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败落的家庭。
 鲁迅七岁进本宅私塾就读^[1]，十二岁转入被称为绍兴全城最为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祖父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身患重病，鲁迅的家境由小康坠入困顿。在家庭破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开始体会到上层社会的虚伪和腐败。鲁迅还一度寄居在城郊的外婆家。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这段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为他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础。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派的“新政”彻底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勃兴。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激发了鲁迅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他决心不顾守旧人们的嘲笑奚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1898年5月，鲁迅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进入江南水师学堂，被编入管轮班。11月，鲁迅离开水师学堂，回乡省亲。年底，参加会稽县试。但鲁迅对“博取功名”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府试。次年1月重返南京，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这所学校，鲁迅如饥似渴地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并且在下矿实习过程中开始接触了中国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人。1902年1月以一等第三名优异成绩毕业。
 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接触了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他爱读《时务报》、《译学汇编》，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的著作，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等。他读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受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的深刻影响，惊怵于亡国的危险，决心奋起图存。《天演论》中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又使他感到了斗争的意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从而初步形成了他早期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
 鲁迅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留学。1902年4月，抵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寿裳，此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分为反清与保皇两大营垒，鲁迅站在反清方面，毅然带头剪了辫子。课余他贪婪地阅读欧洲各国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迫切地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他还经常参加反清革命民主派的各种集会。为了抗议弘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苛待与侮辱，鲁迅跟五十多名同学一度退学。这期间，他编译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编写了论述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发表了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翻译出版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
 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同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后来在谈到学医的动机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3]
 然而，鲁迅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一次，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围着看的一群中国人神情麻木。他感到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从此改变了医学救国的思想，转而志向于文学，以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急务。他告别了教学认真并没有民族偏见的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于1906年3月重返东京，学籍列在东京德语学校，开始文学活动。
 1907年夏，鲁迅计划筹办文艺杂志《新生》，作为从事文学活动的第一步，但没有成功。此后，他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大力进行思想启蒙工作。鲁迅还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俄国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短篇小说，这是他译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开端。这期间，鲁迅同革命党人陶成章等人时有过从，共谈时事，并参加光复会为会员^[4]。他还师从章太炎学文字学半年多。
 1909年夏，鲁迅因家境困难，离日归国。他先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化学和生理学，并兼任博物课植物学的日文翻译。因为校长夏震武搞忠君尊孔，鲁迅和其他二十几名进步教师相率罢教，终于迫使这个保守顽固分子辞职。
 一年后，鲁迅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原名绍郡中西学堂)监学，兼教生物学。课余辑录散见于类书中的唐以前的古小说，后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又辑录有关会稽的古代历史、地理逸文，后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革命军攻入杭州，绍兴人民欢欣鼓舞。在绍兴开元寺举行的迎接光复大会上，鲁迅被公推为大会主席，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为了教育群众，稳定局势，戳穿惑乱人心的反革命政治谣言，鲁迅还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组成“武装演说队”，手持刀枪上街宣传。绍兴光复后，鲁迅被绍兴军政分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这年冬天，鲁迅创作了第一篇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曾经以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接这次革命的鲁迅，目睹绍兴光复后招牌虽换却骨子依旧的情景，陷入了深沉的失望。为了“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5]，鲁迅积极支持南社在浙江的分社——越社创办了《越铎日报》。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公余，他往江南图书馆(后称江苏省国学图书楼)辑录唐宋短篇小说，后辑成《唐宋传奇集》。5月，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前往北京。
 临时政府北迁以后，袁世凯掌控了国家政权，组成北洋军阀政府，国家形势日益险恶，鲁迅感到极其痛苦。他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学经典，搜集、研究金石拓片。他在孤独中思索着辛亥革命的教训，在尖锐的思想矛盾中探寻着国家和民族的新路。他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兼教育部佥事期间，在提倡美育、制定注音字母方案、开展通俗教育、筹创京师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鲁迅“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焕发出蛰伏已久的战斗热情，发出了勇猛的呐喊。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专制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发表了《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1923年8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与此同时，鲁迅又创作了大量文艺性的论文——杂文，以尖锐、泼辣、生动的战斗风格，批判了“节”、“烈”、“孝”等封建礼教，揭露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尊孔复古主义，表现出彻底反帝反专制的革命精神，保卫和发展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成果。这些杂文，大都收集在《热风》和《坟》里。后来，杂文这种文体成了鲁迅战斗的主要武器，在他一生的文学事业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从1920年秋季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后来他把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公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我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至1926年止，鲁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学校兼课，成为广大革命青年景仰的导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群众运动逐渐高涨。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革命形势深入发展，促使“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6]。在这次大分裂中，鲁迅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虽然他还没有完全突破进化论观点的局限，曾一度感到“布不成阵”的苦闷和彷徨，但却毫不动摇地站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一边，坚持战斗，坚持探索，坚持前进，构成了鲁迅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倾向。他陆续写成了后来收集在《彷徨》中的十一篇小说，还写下了散文诗集《野草》等著作。在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鲁迅对宣扬复古主义的“甲寅派”和以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为主体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坚定的韧战。
