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鸣剑，原名骨珊，字顾三、顾山，号雪眉，四川荣县人，生于1877年5月14日(清光绪三年四月初二)。父龙章，又名得江，在本县五宝镇经营油坊。龙鸣剑九岁丧父。其四伯龙沛然出仕云南，官至知府，是龙鸣剑入学读书的资助人。

龙鸣剑幼年在本乡读私塾，学习勤奋，深得塾师的嘉许和学友的钦佩。后游学嘉定(今乐山)，年十九举秀才。1905年，龙鸣剑进入成都优级师范学堂读书。在这里，他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思想日趋激进，因抨击时政，被学堂当局斥退。龙鸣剑愤然离开学堂，剪掉发辫，决心向旧势力挑战。

1906年，龙鸣剑去北京考察政俗，对清政府的腐败深有感触，亲书北京现象为“高墙丰上激下，水潦一至，倾败随之”^[1]。旋即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他发奋钻研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对革命的信念与日俱增，龙曾愤慨地说：“吾国不革命，不可与新命!”^[2]随即加入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发生纷争，会员刘师培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竟欲排斥孙中山，改组同盟会本部。龙鸣剑得知，怒不可遏，首揭其奸，指出“大行不顾细检，此本奸谋，旦夕当暴露”^[3]，积极维护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

同年，川籍同盟会员王仰思、秦彝鼎等人回国到云南发动革命，四川革命同志于东京锦江春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龙鸣剑引吭高歌，慷慨悲壮，满座为之感动。事后王仰思写信给吴玉章说：“锦江春之宴，大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之概，毕生难忘。”^[4]

年末，《四川》杂志在东京创刊，它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为宗旨，是当时深受人们欢迎的刊物。龙鸣剑为《四川》杂志撰写《党祸论》一文，达七千余言，申革命大义，切中时弊。

1908年3月，河口起义失败后，龙鸣剑奉命回国开展革命工作。他远涉南洋，途经越南，于这年冬天进入云南。在归国途中书写“粗识轩辕奏乐章，九死南荒吾不恨”^[5]的诗句，表达了他愿为革命献身的精神。龙到云南后，奔波于滇南的盘山小路上，备尝艰辛。1909年春，离滇回川，在成都以创办法政学堂为掩护，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这所法政学堂实际上是当时四川同盟会的秘密机关，是革命者和爱国人士聚会的一个重要据点。10月，四川谘议局成立，龙鸣剑被推选为谘议局议员。他和程莹度等同盟会员“奉有使命暗中活动，乘机在谘议局内鼓动甚力”^[6]。清政府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全川人民愤慨异常，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龙鸣剑利用谘议局议员的合法地位，激烈地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立宪党人邓孝可为迎合清廷，力主铁路国有，在一次会上演说：“川民程度远不如湘鄂，湘鄂争可也，川人争不可也。”龙鸣剑驳斥说：“一般人民程度本不相远，蜀人能争与否，此视提倡者能力如何。吾蜀固亦人也。”^[7]语毕，赞成之声满座。

龙鸣剑与同盟会员王天杰等人密切注视保路运动的发展，“知此事非文电所能争也”，采取了与立宪派“明同暗斗”的策略，“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实”^[8]，主张将运动导向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龙鸣剑和其他革命党人，一面动员群众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一面联络会党，组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龙鸣剑接受在成都的同盟会会员的委托，于1911年8月4日(农历闰六月初十)同王天杰、秦载赓等人在资州罗泉井召集会议，商定武装起义方案，会议决定组织保路同志军，派人到各地去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并决议在农历七月间各地同时或前后起义。罗泉井会议结束后，龙鸣剑回成都，在四圣祠召开秘密会议，亲自作报告。尔后又冒着盛暑，奔走于成都与各地间，做武装起义的动员组织工作。他在起义前写了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9]表达了他对反清斗争的必胜信念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同年9月初，四川保路风潮越来越大，形成“万众附和”的罢市、罢课群众运动，使清朝统治者预感到“现在事机万分危迫，民气甚固”，“大局尤不堪设想”^[10]。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7日逮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首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九人，开枪屠杀和平请愿的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龙鸣剑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应立即进行武装起义。他四处奔走，驰檄飞笺，传递成都消息，号召各地起义。同时他疾驰成都城南农事实验场，与同盟会员朱国琛、曹笃等人商议，裁木板数百块，在上面书写“成都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响应，速来救援”的字样，涂以桐油，投入江中，人们称之为“水电报”。“水电报”顺江而下，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于是各地相继揭竿而起，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龙鸣剑发了“水电报”，就星夜兼程赶回荣县，数日内集结民军一千余人，同王天杰率民军北上攻打成都。临行，荣县人民张灯结彩，燃放鞭炮，热烈欢送这支反清义军。出荣县城北门时，龙鸣剑激昂慷慨，拔剑起誓：“此行不捷，吾不复入此门矣!”^[11]情气动人，大大鼓舞了民军的斗志。义军起程后，沿途参加者甚多，行至荣县双古镇已达三千余人。龙鸣剑同王天杰在双古镇对民军进行了整编。随后与秦载赓率领的起义民军会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众推秦载赓任东路民军统领，王天杰任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继续向成都进发。队伍在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同清军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战斗。龙鸣剑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指挥作战，欲“拼一死以谢天下豪杰”^[12]。在他的带领下，广大民军莫不英勇杀敌。后因军粮告罄，装备悬殊，战斗失利。于是东路军决定分兵向各州县发展。

龙鸣剑和王天杰率兵转战嘉定、宜宾一带，议定龙在嘉定建厂制造枪炮炸药，王天杰回荣县整理民团。王天杰率部分民军回荣县，荣县知县李燊春闻风而逃。王天杰等人同从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回川发动革命的吴玉章计议，决定建立革命政权，于1911年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龙鸣剑在嘉定闻讯，非常高兴，飞马回荣县。是时端方已至资州(今资中)，命叙府(今宜宾)巡应军攻荣县。龙鸣剑认为“自流井属叙(府)，叙防(军)去(自流)井必空，捣叙，防边必还救，荣(县)围必解”^[13]。为了保卫荣县独立，民军决定行“捣叙救荣之计”。这时，龙鸣剑在戎马征战中已积劳成疾，身染重病，但他在家只小住了几天，即带病冒险突围至宜宾地界，聚集民团数千人，分前后两路向叙府进发，龙鸣剑自督后路。当前路军将抵叙府时，龙鸣剑得知清军攻下离荣县城六十里的程家场的消息，甚为忧愤，吐血数次。随后病情更加恶化，于11月26日在宜宾徐场杨湾赵家大院含恨而死。

龙鸣剑病危时，倚枕急书，表明自己“不愿苟生，愤而起与(清)政府宣战，理势迫之使然”^[14]。他临死的那天早晨，倚栏小望，涕泪如流，为王天杰规划了求贤、筹饷、练兵、造械、保民、慎行六策。每条约三百余言，最后并书绝命诗一首。入葬那天，荣县、宜宾两地群众万余人自动前往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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