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人，1884年2月25日(清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出生于南洋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其祖父罗超六(耀南)为南洋华侨，曾在南洋和祖国台湾修筑铁路。其父罗经邦，自幼跟罗超六到南洋，因体弱多病，没有固定职业。罗福星刚周岁时跟随父母迁回广东老家，六岁启蒙。十岁跟祖父再去巴达维亚，入当地华侨办的中华学校就读，1902年7月毕业。次年跟随祖父来到台湾。

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罗福星到台后，在日本人办的学校里读书。他饱尝奴化教育的痛苦，目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虐，产生了反抗思想，萌发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国土台湾的志愿。由于不满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罗福星一家于1906年2月抛弃家产，内渡回广东。路经厦门时，罗福星遇见在巴达维亚中华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由老师介绍参加了同盟会。

罗福星回到广东老家后，在小学当体育教员。此时，曾于1895年在台湾倡建“民主国”开展反割台斗争的台湾绅士丘逢甲，任广东全省学务公所参议，得知同乡晚辈从台湾回来，十分高兴，乃聘罗福星为广东视学兼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并于1906年底1907年初派他到南洋爪哇等地考察华侨的教育工作。

罗福星到了南洋，受到当地侨胞的欢迎。1908年春被聘为新加坡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罗在那里向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华侨关心祖国革命事业。这期间，他以中华学校校长身份，经常来往于新加坡、缅甸和巴达维亚之间，并担任同盟会设在缅甸的“书报社”书记，从事革命党的宣传活动。

1910年，罗福星从新加坡转到爪哇，担任巴达维亚华侨办的中华学校校长。那时候，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曾先后到南洋一带发动华侨参加革命工作。罗同他们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指导。

1911年春，同盟会组织领导广州起义，西荷印机关部集结十七人回国参加。罗福星毅然辞去中华学校校长职务，先到香港，后于4月27日上午潜回广州，参加这次起义。罗随黄兴袭击两广总督署衙门，奋勇杀敌。这次起义不幸失败，许多革命党人英勇牺牲。罗福星也为流弹所伤，后脱险潜离广州，经香港与胡汉民一起到暹罗，又去巴达维亚找黄兴，请求分配任务。

是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黄兴电嘱罗福星在南洋华侨中招募义军，作为革命后援力量。罗即在巴达维亚组织二千多华侨参加民军，启程回国。他们先到广州，向广东省都督胡汉民领取武器、弹药后，乘军舰北上，12月经上海到苏州。后因南北和议已成，新政府又财源不足，民军不得不奉命于1912年2月解散，陆续踏上归程。罗福星于3月6日离开苏州，经上海回广东老家，在家乡任大地学校校长。

辛亥革命后，祖国大陆人民更加怀念和关注台湾同胞。许多人主张去台湾发动同胞赶走日本占领者，福建都督府也计划派人去台湾活动。罗福星自告奋勇，于1912年12月再度来到台湾。

到台之前，罗福星于5月中旬会见孙中山，表示自己的决心。孙中山鼓励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要决心收复，但得讲求方法。到台后，罗注意贯彻孙中山的指示，打扮成商人模样，以台北大稻埕大瀛旅社等处为活动基地，寻访旧日同游，集结抗日同志，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革命情形，宣传革命道理。罗对他们说，日本在台湾“蔑视及虐待本岛人民，课重税，夺产业，使失生计之途”，本岛人民“今尚不觉醒，则前途将益形暗淡”，“台民系中国人，实无长久屈服于日本之理。应于岛内纠合同志，待机来临，蜂起于各地，杀退日人，驱逐于岛外，以脱离悲境”^[1]。

罗福星联络抗日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支部，对外用“华民联络会馆”名义开展活动。他和刘士明、江亮能、彭云轩、邱维藩、林达荣等十二人被称为“十二志士”，在苗栗建立领导机关，以地势险要的大湖为根据地，并派出同志分赴南北各地，设立同盟会分部。他们还同当时在台组织“共和联络会馆”的吴颂贤等人密切配合，共谋大举。

