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谱名光治，别号庸生、竹侯等，曾化名刘健生、李景祁。湖南湘乡人。1902年5月24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1917年，罗君强入长沙青年会日校读书。次年7月毕业后赴上海入大同学院。1919年1月因病辍学，8月赴法勤工俭学，旋因病回国，在湘乡陶龛小学任教。1920年8月，罗进长沙岳云中学读书，于1922年7月毕业。

罗君强在岳云中学读书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22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编《赤光周刊》，并兼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南分会书记。1922年夏，罗受湖南中国共产党组织委托，作为湘区及安源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春，罗父去世，他在丧事上大肆铺张，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便在长沙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1924年初，罗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经蔡和森的教育帮助，又恢复了共产党党籍，回湖南参加革命活动，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任中国共产党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翌年春，罗患气管炎严重咯血，回湘乡家中休养，对革命丧失信心，意志消沉，终于第二次脱党。

1925年秋，罗君强再度赴沪，入大夏大学读书，旋即参加国民党。次年12月辍学到武汉，在张治中的学兵团任政治部上尉科员兼政治教官。不久即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部上尉科员，主编校内刊物《革命生活》。罗君强以同乡关系，与该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结交。此后，罗在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先后任少校交际股员、中校公报股股长等职。1927年9月宁汉合流，罗被派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政治教官。

1929年3月，蒋桂之战爆发。罗君强任陆军第六师政训处中校秘书，随军到汉，旋被“总司令行营政训部”主任周佛海推荐任该部秘书长。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罗君强于1932年7月任武汉行营秘书处上校秘书。在这期间，罗经常编印反共书刊、标语、图画，进行反共宣传^[1]。10月，罗调任浙江海宁县县长，抽调壮丁成立保安基干队，加紧治安管理。1933年11月，又被调任南昌行营第二厅(政务)第四课课长，兼第二组(财经)副组长及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1935年春，南昌行营撤销，另设重庆行营，罗仍任行营上校秘书。在红军长征途中，罗君强参与追截红军及“肃清”所谓“收复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等活动，并参与制订“剿匪时期惩治盗匪暂行条例”、“匪军投诚缴械给奖办法”等多种文件。

从1937年初开始，罗君强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秘书、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等职。“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之际，罗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与周佛海等人沆瀣一气，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唱高调”，鼓吹“亡国论”，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之一。1938年2月，罗参加周佛海、陶希圣主办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任该会秘书及总务组主任干事，出版拥蒋反共书刊，继续散布投降主义论调。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逃出重庆，不久即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这时，罗君强由于生活糜烂、行为不检，被免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职务。罗于1939年2月以“治病休养”为名，由重庆飞往昆明，再经河内转香港。周佛海约其加入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罗认为自己在蒋介石幕下长期任秘书工作，“除了当过一年海宁县长外，未曾正式捏过印把子”，这次“逆取顺守，乘时乘势，有权有势有伙伴”，“可能搞出一点名堂来”^[2]，于是满口答允，甘当汉奸。

罗君强是周佛海最亲信的助手，汪伪集团的重要骨干。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罗被指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40年初，汪伪组织“国府还都筹备委员会”，罗为该会委员兼布置组长。其后担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进行所谓“以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树立南京新政权”的活动，及“整理中央政府必要之建筑物及其他用品与事务人员”等事项^[3]。3月底，汪伪政权在南京开场，汪精卫自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罗君强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委员、“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他并任南京《中报》、上海《平报》社长，积极从事“和平反共”的宣传，吹嘘汪伪的“和平运动”是“负荷世界战略的新使命”，是“为了人类文明再造的种子”;诬蔑共产主义是“以思想理由杀人，以宗教情绪灭口者”，要坚决与之“反抗”^[4]。他鼓吹与日本侵略者“携手共进”的所谓“东亚联盟”的“自觉运动的民族联盟”、“平衡发展的经济合作”、“除旧布新的军事同盟”、“亚洲中心的文化沟通”等四项卖国纲领，叫嚷中日两国要“声应气求”，要“与邻邦日本采取齐一的步调与共同的计划，自打破东亚的以至世界的旧秩序而建设新的秩序，自扫除欧美帝国主义留在东方的残余力量，以至杜绝赤化的根苗”，早日实现“东亚联盟”^[5]。

1942年至1943年冬，罗君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部长、法官训练所所长、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财政部税警学校副校长(校长为周佛海)等职，大力强化司法手段，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他曾率税警数百人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常熟、江阴、南汇、慈溪、余姚、上海等县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与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发生多次战斗，批准杀害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多人。1944年1月，罗就任伪安徽省省长，兼任蚌埠“绥靖”主任及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实施“田赋征实”等政策，进行疯狂搜刮，为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政策效劳。罗还推行毒化政策，抽鸦片亩捐税，收购烟浆，制造烟土毒害人民。

同年底，周佛海兼伪上海市市长，罗君强先后被任命为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代理警察局长、财政局长及市府公路委员会主席等职。他极力推行保甲法令，强化汪伪统治，同时增办新税，实行奴化教育，还为日本侵略军扩修公路桥梁，加修飞机场，以防御同盟军队在沿海登陆。他因此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中有着“良好印象和特殊声誉”^[6]。

罗君强善于进行政治投机。早在1941年，便随周佛海与重庆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相勾结。1945年5月，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罗在周的默许下，在上海秘密发起“建国社”，标榜其纲领为：“(一)绝对信仰三民主义;(二)绝对拥护蒋主席;(三)绝力保卫京、沪、苏、浙地区的治安。”^[7]这一组织网罗了伪上海市军、政、警重要头目为干事，其成员遍布各警察分局、保安队及税警总团，是罗准备投靠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年7月，戴笠亲笔致函罗君强，指示他“联络各方有志之士，团结所能掌握的一切有用力量，适应时机，协同行动”，并委托他负责“此间(指上海)一切”^[8]。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罗君强以代理警察局长名义向全市发布警令，声称“决不使任何不合法的势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侵入市内”，“必保护上海全市的生命财产直至安全地奉还中央(指重庆国民政府)而后已”。扬言“最后虽剩一兵一卒，亦必周旋到底”^[9]，向重庆国民政府大献殷勤。当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入上海，在日本一宣布投降之时，即电令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这两个汉奸头子摇身一变，顿即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人。8月19日，罗发布紧急命令称：“所属官警及市区全体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并应听从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指挥”，“集中警力，强化治安”^[10]，为国民党“接收”上海效力。罗君强本来罪大恶极，只因随周佛海搞“曲线救国”和“反共有功”，得以一时逍遥法外。但在广大民众“严惩汉奸”的强烈呼声面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9月30日将罗逮捕，并于1947年3月6日判以无期徒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君强对蒋介石“反攻大陆”抱有幻想，不承认自己的汉奸罪行。以后经过教育，态度才有所转变，承认自己“罪恶重大，几个头也都可杀，但共产党没有杀我”^[11]，表示愿意向人民认罪。1970年2月22日，罗君强病死于上海市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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