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舆，字闰生，浙江海宁人，1876年7月5日(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中，其父早年经营商业，至陆宗舆幼年时，家境逐渐破落。

陆宗舆幼年进私塾，1896年到南京文正书院“从南通张(謇)先生读书学文，旋赴武昌习方言理化者年余”^[1]。1899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留日期间，陆宗舆结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章宗祥和曹汝霖，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表示崇拜梁启超，赞成中国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曾同表示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张继等人进行辩论，甚至发生冲突。1902年陆宗舆回国，被派在北京崇文门管理税务，继任进士馆和警官学堂教习。1905年10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陆宗舆调任巡警部主事。同年冬，陆随清朝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任二等参赞，经历日、美、英、法、德、俄等国。通过这次出洋考察，陆得到亲近徐世昌的机会并受到赏识。1907年4月，东北改设行省，徐世昌为首任总督，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由于采用疏通运道等措施，同时加强搜刮，盐课收入激增，每年课银从五十余万两(1906年)增至一百六十余万两(1909年)。清廷特意召见陆宗舆，表示对他的赞赏，1908年秋升为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徐世昌内调入京，陆随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陆宗舆于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陆宗舆任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袁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陆一度担任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同年12月，受袁世凯特命为驻日全权公使。

1914年秋，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在龙口等地登陆。陆宗舆奉袁世凯政府之命，向日本表示中国守中立，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2]，给日军的侵略活动提供了便利。

1915年1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派陆徵祥和曹汝霖在北京同日本公使日置益进行谈判，同时又命陆宗舆于东京同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等人多次密谈，探听日方的意图和动向。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最后通牒，5月2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3]，并于同年6月8日由陆宗舆在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4]。这一条约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随后，陆宗舆奉袁世凯之命，企图争取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公开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为此，陆宗舆曾受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秘密召见，“乘机授意”，大隈并向陆宗舆耳语说：“吾闻袁总统欲改帝制，如有意相商，吾当有所贡献，且乐观其成，君试密告之。”^[5]次日，陆果然致密电告袁世凯。其后，日本看到中国内外形势不利于袁，见风使舵，又抢先“劝告”袁不要称帝。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死去。陆宗舆也很快卸任归国。

1916年秋，陆宗舆就任交通银行股东会长。次年1月，曹汝霖任交通银行总理，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借得五百万日元贷款。此时，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派陆宗舆利用赴日兑款的机会，与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会见，秘密勾结。寺内通过陆宗舆和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嗾使段祺瑞对德宣战。后来陆宗舆透露说：“前年参战实系发源于合肥致日本之一电，时适舆在东京，为参战事往来电报甚多，因彼国之赞助，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乃始定见。归国后，弟复奉东海命往徐州说少轩(张勋)。舆当时与仲和(章宗祥)、润田(曹汝霖)外内奔走颇力，日本因此而援助段内阁，其大原因实由于此。”^[6]

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决定用借款等方式支持段祺瑞政府，派西原龟三多次来华活动。1917年8月10日，所谓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家银行名义上是经营两国间的汇兑事业，而实际上是日本借款给北京政府的收支机关。“汇业银行者，不啻贩卖中华民国掮客总会。”^[7]陆宗舆任该行总理，成为日本的公开代理人。

段祺瑞以参战为名，出卖国家主权，大借日债，扩充军备，妄图“武力统一”全国。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宗舆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家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日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及收益和吉黑两者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8]。这种卖国勾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连陆宗舆自己也无法否认，曾说：“若所谓卖国者，实际坏于吉黑之林矿借款。”^[9]

1918年10月，段祺瑞内阁被迫下台。段在离职前夕，给陆宗舆安排了一个币制局总裁的肥缺。徐世昌当上北京政府大总统之后，钱能训任总理，陆宗舆留任币制局总裁。

1919年初，察哈尔龙烟铁矿(今属河北省)公司成立，为当时北方最大的铁矿公司。4月19日，徐世昌派陆宗舆任该公司督办。30日，陆往天津迎接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来北京。5月4日，徐世昌设午宴招待章，陆在座作陪。当天下午章在曹汝霖住宅遭到爱国学生痛打，陆宗舆躲藏在家，未被学生发现。在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舆被迫于5月9日提出辞呈，但仍极力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解。随后徐世昌指令慰留，并颠倒是非，为其卖国行径开脱。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义愤。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将曹、陆、章三人免职。随后，陆宗舆家乡浙江海宁县召开公民大会，决定建立卖国贼陆宗舆石碑。“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八年六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10]陆闻讯后，重贿海宁县知事为其毁碑，北京政府内务部也令浙江督军卢永祥为陆撑腰，因而引起海宁县民众不服，奋起护碑。最后徐世昌亲自下令拆碑，但人民群众痛恨卖国贼的爱国心是压抑不住的。

此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庇护，陆宗舆留任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年，段祺瑞再次上台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时，陆宗舆一度出任临时参政院参政。其后继续担任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长期住在天津日租界。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后，陆宗舆移居北平。1940年3月，日本侵略者所扶植的南北傀儡政权合流，在南京成立以汉奸汪精卫为头子的伪政府，陆宗舆被聘为伪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1日，陆病死于北平，生前著有《五十自述记》一册，192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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