在罗福星等人的努力下，台湾抗日斗争的形势发展很快。他们以同盟会为统摄，以华民会、三点会、革命会等组织为外围。为了避免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注意，各地的组织都用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等名义。不到一年时间，从台北到台南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同时，罗还派人与新竹的张火炉、台南的李阿齐、东势的赖来，以及南投的陈阿荣等人领导的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大陆沿海各省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同盟会组织联络，以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为了便于联络和传递消息，罗在同盟会会员和抗日同志之间使用了许多联络暗号，如以“君子”、“杂货”称十二志士，以“母氏”称孙中山，以“婶母”称黄兴，等等。

1913年4月21日，罗福星等人在苗栗召开了台湾同盟会支部的代表大会，动员革命同志做好准备，迎接抗日起义。会后他们以十二志士的名义发表了《大革命宣言书》，列举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血腥统治的各种事实，指出“自日本亡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其苛暴恶政，无所不用其极”，“台湾人民，刻已翻然觉悟，均当以鲜血一洗前此之耻辱矣”^[2]。《宣言书》特别提到，台湾同胞抗日复土的斗争，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导人的关怀，得到了大陆人民的支持与配合。《宣言书》秘密散发于台湾各地，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许多人捐资筹集革命经费，有些人组织了“决死队”。武装抗日起义的队伍逐步组织起来后，仿照祖国大陆革命党武装的组织形式，设旅长、团长、排长等职，旅长统率千人，团长统率百人，排长带领十人。十二志士之一的江亮能担任司令军长，具体指挥起义的军事行动。

当时，广东都督府也派了革命党人吴觉民到台湾。吴会见罗福星后，决定互相配合共同斗争。是年七八月间，黄兴先后两次派人到台湾，了解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情况，转达了革命党和祖国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怀和支持。

罗福星和台湾同胞的抗日活动日益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日本在台湾的统治者于10月开始，在台湾各地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了大批同盟会成员和“可疑”的群众，对他们进行审讯和拷打。罗福星动员未遭逮捕的人继续进行抗日斗争。他认为，若停止活动，必致丧士气、乱人心，需要再接再厉，不屈不挠。10月22日晚，罗福星等人在旅馆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表示：“男子以名为重”，“名誉者，吾人事业之支柱也”，“今余即令粉身碎骨，意志仍不屈也”，“若我不幸被捕，我必出以坚强之意志，断不泄漏机密。为革命献身，慰三百余万之同胞，以留功绩于我(中国)政府之历史中”^[3]。他一再表示，抱定坚强信念，为革命而献身。他给闽省都督孙道仁写报告，提出要在台湾组织临时联合会，以为大举之用，并请速出兵来台。

在这期间，罗福星加紧活动。他得知苗栗打入敌人机关中的革命同志全部被捕，立即冒险到台中、台南各地了解情况。敌人到处搜捕，一时无法开展工作，他又化装回到台北。12月间，罗在台北秘密召集同盟会成员会议，研究如何冲破敌人的恐怖封锁，举行全岛起义。但这时敌人正在发动大检举，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起义计划无法付诸实行。罗为“暂避其锋”，转到淡水躲在一户农民家里，但终为敌人侦悉，于12月18日深夜被捕。这前后被捕的革命党人及抗日群众共达一千多人。

在敌人狱中和法庭上，罗福星严正斥责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罪恶行径。他利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机会，写了一篇“自白书”，分十一项，详细列举了日本官吏虐待台湾同胞的罪行。他还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信念的诗词，如“独飘彩色汉旗黄，十万横磨剑吐光;齐唱从军新乐府，战云开处阵堂堂。”“海外烟飞空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轻生爱自由。”“军乐扬扬列队过，天朗风清感慨多;男儿开口从军乐，同唱台疆报国歌。”他在《祝我民国词》中写道：“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沽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尚。”取首字寓语“中华民国，孙逸仙救”^[4]，表现出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对孙中山的崇敬心情。

1913年底1914年初，日本殖民统治者在苗栗设临时法庭，对罗福星和五百多位台湾抗日志士进行“审判”。3月3日，罗福星被处以绞刑，年仅三十。他视死如归，临刑前写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字句，表现出他对祖国和台湾同胞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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