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揆一，字霖生，原籍湖南衡山，1878年12月3日(清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十)生。其父刘方尧务农，太平天国时被征募为湘军乡勇，后充湘潭县知事公署刑房差役，称籍湘潭。由于职务关系，他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宗旨。刘揆一也因此和哥老会早有交往。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在湘潭附近活动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遭清政府搜捕。刘揆一奉父命向马报信，马得免于难，二人从此建立了友谊。刘也因而成为以后华兴会、同盟会和会党之间的一个联系人。

刘揆一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这里与黄兴结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反清活动，并一起参加留日学生反对沙皇俄国侵占我东北三省而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以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同年6月，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人回国运动起义。黄与刘揆一商量进行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1]并且介绍了马福益的情况。黄兴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决定由刘揆一与马联络，相约三个月后会于长沙。

黄兴、刘揆一相继回国后，11月4日在长沙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了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了外围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1904年春，刘揆一、黄兴与马福益在湘潭秘密会晤，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阴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的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起义主力为省城武备学堂学生中的华兴会员及其联络的军队，同时发动各地会党分五路响应。会后，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人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活动的经费。他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9月24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浏阳普集市例开牛马交易大会，参加者达数万人，半数是哥老会员。哥老会把这天作为拜盟宣誓的日子。同仇会选定这一天为马福益举行少将授予仪式，由刘揆一代表黄兴给马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并监督宣誓。“仪式庄严，观者如堵”，“自是哥老会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2]，革命声势大振。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元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11月初相继逃亡上海，马福益亦逃往广西。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黄、刘抵沪后，在英租界余庆里十二号华兴会秘密联络机关，重新聚集党人，共谋再举。不料11月19日在上海发生了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余庆里机关遭破坏，黄、刘又被迫离沪，亡命日本。

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在东京与黄兴会晤。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起来。但东京的华兴会成员对合并有不同看法，黄兴在7月29日邀集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商谈，刘“主张不入孙会”。由于意见不能统一，最后决定入会与否，听任个人自由^[3]。刘揆一因持异议，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参加，直至1907年1月他才加入。2月，他代理东京本部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到安南(今越南)组织中国南方的武装起义，刘以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留驻东京，直到辛亥革命。其主要工作是筹划会务，发展会员，为前方武装起义调遣人员和购运枪械等。

这时，同盟会领导涣散，内部几次发生分裂，刘揆一为顾全大局，做了一些排难解纷的工作。1907年6月，章炳麟、张继等人在东京就孙中山离日前接受日人赠款及潮、惠起义失败等事攻击孙，要求刘召开会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刘揆一认为，孙中山“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二千元，余悉以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而且孙、黄当时正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4]。因而力排众议，没有同意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接着刘师培又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援引日本社会党员北辉次郎、和田三郎充本部干事，刘揆一又予以制止^[5]。面对同盟会东京本部日益严重的混乱状况和倒孙风潮，刘揆一曾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请他们劝孙中山向本部引咎道歉，遭孙拒绝^[6]。这时，黄兴也给刘揆一等人写信，解释经费的用途，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同时拒任同盟会总理，倒孙风潮才暂平息。1909年9月，因经费问题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人发表“七省同盟会员匿名书”，列举孙中山“罪状”，进行攻击。11月，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联合致函李燮和，逐条为孙中山申辩，又以同盟会庶务名义，发表致各报社通函，否认陶等人函件的效力，使陶等人谋划未能得逞。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从日本回国。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赶到汉口，亲赴前线督师，刘也到汉口前线任督战员。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中不少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同盟会的任务已完成。刘揆一也提出“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国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统一之宗旨”，主张把同盟会和各立宪派组织的名义“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7]。1912年3月，同盟会转变为公开的、以从事议会政治为目的的“政党”，刘为十干事之一。同盟会阁员与袁系阁员一起，组成了民国第一任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混合内阁”。袁世凯就任临时总统后，公然违背《临时约法》，破坏内阁制度。宋教仁为了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辞去农林总长职，同盟会其他阁员也一齐退出内阁。刘揆一不同意这种做法，8月2日，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当了陆徵祥内阁的工商总长。为了不受同盟会关于会员不得参加非政党内阁的决定约束，他在8月8日登报脱离同盟会。启事称“此次置身国务员中，虽实行个人主张，亦以国势所趋，别有苦意。惟格于党议，只得自请脱党”^[8]。25日，同盟会改名国民党，9月，陆徵祥辞职。国民党推举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组阁，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条件，力图组成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刘揆一继续留任工商总长。他又表示“我本系老同盟，若全体加入，我自然复党”^[9]。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刘揆一南下上海吊唁，遭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员冷遇。返京后他另组“相友会”，表示不与国民党合作^[10]。后来由于内阁改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7月，袁世凯准他辞去工商总长职。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在云南发动，全国纷起讨袁，刘揆一也响应参加。1916年初，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刊登反帝制的言论。3月，报馆因此被查封^[11]。

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一曾一度担任国会议员，到1918年国会解散。此后便没有固定职务，

五四运动前后，刘揆一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北伐战争前夕，他曾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1929年出版了《黄兴传记》，记述了黄兴革命活动的历史。1932年他到南京，受聘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

1933年，蒋介石邀请一些名流、学者参加政府工作，刘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九一八”以后，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常写诗词加以讽刺。1934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解除顾问职务。从此，他隐退家园，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绝少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1950年11月1日，刘揆一在湘潭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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