 为了培育文艺新苗，广泛制造“批评社会、批评文明”的进步舆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发起并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支持和帮助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莽原》半月刊运作，编辑了《莽原》周刊、《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等。
 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为标志，革命运动在1925年至1926年迅猛发展。鲁迅受到鼓舞，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勇于站在斗争前列，“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7]。他三次为“五卅”惨案捐款，热情参加了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同时，继续写作大量杂文及其他作品，包括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表现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革命精神。
 鲁迅的英勇战斗，使北洋军阀政府十分忌恨。他的名字被列入了通缉的名单。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并为新的战斗做准备，鲁迅在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前往福建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开设“小说选及小说史”、“文学史纲要”等课程^[8]。文学史讲稿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公开出版。在厦门大学期间，他继续写了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一本《两地书》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等，共十七万余字。他还把1907年至1925年间写的二十三篇杂文编写为《坟》出版。此外，还鼓励和指导厦门大学学生组织文学团体和出版刊物。同年底，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抵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设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等课程，后又被特聘为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在广州期间，中共广东区委派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人跟鲁迅联系，经常将《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党团刊物赠送给他。鲁迅对代表党团组织跟他联系的革命青年特别热情，多方面对党团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
 通过在广州的实地观察和跟革命青年的接触交谈，鲁迅了解到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卖活动而造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深刻裂痕，觉察到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正在暗暗地加紧进行。1927年4月10日，在北伐军相继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庆锣鼓声中，鲁迅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写出了《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文章整段地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指导，要人们吸取历史教训，警惕革命的精神从浮华、稀落到消亡、复旧，力戒自高自满，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永远进击，彻底消灭敌人。两天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证实了鲁迅的科学预见。4月15日，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密令，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召集中山大学各主任开紧急会议，跟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力主营救被捕学生。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继续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杂文，大都收集在《而已集》中。10月，鲁迅离广州赴上海。
 鲁迅在广州虽然只度过了八个多月，但这一段斗争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后来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9]
 鲁迅到上海后，与许广平结为终身伴侣。他跟柔石等革命作家和中国济难会等革命团体密切联系。还结识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此，他决定全力以赴从事文学创作。
 鲁迅在上海定居不久，就跟创造社、太阳社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鲁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对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10]在1928年和1929年，他用很大的精力翻译文艺理论著作，主持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他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以及俄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都曾编入这套丛书。他除曾一度主编由北京迁往上海出版的《语丝》周刊外，还跟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大力介绍外国的文艺创作和批评，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鲁迅还帮助柔石等人组织朝花社，介绍苏联和其他国家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和版画艺术，先后出版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他在这一时期撰写的杂文，编入了《三闲集》。
 国民党当局在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发起进攻。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为纲领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及其他进步作家结合在一个革命文学阵营之内共同战斗。他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向革命作家提出了战斗的要求，指明了当前战斗的方向。他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并亲自编辑“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文艺研究》等。他率领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对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学团体“新月派”、对国民党特务策划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将。9月，“左联”在上海为鲁迅举行五十寿辰庆祝会，祝贺他在开创和发展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光辉业绩。
 左翼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堕落文人”的罪名通缉鲁迅。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传闻将搜捕鲁迅。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鲁迅被迫离开寓所去别处暂避。不久，他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在“左联”的秘密刊物上发表文章纪念战死者，并撰文在国外报刊上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这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鲁迅撰写了一系列犀利的杂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这两年间的三十七篇杂文和一篇译文，收集在《二心集》中。
 1932年初，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鲁迅和茅盾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同年，鲁迅会见从苏区来上海的红军将领陈赓，向他了解红军反“围剿”和苏区人民的生活及文化建设等情况，很受鼓舞。
 1931年至1933年期间，鲁迅与瞿秋白从通信、见面到结为知己。瞿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以避敌人的追踪，得到鲁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许多关照。他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并肩战斗，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一道构思和写作了一批批判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杂文。瞿秋白高度评赞鲁迅的杂文，1933年4月亲自编选《鲁迅杂感选集》，选收鲁迅1918年至1932年间的杂文七十四篇，并撰写序言，深刻论述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明确指出：“我们应当向鲁迅学习，我们应当和他一同前进。”^[11]
