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884年6月24日(农历闰五月初二)生于扬州，小字闰郎。曾祖父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三世共疏《春秋左氏传》，并入《清史儒林传》。刘师培幼年由母亲李汝授《尔雅》、《说文解字》、《诗经》等，后随从兄刘师苍问学，八岁开始学习《周易》，十四岁开始研读《晏子春秋》等子部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柢。十八岁参加府试，以“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警句名噪一时。1902年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中第十三名经魁。并游历南京，与缪荃孙等交往。

刘师培少年时代，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不断。他十分关心时局，写下了《湘汉吟》、《燕》、《宫怨》等诗作。1903年3月，刘师培赴开封参加会试，行前慨然于“苟安旦夕”、“墨守旧习”的学术风气，撰写《留别扬州人士书》寄给《苏报》，强调建立少学基础，实行欧化主义，革保守之旧习，生兼善之念，鼓励出洋留学，组织师范学会，广募教育经费，兴办新式女学。会试落第后，刘师培往来于南京、扬州，与缪荃孙、杨文会、桂蔚丞、方尔谦、方尔咸等名流交往，并接受王钟麒(郁仁)等进步人士的影响，筹办扬州师范学会，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以联合教师，改良教法，鼓励留学。针对清政府《密谕严拿留学生》，发表了《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强调：“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政府甘为公敌而不辞，于学生何尤?”“中国者，汉族人之中国也!叛汉族之人，即为叛中国之人;保汉族之人，即为存中国之人!”在《黄帝纪年论》中，要求废除帝王纪年，改用黄帝纪年，公开提倡排满反清。秋，与王钟麒同赴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林獬、陈去病、汪允宗、林宗素等人，改名“光汉”。作《中国民族志》，详细论述汉族扩张、异族入侵和各族融合的历史;编撰《攘书》，强调“夷夏之防”，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鼓吹民族革命。同时，加入中国教育会、对俄同志会，参与爱国学社工作，与蔡元培等人创刊《俄事警闻》，并积极为林獬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撰稿，用白话文向普通民众宣传革命理论。写成《驳泰誓答问》、《小学发微》。

1904年2月，《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任编辑主任。2月29日，刘师培致信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劝其“举两湖之疆，归顺汉族”，并参与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的工作。5月，刘师培因“苏报案”回扬州暂避，后赴南京等地。次月与何班结婚，不久夫妇同赴上海，何班改名何震，入爱国女校，接受革命思想，成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夫妻。7月，所著《中国民约精义》出该书“举吾国前哲所言，凡有与西儒民约之旨相合者，悉加采录，而每条之后，悉加后案，以与《民约论》相印”，使“改革政治之阻力，亦无从而生”。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刘师培由蔡元培介绍入会。此时，广西总督王之春来沪，刘师培与万福华等人策划暗杀王之春，行动失败后，万福华等人被捕。刘师培与林獬四处筹资，延聘律师为万福华辩护，最终万福华被判监禁十年。

1905年初，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学保存会，附设藏书楼，发刊《国粹学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增强民族自信心。3月25日，清政府查封《警钟日报》，并通缉刘师培等报社人员。刘师培化名金少甫，逃往浙江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光复会温台处会馆事宜，同时从事中国学术史研究，发表《古学起原论》、《古政原始论》、《群经大义相通论》、《两汉学术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理学字义通释》、《文说》等研究成果，综合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扬州学派的传统治学方法，研究中国经学、诸子学、文学等学术思想的起源、继承和发展关系。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刘师培以光复会会员身份加入上海分会。同时，刘师培先后编写了《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等教材，以近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为基础，按照种族革命的需要，以进化论的观点对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的审视，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特别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方式，采用专题史的形式，突出了对古代社会生活的阐述，表现出新史学的生气和活力。

1906年春，刘师培由嘉兴赴上海，结识柳亚子等人，旋回扬州。应陈独秀之约，偕母亲李汝、妻何震同赴安徽芜湖，任皖江中学、安徽公学、赭山学堂等校教师，与柏文蔚、陶成章、张通典、谢无量等同事，参与岳王会活动，并邀请苏曼殊、敖嘉熊、徐慕达等革命志士来芜湖，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宣传革命。秋，刘师培肺病发作，11月初，由芜湖经南京赴上海治病。由于刘师培在学校公开宣传反满革命，引起清吏关注。刘师培由上海返还芜湖后，托胡渭清将一百名新近吸收的同盟会会员名册送往上海交蔡元培，举家迁回扬州。不久，与何震再赴上海，筹建国粹学堂，未果。这期间，刘师培还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并抱病编成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材，激发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同期完成的还有陈庆林、黄节等人编写的湖北、直隶、江西、广东等省乡土历史教材。

