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1867年10月22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五)出生于一个农村塾师家庭。1884年入山海关北洋随营武备学堂,毕业后留任算学助教。此后在清朝军队中,历任新建陆军步队兵官学堂内堂教习,祥字营正哨长、充山东先锋队后路右营帮带、北洋新练左军右营管带、北洋常备军左镇马队第四营管带、第二镇步队第三标统带、陆军步队第二协统领、陆军步队第十一协统领。以军功荐保以提督、总兵记名简放,加墨尔庚额巴图鲁勇号,并加副都统衔,候补陆军副都统。1911年4月,卢永祥升任北洋第三镇(统制为曹锟)第五协协统,驻防奉天新民屯。其间曹锟丁忧,暂代统制职。10月,武昌起义爆发。10月27日,卢永祥参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领衔的联名电奏,提出立宪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后又参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谋议组织的“立宪军”。但卢永祥忠于袁世凯,不理会张绍曾“集军滦州”的请求,而于11月率部第三镇第五混成协从东北去镇压山西革命军,并于12月初攻占山西门户娘子关,1912年1月初攻占太原。卢部军纪极坏,“纵掠太原,肆同狂寇”,山西赵城绅民铸卢永祥的铁跪像以示愤恨之情,其铭文称卢为“汉族之贼,满清之奴”、“山东巨盗,袁氏走狗”。当地人士曾上书袁世凯控诉其暴行,但袁世凯内阁于2月1日任命卢永祥会办山西军务。
1912年3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卢永祥任陆军第二十镇统制,驻防奉天,并授予陆军中将衔。10月,改镇为师,卢任第二十师师长,辖第三十九、四十两旅,并直属陆军部,但因张作霖、冯德麟的反对,卢调任陆军第五混成旅旅长,驻北苑。1914年5月,该旅扩充为陆军第十师,卢任师长,辖第十九、二十两旅。同年,日本对德宣战,卢率部开赴济南,维持所谓“中立地位”。10月,第十九旅调防江苏松沪一带。1915年11月,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身亡,袁世凯为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将松江、上海两镇守使合并为松沪护军使,直隶中央,令卢永祥率部移防上海,任命杨善德为护军使,卢为第十师师长兼松沪护军副使,驻防吴淞。
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卢永祥虽未积极参与,但亦未加反对。但当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通电宣布独立,卢永祥于次日即与杨善德等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等立即“取消前电”,否则将“整率军旅,请旨声讨”。12月29日,又致电政事堂,劝袁速就帝位。待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卢永祥等又通电表示希望讨袁的滇、黔二省“捐除夙见,共济时艰”。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渐渐形成,卢永祥投向渐渐形成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1917年,杨善德升任浙江督军,卢永祥任松沪护军使。
1917年因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发生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的职务,段即发出一道教唆督军团起兵反抗的通电。卢永祥起而支持段祺瑞,一面在上海开会讨论“保护地方治安事宜”,又于6月1日致电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如不允所请,将“与独立各省一致行动”。6月3日,卢永祥在护军使署召开有关军事会议,议定“在沪军警行政各机关应取同一态度”,并将“中央文电暂行搁置”。4日,又电天津宪法研究会,再次表明解散国会的态度。同时,以护军使署的名义派代表参加天津的“各省军务总参谋处”的特别会议。