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生于1897年12月2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父罗传珍长期在江西做官，曾任进贤等县知县，同情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罗家伦幼时受父母的启蒙教育，稍长入塾读书。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肄业。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主修外国文学。与同学傅斯年、段锡朋是莫逆之交。

罗家伦入北大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逐步高涨之际，学生的思想十分活跃。罗能言善辩，是出名的活跃人物。1919年1月，他与傅斯年、徐彦之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得到当时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校方也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并同意由学校出版部发行和负担盈亏。《新潮》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组成，傅任主编。

《新潮》仿效《新青年》，鼓吹“伦理革命”，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宣扬文学革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李大钊和鲁迅都在《新潮》上发表过文章，也提供过意见。罗家伦在创刊号上写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热情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他在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什么是文学》一文，不仅反对文言文，而且揭露专制制度下的文学的内容“只是摆出道学先生的面孔，代圣人立言”。但是《新潮》从创刊起，就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崇拜西方文明的倾向。罗家伦在上述那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中，流露出很害怕这个革命传到中国来的思想。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个活动分子。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并约请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罗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反对巴黎和会。大会决定于翌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早晨，各校学生按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随即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至东交民巷口，要入内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军警不许通行，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学生派代表四人往各使馆，罗家伦是代表之一。第二天，他又被派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进行联络，曾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新潮》因五四运动停刊。不久，傅斯年出国留学。10月，《新潮》复刊，罗家伦任主编。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队伍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时，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展开，《新潮》在胡适引导下，改良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逐渐成了宣扬各色各样西方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的讲坛。12月1日发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罗家伦发表《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一文，公然否定自己以前对十月革命的赞扬，说：“我从前说法国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俄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错误的!”他混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法国革命“含有社会主义的精神”。

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罗家伦在《新潮》第二卷第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根本否定五四运动的群众性革命风暴，说“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参加了学生运动，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提出今后应当“以思想革命为一切革命的基础”。他所谓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所以，他又提出“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就出国留学，走“专门研究学问”的道路去了。

同年秋，罗家伦赴美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历史与哲学，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秋离开美国，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四年。留学期间，罗很注意搜集各国办大学的经验。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后不久即参加北伐。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参议，旋任总司令部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他对蒋介石十分崇拜，加之会说善写，因此深得蒋的器重。当时蒋介石有关时局的大文章，不少是由罗家伦执笔写成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家伦是积极支持者，撰写过一些宣扬反共的文章。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决定创办中央党务学校，自任校长，由戴传贤、罗家伦任正副主任。8月初开学后不久，蒋被迫下野。下旬发生龙潭战役，孙传芳军渡江攻南京。罗家伦在师生中做了不少说服动员工作，才保住学校没有散伙。1928年1月，蒋介石又上台，进行所谓继续北伐的行动。3月，总司令部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罗家伦为委员之一，并兼任教育处处长，随军北进，6月到北平。

8月，国民党政府改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任命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为该校校长。清华学校是1911年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起来的，原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学校的经费有专门设立的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外交部正副部长和美国驻华公使三人组成，基金完全操纵在外交部一些官僚手上，弊端甚多。罗担任校长后，多方活动，争取到清华基金转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并使清华脱离外交部，完全隶属教育部，改称国立清华大学。他还改变了过去清华毕业生全部派遣留美的办法，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良的学生赴美留学。他曾提出：“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1]清华自罗任校长后，开始招收女生。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揭幕后，清华大学出现“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离开清华南下武汉，在武汉大学担任了几个月的教授。年底蒋介石到武汉巡视，亲自召见罗，把他调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担任代教育长。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属短期训练班的性质。罗到校后，建立了四年制的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学生亦起而反蒋。1932年6月，中大被行政院下令解散，学生听候甄别。不久罗家伦被指定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8月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到校后，极力把学生的反蒋抗日热情引导到所谓研究学问的道路上去，提出以“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说：“人家骂我们为无组织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感觉的不仅是政治的无组织，乃是整个的社会无组织，尤其是文化也无组织，今后我们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来。”^[2]

罗家伦办大学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重视罗致人才，延聘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曾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3]他还采取增加图书设备、加强基础课等一系列措施。中央大学原仅有学生一千人，罗任校长后，抗日战争前已发展到两千人，并于1937年5月在南京郊外动工兴建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名学生的新校舍，为日后发展做准备。

同年7月初，罗家伦应蒋介石之召前往庐山参加谈话会。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回南京做迁校布置，决定迁校重庆，并面蒋陈述意见，立刻得到蒋的同意。迁校计划顺利而迅速地进行，10月即大致就绪，11月初，中央大学即在重庆沙坪坝正式上课。抗日战争期间，中大学生逐年增加，到1941年已增至三千余人。

罗家伦很注意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重庆期间，他定期向学生作演说。当时大后方反蒋运动高涨，他竭力引导学生闭门读书，故意把教育说成是超阶级的，说“教育最高的目的，是要造就好人，造就好的国民”。他一面“希望以后各党各派，不要以青年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说“这样不但是害了青年，而且是害了国家、民族”;一面却“热忱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能积极挽救现在青年体格和人格上的两种颓风”^[4]。

1941年9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蒋介石先后委派他往西南、西北各地考察，一则视察边境各省情况，一则对各地军政人员进行游说。10月，罗任滇黔考察团团长，前往云南、贵州。当时蒋正组织远征军，准备开入滇缅边境，罗为蒋摸清了地方实力派的动态，宣扬了“中央德政”。1943年3月，罗受任为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6月率各方面专家学者四十六人，组成包括铁路、公路、水利、农林、畜牧、垦殖、工矿、民族、教育、卫生等专家人员在内的考察团，先后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考察。事毕草成大西北建设计划及报告多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伦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张继)。1947年5月，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1949年12月，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罗家伦回到台北。旋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兼任台湾蒋政府“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先后主持编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及部分《革命文献》。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病逝于台北。

罗家伦的主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逝者如斯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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