应章太炎的邀请，1907年2月13日刘师培夫妇与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参与《民报》编撰工作，并结识孙中山、胡汉民、宋教仁、黄侃、钱玄同等东京革命党人和宫崎滔天、幸德秋水、和田三郎、北辉次郎等日本志士，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以“韦裔”、“豕韦之裔”的笔名参与革命宣传，发表了《普告汉人》，强调排满不是革命的目的，“今日之讨满，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者也”。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驳斥《新民丛报》关于明朝亡于清，“其国虽亡而不曰亡”的论调，当时有“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说法。这时，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因日商赠款问题发生矛盾，掀起“倒孙”风潮。刘师培介绍北辉一郎、和田三郎入同盟会，并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由于刘揆一的反对而中止，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并公开化，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在思想上产生了动摇。

刘师培夫妇到东京后，很快看清了社会发展中民众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对民族主义革命产生了怀疑，开始接受当时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1907年6月，何震与友人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出版机关刊物《天义报》，“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刘师培与张继、汪公权等人创办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后更名“齐民社”)，先后举办十五次集会，与幸德秋水、堺利彦、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互通声气。

刘师培在《民报》发表《悲佃篇》，主张“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在《天义报》上，提倡“人类均力说”，“扫荡权力，不设政府，以田地为公共之物”，把中国固有的大同理想与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相联系，认为中国人民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统，中国政府的统治形同虚设，“故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立宪派提出的“新政”，“虽名曰图强，实则利于上而不利于下。若今日中国之新政，则尤为病民之根”。刘师培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上，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穷民俗谚”，反映农民生活状况，唤起大家对农民问题的关注。1908年6月还出版了《衡报》“农民专号”，胪陈中国田主之罪恶，认为“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之革命成矣。故欲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所谓农民革命者，即以抗税诸法反对政府及田主是也”。刘师培还组织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面包掠夺》、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刊载于《天义报》。

何震则集中宣传妇女革命，倡导男女平权，父母姓氏并重，提倡妇女从事社会活动，摆脱对男子的经济、政治、人身的依附，投身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 由于《天义报》发行一直靠捐款维持，经费十分紧张。1907年10月，李汝东渡日本后，刘师培夫妇生活更加困难，何震于11月上旬回国筹款。此时，章太炎有赴印度研究佛教的意向，便托何震利用其兄与张之洞女婿卞纬昌的亲戚关系，向张之洞筹款，未果。12月上旬，刘师培也由日本回上海，参与柳亚子等人筹建南社的活动，并通过杨仁山关系，与貌似开明的端方联络，作《上端方书》，向端方输诚，提出“弭乱之策十条”，成为端方的侦探，而章太炎赴印度路费因支付方式上发分歧而未果。

1908年2月中旬，刘师培夫妇再渡日本，出版《天义报》第16至19卷合册，刊载民鸣译《共产党宣言》，刘师培为之作序，称“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此后该刊停刊。次月，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齐民社，先后举行六次活动，研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4月，刘师培夫妇创办《衡报》，托名澳门出版，以“颠覆人治，提倡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为宗旨，继续提倡无政府主义，举办世界语讲习班，讲授世界语知识，吸引了景梅九等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参加。这时，刘师培与章太炎因学术名声之争而关系紧张，何震遂与一向与章太炎交恶的吴稚晖联系，提供章太炎运动张之洞的证据，希望刊布。上海《神州日报》登出伪造的《炳麟启事》，有人怀疑是刘氏夫妇所为。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公开反对刘师培正在从事的推广世界语工作，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章太炎即函请孙诒让从中调停，因孙逝世未果。

1908年6月中旬，何震再度回国筹措办报及生活经费，数月未有进展。应清政府的要求，8月21日和31日，日本警察两次传唤刘师培，要求补齐《衡报》发行的相关手续，并交纳足额保证金，方可发行《衡报》。9月初，刘师培夫妇仅筹得一半费用。这时，日本警察注意到了《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而实际在日本出版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监视活动。9月15日，刘师培筹足保证金，获得《衡报》的正式发行手续。但10月10日，该报仍然被日本政府查封，9天后，《民报》社也被查封。刘师培全家在日本无法继续生活，便迁回上海。刘师培将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五封信函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引起革命党人的混乱。同时，刘充当端方的暗探，出卖张恭，破坏江浙革命党人起义。王金发查得为刘师培、汪公权所为，将汪公权暗杀于上海。