6月13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卢永祥于20日通电全国,表示今后“惟有力谋地方安宁,静候中央解决”。其时,应黎元洪之邀赴京调停“府院之争”的安徽督军张勋于7月1日复辟帝制,封卢为江南提督。7月2日,卢永祥召开紧急会议,表示反对复辟,但“要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以便决定进行”,并与海军将领程璧光联合通电,宣布参加讨逆。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通电宣告不再与闻政事,推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冯北上就职,皖、直系对江苏地盘展开争夺。冯为保其江苏的地盘,于8月6日任命直系李纯继任江苏督军,皖派的卢永祥则于15日被委为会办江苏军务。段祺瑞执政北京政府后推动武力统一西南的政策,这又与冯国璋主和意见相左,卢对段的政策表示支持,11月中旬通电主张继续对南用兵。12月初,卢派代表参加了曹锟等人在天津举行的督军团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速颁明令,讨伐西南。当时直、皖对于新旧国会也意见相左,冯国璋主张同时取消旧国会和临时参议院。12月31日,卢永祥与主战派曹锟、张作霖等十督军联名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总统。
1919年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卢永祥一方面致电北京政府,称“民心向背实时局安危”,“国势虽弱,民心未死”,要求“请饬和会专使据理力争,坚持到底,以顺民意”,同时希望政府“力顾大局”,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免职。同时对于学生的罢课,认为于“治安学业两有关碍”,要求上海道尹设法消弭,又致电江苏教育会要求照常上课,其后又下令提前两星期放假。当上海的三罢运动开始后,卢永祥则宣布戒严。对于“五四”的新思潮,卢永祥极为反感,查禁《浙江新潮》、《新青年》等书刊,谓这些刊物“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贻害秩序,败坏风俗”。1919年8月,卢永祥任浙江督军,兼松沪护军使。巴黎和会后,日本多次催促中国与其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中国国内舆论强烈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补签对德和约。卢永祥一面对上海学生对于鲁案的罢课游行进行弹压戒严,一面于1920年2月多次致电北京政府,认为中国只有南北统一之后,“再行讨论山东问题”,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建议山东问题应交由国联解决。
1919年春开始的南北和会无果而终,1920年4月5日,卢永祥通电提出促进南北和议主张,称南北和议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所谓根本解决者何?即法律问题是也”,“解决法律问题乃即为谋和之捷径,其他各问题均属善后之策”,认为取消中日密约解决军事协定等案并不是国家根本问题,而只是外交上的事件。为此,卢指出“旧约法不适合国情”,“非从速制定宪法不可”,主张“从新、旧两国会中各选出若干人,协商组织宪法委员会”,速开制宪会议,以定国本而释纷争。4月23日,卢又通电倡议废除督军制度,指出督军制是“和议之梗”、“政治之害”,“共和政体之下,督军制似不相宜,是督军本非久存之物,亦非武人世袭之职”,“废除督军制实为今日切要之图”,为根本解决全国和平统一的途径。并表示愿意身体力行,“取消督军,请自永祥始”。5月,卢永祥发表《废除督军制度之商榷书》,对废督作了具体说明,废除手续“以六个月为最大限,入手之初,安置将校,次及裁兵,次及废除督军制”,设军事参议院安置高级将领,校官以下按军阶给予薪俸;士兵或充城镇乡警察,或改编警备队、工程队。而裁兵后“各省区地方治安之责,则有各行政长官担负”。
