蒋投冯,进攻曹州(山东菏泽)甚急,马奉蒋令驰援,石部退向东明,马部亦调往战事吃紧的陇海线作战。这时马鸿逵的部队已正式扩编为蒋的讨逆军第十五路军。
战争初期,蒋军失利。马鸿逵部撤至山东邹县、滕县布防。这时,韩复榘在青岛摇摆不定,大有被冯、阎拉去的可能。韩一旦有变,则马鸿逵很有随韩转向之虞。蒋介石因此频频电马,极力笼络,以“岁寒知松柏,板荡识忠臣”[6]相勉。7月底,蒋军重新集结后大举反攻,马鸿逵复占泰安。蒋介石论功行赏,马部增加了两旅编制。9月,一直被对峙双方拉拢的张学良通电拥蒋,派兵入关,冯、阎大败,联袂下野。11月,战争结束。
1930年底至1931年,蒋介石三次“围剿”红军失败,第四次“围剿”红军时,调马鸿逵部到河南许昌、漯河一带。马设总部于信阳,指挥所部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但马鸿逵鉴于黄杰、曾万钟、岳维峻等的前车之覆,一度装病迟迟不行,招致蒋的不满,因此曾发生刘峙部包围马部的事件。
1931年8月,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同时发表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马当时觊觎河南省主席一职,滞留豫南,宁夏省政由他人代理。后蒋看到马畏于和红军作战,改变委其主豫主意,并让刘峙部压迫马鸿逵。1932年夏马福祥死,马鸿逵处境更加窘迫。恰甘、宁政局紊乱,蒋介石要他回宁夏就职。马鸿逵匆忙赶回西北,以摆脱困境。离豫时,按蒋命令,马鸿逵部队基本不动,由马鸿宾前来接统。马鸿宾在宁夏部队则交马鸿逵,双方互换番号。马鸿逵为保存实力,借蒋允其可带直属部队返宁夏一事,连夜选拔精壮官兵,密藏优良武器,于隆冬寒天,迅速把部队运往包头,再星夜兼程步行进驻宁夏。留在河南的部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之流。后马鸿宾托词亦留宁夏。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他摆出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手订公务人员“行为准则”的八项要求。然而马鸿逵真正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7]。他的一切活动无不以“抓兵”、“抓权”、“刮钱”为目的而展开。
马鸿逵不断地补充军队,由1933年仅有一万二千兵员扩大到40年代末的十万人,占宁夏省当时人口的七分之一。富户雇人当兵,后因可雇壮丁越来越少,“兵价”也不断上涨,达到每丁三四百元。贫户为避当兵,或自残身体,或举家逃亡,凄惨之相,比比皆是。为了控制士兵逃跑,马鸿逵规定了兵逃罚主户(出兵的人家)及严惩逃兵的许多办法,常常成批枪毙追捕回来的逃兵。
为了独自控制地方政权,马鸿逵处处安插亲信。宁夏地处边远,交通落后,蒋介石无法控制太严,无法决定省府委员、各厅、处长,除教育厅长外,其他均由马自行提名保荐。尽管如此,马仍然一连赶走了五个国民党政府派来宁夏的教育厅长,最后由他自己保荐亲信杨作荣上任。马鸿逵以军管政,以政管党,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及各县党部都在他的操纵之下。
马鸿逵嗜财如命。他敛财的办法有:清丈土地,增加征粮、征款;垄断宁夏贸易和金融,缉拿他人走私,自己则走私烟土;开办工厂,搞官僚资本企业敛财;借整顿税收之名,行增加税款之实,局卡林立,百物皆税;克扣军队及公务员薪饷,士兵津贴极低,还强行“储蓄”,扣而不发;收取地租房租,房产延至平、津、西安、包头等地,其中有的作商号、金店,获利甚巨。
1934年初,孙殿英在蒋介石诱使下移兵西就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马鸿逵联合马步芳,说动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请求蒋介石收回成命,同时调集大军严阵以待。当孙军兵临宁夏(今银川)城时,马鸿逵与马鸿宾全力阻击,同时向蒋介石、朱绍良告急。朱绍良迅速调兵增援。马步芳先已派兵来宁夏,此时也亲来督师。战争愈益升级。由于马鸿逵用重金收买了几个孙军将领,孙殿英全线动摇,大败而去。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马鸿逵深恐从此失去蒋介石这样一个靠山,又虑若张学良、杨虎城得势,也不敢公开拥蒋。及各方态度明朗,蒋有释放可能时,他乃以倒填日期的办法发出通电,主张讨伐张、杨。
1935年前后,日谍多次潜入宁夏活动,马鸿逵对此一度知而不问。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即以防备和阻遏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为己任。时蒋介石曾亲飞宁夏布置防务,蒋走后,马立即划分全省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边区。1936年10月,更向蒋进呈“剿共”意见书。同年马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但很快被红军逐出。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从未进入对日作战的战场。他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从事的活动,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
1945年冬,蒋介石违背“双十协定”,调遣傅作义沿平绥线推进。包头以西空虚,马鸿逵奉命进驻河套地区,次年渐次全部撤回宁夏。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命令马鸿逵攻打三边,因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转移,遂占三边。是年冬,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围攻陕北榆林国民党军,蒋电令马援榆。马怕损兵折将,指示所派部队在途中拖延,蒋介石空投手谕,严责统军的马鸿逵次子马敦静:“如果榆林有失,惟你父子是问。”[8]马部方速行,于11月13日到距榆林一百二十里的袁大滩一带,先与解放军三五九旅一个团发生激烈战斗。接着,马部绕道向榆林城转进,人民解放军乘机猛攻,马部两千人被俘,马敦静败逃榆林。后解放军主动撤围,马部方得喘息,不久借口粮秣困难及解放军可能反攻三边,返回宁夏。
1949年春,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蒋介石企图经营西北、西南,以为反攻基地。张治中参加和谈后所遗西北军政长官一职(由郭寄峤代理)遂成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论资历马鸿逵自胜一筹,军阶上将,马步芳长期偏处一隅,军阶只达中将。考虑作战实力,蒋倾向于马步芳。马步芳又不惜巨资,大肆活动。马鸿逵暂作退让,主动提出由他保荐马步芳就任西北军政长官,交换条件是马步芳保荐他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
同年5月,两马部队进攻关中的解放军。马鸿逵部被解放军打击后节节撤退,马步芳对此十分不满。8月,兰州战役前夕,马步芳要宁夏方面出兵援助。马鸿逵时在广州,因对马步芳一度食言自肥,不保荐自己就甘肃省主席,反而暗中为其子马继援活动,使自己该月上旬才得到这项任命一事无比忌恨,所以意存观望,指示部队缓慢开往甘肃。8月26日兰州解放,宁夏马鸿逵军才开到甘、宁交界的县份。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打算让部队在宁夏顽抗,打光为止;而他早做逃跑准备,外运黄金,亲到台湾布置房产。8月底又去重庆,后再未返回宁夏。9月,其子马敦厚、马敦静也乘机离宁夏。然而,马鸿逵部队却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于是月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办法,宁夏获得解放。
马鸿逵到台湾后,被以“擅自撤兵”、“驰援不力”的罪名,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他处境艰难,心灰意冷,请准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病故于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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