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1881年6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浙江鄞县。父亲马渔珊历任上海、宝山等县知县。马衡少时随父在沪就读私塾，后进上海南洋公学，1901年毕业。因病在家长期休养，但手不释卷，钻研经史、金石、篆刻、碑帖，能诗、善书、工篆刻。他与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后，家境富裕，广集文物、古籍，并与沪上名流吴昌硕、吴石潜、丁辅之、陆廉夫等人交游，切磋学问，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的专业学识。

1917年，马衡受聘至北京清史馆任纂修。次年经其兄、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介绍，任该校新设的金石学讲师。1922年以后又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考古学教授。此后数十年，他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研究、搜集、整理、保管、展览，以及文物图录的刊印等工作。在学术研究中和钱玄同、王国维等结为知友，交往甚密。他继承了乾嘉学派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朴学传统^[1]，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2]。

1923年，马衡发表了授课讲义《中国金石学概要》，在古器文物不断出土的情况下，扩大了宋朝以来金石学研究的范围，兼及甲骨、竹木、陶玉、砖瓦等方面，对古代金石学作了系统的总结，从而导向专业考古学，郭沫若誉马衡“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3]。《概要》发表后，日本、美国等专业杂志相继转载^[4]。马还发表论文《石鼓为秦刻石考》，对石鼓作了考证。石鼓之制作年代与国别，历来众说纷纭，马衡经多方引证，就其文字演变和秦刻遗文互证，判定为东周时秦刻为我国石刻中最古者，受到学术界和许多专家的确认。1929年春，马衡应西湖博览会之请，就石鼓原物摄像十帧，连同该文制版付梓，分发中外学术界，受到国际考古界的普遍重视，影响甚广。沈尹默称该文“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马衡治学谨严，不满足于仅在书斋中对古物拓片的研究，更重视野外的实物勘察和科学的考古发掘。每闻新发现文物古器，常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参加发掘整理工作，以亲睹为快。马于1923年9月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委托，赴河南新郑青铜器出土地点调查，随后发表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1924年赴洛阳朱圪档村汉魏石经出土之太学遗址调查;又率领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室学员赴北京西郊大觉寺、大宫山、碧云寺、圆明园文源阁等处遗址调查。他主张“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5]。同年11月，北京政府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马衡参与其事。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古物馆由马衡主持。1926年，马衡研究了近世出土的汉代简牍及有关古代书籍资料，发表了《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对我国历代书籍材质、形式和装帧的演变，提供了系统的资料。次年他又发表了《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一文，推算出唐以前十五种古尺的实际长度，连同其他有关论文，提供了关于度量衡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1927年初，马衡应日本学术界的邀请，东渡讲学半年，曾在东京帝国、九州、庆应等大学作《中国之铜器时代》等专题讲演。

同年6月，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他的一些未刊著作，生前为罗振玉攫去。王死后，马衡赴天津向罗振玉索回未发表的遗稿，交还王的遗属，后来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出版。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于1927年10月，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马衡为古物馆副馆长。是年，马参加辽东半岛“貔子窝”的发掘工作，并于11月发表发掘报告。

1928年7月，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驻防河北蓟县一带，悍然盗掘遵化清东陵的乾隆和慈禧陵墓，掠去大批珍宝文物，一时中外轰动。马衡闻讯，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严惩盗宝者。后来国民党当局枪毙了孙的两名部下敷衍了事，但马衡却因此遭到孙殿英的忌恨。1930年夏，孙指使其部属借故缉捕马衡，这时马正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幸得当时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的报信，连夜经天津到上海暂避。此期间他曾至杭州小住，因杭州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已经去世，马被推继任该社社长。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宁夏额济纳河东岸两汉烽燧遗址中掘得竹木简牍万余枚，次年夏，马衡、刘复、傅振伦等开始整理研究。后马衡、向达等作释文成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刊印，惜未及印就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原稿下落不明。

1933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诬盗宝离职^[6]，次年9月，马衡继任院长。此时日本侵华势力逐渐南犯，华北形势日趋严重，在马衡组织下，故宫所藏珍贵文物二万箱陆续从北平南运上海。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南京朝天宫修建库房存储南运文物。1935年4月，马衡主持保存库的监造工作，并在该地基上发掘得古迹两处。是年6月，为筹集建库经费，将南运文物由沪起运至英国伦敦，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展出。次年6月又在南京展出。1936年该库建成后，即将文物入库存储。

1937年抗战爆发，马衡赴西南寻觅储藏文物的安全处所，筹建仓库。11月沪地守军撤退后，南京战事吃紧，在运输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南京当局抢运了精品文物一万七千箱。运抵武汉后，由马衡组织人力分两路全部安全运到贵州安顺和四川峨眉、乐山三处山洞仓库中储藏。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再由马衡筹组力量全部运回南京。留宁不及运走的三千箱文物，曾被运往日本，经多次交涉，亦全部运回我国。郭沫若称马衡“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7]

1948年末，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曾邀集一批学者名流座谈，征询和战意见。马衡继徐悲鸿诸人之后在会上发言，强烈希望以北平人民的安全为重，争取早日和平解放，务使文化古城免遭战火摧毁。此后他又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动员他“应变南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兼任全国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曾奉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命，与王冶秋同赴广州鉴定和收购流失在香港的王献之手迹《中秋帖》。

1953年以后，年逾古稀的马衡因病在家休养，但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他平生对汉魏石经的研究用力最深，曾发表《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等论文十余篇。他抱病每天工作至深夜，将东汉以来先后发现的汉石经遗字，分别各经，依其篇章汇录成多卷，制就影印图版，并作《汉石经集存原序》，付梓印行。

1955年3月26日，马衡在北京因病去世。所遗文稿数十万言，以及历年所藏万余册图书、古董文物等，全部由其子马太龙、马彦祥捐献给国家。其遗稿由王冶秋、夏鼐、唐兰、胡厚宣、傅振伦等人整理、编辑，分金石学概要、铜器、度量衡制度、石刻、石经和书籍形制等八卷，定名《凡将斋金石丛稿》，于1965年出版，反映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郭沫若为之作序，文末曰：“凡德业之以益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8]

参考文献

• 马太龙先生访问记录。
•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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