在直皖战争前,直系就密谋夺取皖系卢永祥、何丰林控制下的松沪地区。7月2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了由江苏督军李纯提出的沪、浙军政人事变动,以卢永祥为浙江督军,裁撤松沪护军使,改设镇守使,以第六七混成旅旅长何丰林为松沪沪镇守使,隶属江苏。卢、何拒不受命,由7月4日通电反对裁撤松沪护军使,谓“松沪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要求“准予维持现状”。双方都调动军队,李纯调江苏第二师朱熙部进驻昆山,而卢永祥宣布上海地区特别戒严,派浙军开往南翔。然因驻沪领事团的强烈抗议及沪、浙各公团的奔走,苏、浙于7月12日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保境安民公约》,并将各自军队撤回原防。
1920年7月的直皖之战中,皖系战败,卢永祥成为皖系少数仅存有地盘的督军,在直系势力的包围下不自安。为此,对外卢永祥结奉系、粤方,谋组反直三角同盟,帮助困居福建漳州的粤军成功回粤,并向发起驱桂之役的粤军提供军火接济;对内,卢永祥提倡制宪自治以结地方势力,排拒直系进入浙江。1921年6月4日,卢永祥发出轰动全国的豪电,称中国由于各省分裂,造成南北对峙而不能统一,所以中国只能由“分裂而进于分治,由分治而合成统一”,因此正本清源之道在于“先以省宪定自治之基础,继以国宪保统一之旧规”。同时,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商议办法交国民公决。6月5日,卢永祥致电徐世昌谓此为“欲求真正统一”的“根本补救之策”。豪电发表后,获得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赵恒惕、广东省长陈炯明、贵州督军卢焘、湖北督军王占元、川滇边防督办刘湘、安徽督军孙发绪等,以及各省法团和名流的支持。6月23日,卢永祥邀集浙江省长沈金鉴及浙江各军政主官在陆军袍泽社召开省宪意见沟通座谈会,称豪电“用意在分权自治”,而不是主张浙江独立。9月9日,浙江省宪会议通过省宪(“九九宪法”),又公布省宪实施法;9月22日又组成由卢永祥、蔡元培、黄郛等九人为委员的宪法执行委员会。虽卢一再表示制定省宪法“实为不可稍缓之事”,他本人“期望其早日有成”,但省宪公布后,卢恐实行省宪后要受约束,不能专擅自由,借口部分浙人对省宪内容的不满,终不愿实行。1922年浙江省议会又将“九九宪法”作草案的一种,另以其他草案三种,以红、黄、白三色识别(“三色宪法草案”)交由公民总投票,后亦未举行总投票程序。正如时人所说:“主张省宪,献媚浙人,及省宪议成,则授意私人,沮其行使。”
1921年,梁士诒内阁同意日本的要求,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引起国内反对鲁案的风潮。卢永祥于1922年一二月间连续致电总统徐世昌,称“胶济路案,关系吾国生死存亡”,应确定胶济路为民有“以管理权畀诸人民”。同时,梁士诒内阁经办鲁案真相不明查,“内则堕政府之尊严,外则启友邦之诽笑”。同时声称,现在救中国之良策不外乎“第一条即不借外债,第二条即财政公开”,卖路亡国系急性病,借款卖国系缓性病。
1922年5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着手恢复民国初年之国会以“法统”对抗孙中山护法旗帜,又欲迎黎元洪复任总统以为曹锟做总统之过渡。6月2日,徐世昌以衰病辞去总统职务, 6月3日,卢永祥发表通电反对法统之说,谓徐世昌去职,以政权付诸现内阁摄行,内阁还诸国会无法律依据;黎元洪辞职“以后未满之法定任期已由冯河间(国璋)代理终了,已无职可复”,因此黎是“事实上的总统而非法律上之总统”。5日,松江沪军使何丰林响应卢的通电,表示反对黎复职。6月6日黎元洪发出复职的“废督裁兵”条件的鱼电,6月10日黎元洪通电谓复职法律问题付诸国会解决,11日,黎元洪复任总统。卢永祥因黎元洪有“废督裁兵”的主张,便于6月16日宣布,“即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之职”,任浙江各法团公举之军务善后督办,颁布善后纲要,“以第十师师长名义,暂行维持原有防地,并协同省长及各镇守使、各师长共负地方治安之责”。6月20日,卢永祥通电称,“自废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内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实际上变相宣告浙江独立。