刘师培背叛革命暴露后，往南京，任两江督辕文案兼三江师范学堂教习，为端方考订金石及伯希和送的敦煌卷子照片，称“甸斋师”;同时，从缪荃孙、李瑞清、樊樊山、陈庆年等人游，利用端方收藏的善本，专注于诸子校勘工作，先后完成了《老子》、《荀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鬼谷子》、《黄帝内经》、《素问》、《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等校辑专著和《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刘师培携何震随之北上天津，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章太炎得知后，致信刘师培，希望他洁身远引，先迷后复。这时，《新世纪》、日本《日华新报》等刊载了刘师培揭发章太炎运动端方的信函，革命党人内部产生了巨大混乱。

1910年2月，刘师培得一女，不幸早夭，悲痛万分。11月，在北京白云观京师图书馆筹备处，潜心研读《道藏》，作《读道藏记》，为三十七种道藏撰写了提要。同时，刘为修正先人《春秋长律》中的错误，折节拜同幕徐绍桢为师，学习历法。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南下镇压，刘师培随行。何震由南桂馨推荐任山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并由南桂馨介绍，到阎锡山家做教师。

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在资州被杀，刘师培被拘押。章太炎、蔡元培先后发表宣言和《求刘申叔通信》，并致电大总统府，要求保释刘师培;安徽都督府秘书科邓艺孙、陈独秀等人也致电大总统府，保释刘师培。临时大总统府即电令四川军政府，护送刘师培赴南京。而此时，刘师培已应谢无量邀请至成都，入四川存古学堂。民国改元，刘师培作《废旧历论》，坚决反对。四川都督尹昌衡改枢密院为四川国学院后，吴之英任院正，刘师培任院副，楼黎然、曾学传、廖平、曾瀛、李尧勋、谢无量、杨赞襄、圆乘为院员。刘师培兼任四川国学学校教员，讲授《春秋左氏传》，从学者十一人。同时，创办《四川国学杂志》(后改名《国学荟编》)，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与吴虞、谢无量等人论学。何震得知刘师培滞留成都后，千里南下寻夫，并随之居蜀中近一年。1913年6月底，刘师培夫妇离开成都沿江东下，经扬州、转上海，11月至山西，由南桂馨介绍，刘师培任山西都督府顾问，何震做阎锡山家庭教师。1914年春，山西都督府改编为将军府，裁撤顾问，阎锡山推荐刘师培赴北京，经袁克定引觐袁世凯，任公府谘议。

1915年8月，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参与其中，并召集学者名流，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因黄侃反对而失败。8月18日和31日，黄节两次致信刘师培，希望“深察得失，速为罢止”。刘师培置之未复。同时，金永密告阎锡山反对帝制，引起袁世凯猜疑。阎遂派南桂馨赴京，刘师培即代为疏通。10月，袁世凯任命刘师培署参政院参政，旋授上大夫，刘师培上折谢恩，时人讥之为“莽大夫”。1916年1月，刘师培与杨度等人迎孔令贻入京，袭封衍圣公加郡王衔，并与康宝忠创办《中国学报》，发表《君政复古论》和《联邦驳议》，公开为帝制张目。帝制失败后，刘师培、严复列为帝制祸首，属严惩之列，因李经羲“爱惜人才”获得宽免，流落天津，生活无着。

1917年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刘师培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先后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古文学史等课程，并指导文、文学史、经、史传、中世文学、诸子等科目的研究。黄节鄙薄其为人，致书蔡元培，表示坚决反对。这时，北京大学文科中文选派与桐城派对立严重，刘师培作为文选派大家，因肺病日益严重，置身事外，专心治学。1918年，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刘师培在该处兼职，负责文明史和政治史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1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与北大学生陈钟凡、张煊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杂志，“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这时，《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现状》，认为北大有新旧两派，《国故》与《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相对立，“纯以恶声相报复”。刘师培即致函《公言报》，称“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此时，黄侃仰慕刘师培学术，折节行师生礼，刘师培将《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转交黄侃整理，并传治学心得。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已经卧病不起的刘师培联合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马叙伦等知名教授数十人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陈独秀交保省释”。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病在北京和平医院去世。

刘师培身后萧条，由蔡元培经纪其丧，次年2月由刘文典等抚棺归葬。其妻何震精神失常，后取名小器，削发为尼。1936年，钱玄同等人搜集其著作，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凡七十四种，其中有关经学小学的论著二十二种，讨论学术文辞的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札记五种，学校教科书六种。他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美学、历法、音乐、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学史、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方志学等许多方面，而学术成就最大的，集中体现在《周礼》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正如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一文中所指出：“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参考文献

•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267，儒林3，中华书局1977年版。
• 钱玄同编：《刘申叔先生遗书》77种，宁武南氏1936年版。
• 王森然：《刘师培评传》，《国风》半月刊第4卷第9期。
• 方光华：《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 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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