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恩，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湖北阳新县山区的一户贫苦农家。六岁时，其父贫病交迫去世。族人逼嫁遗孀，其母被迫带领他和尚在襁褓的妹妹，弃家步行百里，逃到举目无亲的汉阳，进汉阳医院当佣工。刘湛恩挎篮沿街叫卖烧饼油条，贴补家用。由于他母亲心灵手巧，在医院勤劳苦干，努力学习文化和护理技术，逐步从杂役升为护士而护士长，刘湛恩得以有上学的机会。

刘湛恩十二岁时从汉阳小学跳级到九江同文书院学习。五年后毕业，被保送进苏州东吴大学。1915年，刘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并获得奖学金，赴美国留学。他于横渡重洋之际，心潮澎湃，反复思索国家民族的富强之道，并与关心国事的同伴讨论。他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认为救国首先要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抵美后，他放弃学医，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1918年毕业后，又进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院继续深造^[1]。

刘湛恩在美留学期间，经常打零工，以维持日常开支。由于他自幼惯于艰苦劳动，不论打字或当家庭教师、佣工、饭店侍役，乃至农场季节工、洗衣擦鞋、修枝刈草，均不以为苦。他借在唐人街做工的机会，深入华侨社会，结交华侨朋友。他还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运动，团结中国留学生进行爱国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和会上进行交易，竟将德国非法强占我国胶东半岛的权益转归日本。巴黎和会将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华盛顿对公众发表演说，宣扬会议的成就和美国的“公正无私”立场。刘湛恩在人群中振臂用英语厉声责问：“我们的山东省怎样啦?”“我们决不同意!”他严正激烈的爱国行为，遭到美方特工人员的嫉恨，以致被捕。后经中国留学生及侨胞联名抗议，始获释放。

1922年，刘湛恩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次年到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教育部总干事，同时还在几个大学兼课。他鼓吹“教育救国”、“公民教育”，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2]，提倡举办职业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并任上海职业指导所主任。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内，中国师生集会升半旗以示哀悼，美籍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竟当众撕毁中国国旗，全校爱国师生愤而退出该校，自行组织光华大学。刘湛恩虽身为基督教青年会领导成员，却毅然不顾教会的反对和阻挠，积极协助建校，并担任光华大学校董兼教授。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不可遏止，迫使各教会学校不得不改革体制，调换外籍校长。1928年，三十二岁的刘湛恩接受上海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接替美籍校长魏馥兰(F.J.White)，担任该校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刘就任后，立即对这所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宗教气息浓郁的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他竭力削弱宗教对学校的影响，强调教学工作的独立性，避免教会对教学的干预，改革陈旧的规章制度。他减少宗教课程，并改为选修课，且不计学分。每星期日的礼拜活动，亦改为自愿参加。他聘请涂羽卿、余日宣、徐作和、蔡尚思等专家学者任教。还增设了许多新的专业课程，如商科的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专业;所设生物系，与协和医学院挂钩，协和承认沪江的学分，学生在沪江读几年后经考核及格，就可进协和医学院学习，实际上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刘湛恩多次出国考察、募款，在沪北扩建校舍，购置了第一流的实验仪器设备。当时沪江大学的经济大权仍掌握在代表教会利益的美国人手中，刘经常为学校购置设备等问题上与美籍财会人员力争。

刘湛恩认为学校不应专为中上层人士的子弟服务，也应面向贫寒子弟。他在沪江大学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助学金的名额，并大力提倡半工半读，以帮助家境贫困但学习勤奋的学生修完学业。有的学生因参加爱国民主活动，校方企图以不让毕业来阻挠。刘湛恩与校方进行说理斗争，保证这些爱国学生得以毕业。个别学生寒假期间因路费困难无法回家，他让学生住在自己家中。他还非常关心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为他们介绍工作。

刘湛恩特别重视课堂学习和实际工作的结合，注意加强商科各专业与上海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的联系，并建立自幼稚园到高中一整套教学实验体系，于杨树浦附近工厂区和农村设立社会服务和调查中心，以便于学生接触实际和进行社会调查。他力排众议，在接近上海市区商业中心的圆明园路创办“城中区商学院”。不久，又将杨树浦校本部的商学院迁并于城中区^[3]。商学院除大学本科四个系外，并为在职青年设置大学专修科、普通科和单科训练的特科;还为照顾在职青年学生和兼课教师时间上的冲突，充分利用夜间业余时间授课。这种打破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创举，实为以后我国夜大的发端。由于这些改革，沪江大学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闻名，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化^[4]。尤以商科和化学系，在教学水平上居上海各大学之首。

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的建立，受到在职青年的欢迎，入学人数迅速增加，第二学期即达五百多名，占沪江大学全校学生半数以上，超过了校本部。上海工商界徐寄廎、刘鸿生、吴蕴初、王志莘等著名人士也给予赞助和支持。他们捐资充作基金，提供师资、教材，鼓励自己企业中的青年职工报考，并设置奖学金。商学院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企业管理和财会人才，也扩大了沪江大学的社会影响力。

“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在校内外各种讲坛上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利用出国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机会，在欧美各国和南洋各地揭露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径，呼吁侨胞团结一致，支援国内的反侵略斗争。刘的演讲慷慨激昂，感人至深，在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刘还邀请力主抗日的冯玉祥以及陶行知、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到沪江大学演讲，并参与声援东北义勇军等活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沪江大学校本部并入城中区商学院，与东吴、圣约翰大学组成教会联合大学，继续开课。刘湛恩除主持联大校政外，还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被全市人民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他广泛联系在沪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外国记者、作家，发起组织“国际联欢社”，积极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他主持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以及困居于租界的难民救济工作。他还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安顿平、津等地流亡来沪学生的食宿。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汉奸、暴徒横行无忌，暗杀、绑架事件层出不穷。刘湛恩置一己安危于度外，日夜为抗日工作而奔忙。翌年春，日伪酝酿在南京组织傀儡政权，汉奸温宗尧在准备粉墨登场之时，妄图拉刘湛恩落水担任伪教育部长。刘严词拒绝，并晓以大义，劝温悬崖勒马。他还一再劝阻另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晚节，万勿事敌。刘的抗日爱国言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刘曾多次接到谩骂和威胁恫吓的电话和信件;住所周围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并被投掷手榴弹。他还收到一筐注入毒药的水果。这时，不少友人劝他离沪暂避，但他表示留在上海的抗日协会负责人已所剩无几，沪江大学行政也必须有人主持，决不能临危退离。他曾对他夫人刘王立明说：“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你如能带领孩子离开这里，我就无后顾之忧了。”^[5]

1938年4月7日晨8时半，刘湛恩携子出门，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公共汽车站候车去圆明园路学校时，突遭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当即牺牲。刘湛恩为国捐躯的噩耗传出，各界震惊。特别是在上海知识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数千人不顾日伪威胁，毅然参加送葬，形成对日伪暴行的一次有力的抗议示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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