7月,卢永祥发表《与国人商榷国事书》,对解决时局提出较详细的意见。卢称直系“以己意代民意,仍是伪善”,虽“有异于暴乱,而其播革命种子则同”,而“非法律上之总统”强“行使法律上之职权”,“徒种革命之恶因”。卢认为中国政局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法律问题”、“自治问题”、“裁兵及善后问题”。法律问题,即是黎元洪复职问题,卢认为解决之道“一、须依大总统选举法选举总统;二、由合法总统提出国务员经国会同意后组织内阁;三、国会迅速制定宪法”。对于“自治问题”,卢永祥认为,北京政府对自治有两大误解,其一“误认自治为西南革命之旗帜”,但实际上自治为民国“立法上之悬案”,“以自治权付诸各省,是谓分权自治”,“各省以独立之意味互相联结拥护其自治,是谓联省自治”;其二北京政府“误解自治妨碍统一”,实际上省宪自治完全实现,政治必臻统一,并提出分省自治有使“武人势难割据”、“免除立法困难”、“党派之势力”等十大利。对于“裁兵善后问题”,卢认为“欲裁兵必先废督乃为显著之事理”,分三步办理:“第一步,废除巡阅、督军,依次废除镇守各职事,缩小军事范围,专办善后。”“第二步,俟全国统一,军事改定,确定每省养兵之额。始能确定裁兵之数,资遣办法尤须划一。”“第三步,专办安置裁兵事宜。”其法为“改兵为工”、“移兵实边”等。7月,卢永祥又将浙江电信收入归浙省支用。10月10日,通电各省,表示其废督旨在“保境安民,扶植民治”。这些都推动了浙江省的制宪自治运动。
面对直系的活动,皖、奉、粤三派加紧活动,一面谋破坏曹锟贿选之计划,一面加强联络,而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杭州成为反直三角同盟活动的主要地点。1922年下半年,孙、奉、段(卢)各派代表在上海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协同反直宣传活动,组织国闻通讯社,作为反直宣传机构,以卢的代表邓汉祥为社长。其时,受直系逼迫的黎元洪已不安于位,于1924年6月13日离京赴津,部分议员有南迁动议。卢即于6月23日通电,表示欢迎议员南迁上海制宪。26日又重申,“维护赞助之责,当与国民共之”,并资助部分南下议员之经费。其后又通电反对所谓大选,谓“民国元首地位,全赖法律保障,免相争攘,若根本产生于非法,则先播下革命种子”,现在选举“不外藉法律为面目,拥出制造革命之人”。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10日就任总统,12日卢永祥通电否认曹锟为总统,并宣布与北京政府停止公文往来,以示决裂。卢永祥反对曹锟贿选活动的表现,也使其“遂获美誉于东南”。其时,直系的江苏与皖系的浙江因松沪问题,战争之势已不可免,但因直系未解决福建的问题,吴佩孚不赞成江苏齐燮元督军武力对浙。1923年8月,在两省地方人士的调停下,齐燮元与卢永祥签订了“江浙和平公约”。10月,卢与皖督马联甲又签订“皖浙和平公约”。1924年1月,又应江、浙绅商之请,齐、卢发表和平声明书。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江浙战争是从福建问题引发的。1924年6月,被福建军务督理周荫人从闽逐出的皖系臧致平、杨昭化部经赣入浙,为卢所收编为浙江边防军。卢的扩军引起苏、赣、闽、皖四省的不安,要求卢解散臧、杨所部,卢永祥拒不受命。吴佩孚、齐燮元以此为藉口,通电声讨卢永祥,谓其“背叛国家”、“荼毒地方”,确定苏、皖、赣、闽四省合力攻浙计划,得到直系的将领江西督军蔡成勋、陆军巡阅使冯玉祥、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河南督军张福来、湖北督军萧耀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安徽督军马联甲、甘肃督军陆洪涛、直隶督军王承斌、山东督军郑士琦、闽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及西南的川滇边防督办刘湘等的通电支持。为防止直系的进攻,卢永祥作了军事部署,成立浙沪联军,在龙华设司令部。9月2日,齐燮元下总动员令,苏军强占了安亭车站,战争爆发。3日,苏、浙两军正式接触,卢就任联军总司令,发出声讨曹锟通电,谓“已然贿选,国民蒙羞”。卢起兵后,反直联盟的粤方孙中山于4日决定北伐;奉方张作霖通电表示扫除民贼,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7日,曹锟下令免去卢永祥、何丰林本、兼各职,并令齐燮元督所部“相机剿办”。开战之初,浙军进展顺利,自孙传芳出兵由福建入浙后,战局直下。10月12日,卢永祥通电下野,与何丰林、臧致平避走日本。10月17日,曹锟下令通缉卢、何等人。第一次江浙战争以卢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古北口前线率部秘密回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系垮台。