 1933年1月，鲁迅担任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他不顾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迫害，参加营救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共产党人的活动;并跟宋庆龄等人一道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6月18日，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鲁迅冒着极大的危险，亲赴万国殡仪馆为杨铨送殓。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远东反战会议，鲁迅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同年，鲁迅会见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并参与发起为被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遗族募捐活动。
 在同形形色色的敌人和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鲁迅用各种笔名写作了大量战斗的杂文。这期间，鲁迅着重批判了鼓吹“文艺自由”论的“自由人”胡秋原和打着“第三种人”旗号而后来当了国民党书报审查官的苏汶(即杜衡)，有力地回击了他们在超阶级文艺观幌子下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进攻。鲁迅把1932年至1933年写的杂文，编集在《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蒋介石在1934年疯狂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又鼓吹以所谓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文化教育界的尊孔复古派蠢蠢欲动，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于是文言与白话的争论复起，并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大众语的论争，成为当时文化“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一个侧面。鲁迅坚持中国语文的改革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8月作《门外文谈》，对这场论争作了科学的总结。同时，鲁迅作《答国际文学社问》，先后发表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和苏联《真理报》，向全世界宣示了自己对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的坚强信念。他把这一年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写下的战斗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指出这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12]。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号召。10月，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十分兴奋，请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经巴黎向中共中央拍贺电，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还冒着危险，保存了方志敏就义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和狱中所著《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手稿。这批珍贵的革命文物，后来由其他同志妥善转交给了中共中央。鲁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尊孔逆流，对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提倡所谓抒写“性灵”的闲逸小品以麻痹人民意志的行径，继续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这些战斗的杂文连同这一年的其他短文共四十八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出版。
 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鲁迅还以很大的精力从事翻译、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的工作。苏联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是他在1931年8月译出的，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1935年至1936年最后战斗的时刻，还不知疲倦地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果戈理的《死魂灵》等名著。鲁迅寄无限深情和希望于革命文学青年，从各方面热忱关怀和积极培养他们。他到上海后虽然离开了教育岗位，但是仍然关心教育战线的斗争和青年学生的成长，多次应邀在上海、北京的大学讲演并热情接待来访的青年，回答青年们在数以千计的来信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鲁迅的周围，把鲁迅视为自己尊敬的良师益友。鲁迅十分热心地提倡战斗的木刻艺术，指导青年组织木刻团体从事创作。1931年8月，还曾举办木刻讲习班，请日本美术教员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自己亲自翻译。以后又陆续举办展览，编印画集，介绍外国优秀的版画艺术作品，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6年，鲁迅虽然身患重病，但仍以“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奋斗精神坚持战斗。2月，他转交了中共北方局跟党中央接关系的信件。4月底，他会见了受党中央之命由陕北来上海的冯雪峰，兴奋地听取冯介绍红军长征的经过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6月9日，他抱病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冯雪峰笔录)，反击托派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诽谤诬蔑。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13]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重申：“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同时，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他赋予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一、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二、但在文学问题上仍可以互相批判;三、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14]。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切感情，他还托人将火腿等礼品赠送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
 这一年，鲁迅还亲自编辑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苏联版画选集》等书籍。他满怀深情地将瞿秋白翻译的论文和文学作品编成《海上述林》，亲自为之作序出版，以此作为对亡友的纪念，并向敌人示威。他本年撰写的三十五篇杂文，后编为《且介亭杂文末编》出版。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本杂文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组成治丧委员会。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二万余人送殡。鲁迅遗体安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战斗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加上日记和书信，约一千万字以上。其中包括杂文集十六本，小说集三本，散文诗集一本，回忆散文一本，辑录、校勘后公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中国古典文学史论著两本，现存书信一千四百余封，以及1912年5月5日至1936年10月18日的日记(其中1922年佚)。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从20世纪初年到30年代的斗争生活。此外，他翻译介绍了十四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编印成三十三个单行本，总字数超过二百五十万，促进了中国跟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编印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的著作和译作，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以及《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出版，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重新注释的《鲁迅全集》(十六卷)也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全部出齐，新版《鲁迅全集》(十八卷)于2005年出版。北京、上海、绍兴、广州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在国家文物局、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等学校成立了研究鲁迅的专门机构。鲁迅的作品在全世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国家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出版了他的作品，不少国家还出版了他的传记和研究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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