11月13日,天津会议召开,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等四十余人参加,讨论国会存废、战争善后等诸多问题,但与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则是“将来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张、冯、卢决定采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为过渡,得到段的首肯。11月15日,卢永祥与张作霖、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等通电,表示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决定对直系长江各省“护宪军政府”进行讨伐。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12月3日任命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旋改卢任苏皖宣抚使,免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12月16日,张作霖决定派奉军张宗昌、韩麟春,原皖系吴光新部为第一、二、三军南下护送卢永祥就任苏皖宣抚使,由卢永祥节制。12月18日,卢永祥在天津宣布就任苏皖宣抚使。1925年1月6日,卢致电江苏各军政官员,称其南下,系“为宣布中央德意,全无畛域之见,更不存恩怨之心”。10日,卢顺利入驻南京。但齐燮元不甘失败,于11日与孙传芳合组江浙联军。14日,卢正式在南京组建宣抚军,以张宗昌为总司令。16日,段下令查办齐燮元,由卢任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同时,为拉拢孙传芳,任命孙为督办浙江军务,使齐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卢军于17日发起攻击,至28日齐战败逃往日本,29日张宗昌部占领上海。奉系势力伸入长江流域。第二次江浙战争结束。奉系军队进入上海,引起孙传芳的不满,1月28日向北京政府通电,称齐燮元的军队败退,齐已不问军事,要求卢永祥所部还辕北上,辅弼中央,否则为自卫计,只能兵戎相向。1月31日,卢永祥宣布取消宣抚军名义,2月1日,卢永祥宣布来苏只为驱逐齐燮元,所部并未侵犯他省地境。孙传芳、卢永祥对松沪的争夺,经陆军总长吴光新的调停,达成上海兵工厂由上海总商会接管,松沪护军使一职由吴光新担任的协议。2月9日,孙传芳通电撤军,其后张宗昌通电表示听从卢永祥节制。
2月27日,卢永祥就江苏善后事宜致电执政府,提出“以一日不废督,则一日不能息兵”,要求请将其江苏军务善后督办一职明令永远废除,“以为各省倡”,同时开去宣抚使差以结束江苏的战事。废督之前,“大要者有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就江苏而论,“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徐州一带,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大江以南,永不再驻国军”。这一建议得到上海总商会和熊希龄、屈映光等的响应。但未被段采纳,卢仍兼江苏军务善后督办。3月3日,卢永祥再次谈及对时局意见,认为苏督一职志在必去,“非此不能永弭江浙之纠纷,且非此不能尽撤江南之兵”。就中国统一而言,卢仍主分权自治的意见,“中央政府只管外交,将财政、军事等概行任之各省自筹”,而宪法的起草“应该由各省分别起草,各提一案,而在北京设一审查委员会,汇集审议成一本,交各省举行总投票”。在善后会议期间,卢永祥多次致电段祺瑞,主张“废除督办,军驻军区,饷由部给,不干民政”以收束军事。
由于卢永祥是依靠奉系军队的力量取得江苏,因此“受制奉军,不能展布”,且奉系势力伸入长江流域后,不断侵食原属皖系的地盘,引起张作霖与段祺瑞的矛盾,卢曾参与调停,无果。5月,宣抚使署正式撤销,8月11日,段祺瑞准予卢辞去苏皖宣抚使兼江苏军务善后督办。
此后,卢永祥去天津做寓公。1932年1月,卢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代表。1934年6月2日,病逝于天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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