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文,原名兆镕,字兆铭,祖籍广东顺德,1890年10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初六日)生于广东东莞横沥镇下车岗村。
由于家境清贫,又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刘纪文二十岁就投身于革命到处奔走。1910年参与倪映典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后为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败,“失败后出走澳门,后赴香港”[1]。同年他加入同盟会,和邓铿一起从事秘密工作,“在中山故里的石岐果栏街,开了一家所谓‘庆利商店’,作掩护革命工作”[2]。黄花岗起义前,与郑岸义、刘作忠等人在香山以谋响应。1912年冬,刘纪文由临时稽勋局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志成学校。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该党对党员的吸收非常严格,要求立誓约,按指模,并要绝对服从总理的领导。刘纪文毅然参加,并担任总务部的干事。同年,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深造。1917年,刘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随后返国。在日本留学期间,刘纪文主要学习政治经济专业。
刘纪文回国后,“上海环龙路的四十四号革命党事务所的创立,他是总管事务兼司财政的一员”[3]。1917年9月,孙中山回驻广州,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刘纪文随孙中山到广州,被任为广东军政府财政部佥事,不久又任广东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1920年任广州国民政府陆军部军需司司长。1923年3月2日,广州大本营设立五部三局,任审计局局长,9月27日辞职;同年又任大本营军需处处长。1923年,“由广东省政府派赴欧洲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状况,于伦敦经济研究学院研究两年,入剑桥大学研究一年,后奉派赴欧美考察市政”[4]。1926年底归国,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同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因北伐战事紧急,刘纪文赴前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
1927年初国民政府定都南京。4月24日南京成立市政厅,6月1日改称市政府,6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特别市暂行条例,正式规定南京为特别市,直隶行政院。“南京市政厅二十四日行开幕礼,市长刘纪文宣誓就职”[5],具有且接受西方近代市政思想的刘纪文成为南京建市后的第一任市长。后来“由于受到冯玉祥的攻击,8月被迫辞去市长职务,由何民魂继任”[6],刘纪文则任江海关监督。其时,由于蒋介石兵败徐州,又遭桂系逼宫等原因,被迫下野。回家乡后不久就往日本向宋美龄求婚,刘纪文于9月随蒋介石前往日本,11月返回。蒋介石复职后,1928年5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纪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处长一职。后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省政府委员与特别市市长不得由一人兼任,于是何民魂专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并辞去南京特别市市长职务。1928年7月20日,刘纪文就市长职,继任为第三任市长。在他任市长期间,还兼任了其他职务。1929年任南京特别市第一届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同年还历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长,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赈灾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当选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
刘纪文担任南京市长的时间不长,总共两年左右,但在他任职期间,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刘纪文非常重视市政建设,一上任,就“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在本厅招集各报新闻记者开谈话会,征求改良市政方法”[7]。在他的努力下,其在南京的建设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铺建中山大道。中山大道原名为“榇迎大道”,始建于1928年8月,长12千米,宽40米,铺有沥青路面。刘纪文就职不久,就批云“查南京马路之狭窄,不利于行,不特南京人知之,即各省人士亦知之……本市长奉令抵任,其责即改造南京,而改南京,自非先从修筑马路入手不可”[8]。但当时是南京设市之初,财政拮据,刘纪文就抓住国民政府筹备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机会,谓“届时中外人士来京者必众,道途湫隘,有失首都观瞻”[9],于是提出修筑榇迎大道的建议,得到采纳。在筑路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不仅施工条件恶劣,如道路闭塞、天气寒冷等,而且引起民众的不满,怨意四起。主要原因有二:“一为征收土地,二为拆卸房屋”[10],因为沿路不仅有普通民众的房子,也有很多名公巨卿的房屋,这些房屋都要拆。面对困难,刘纪文不为所动摇,亲自向媒体发言解释,并坚持按时完工。为了起示范作用,“先拆蒋总司令的总司令部和官邸,一分为二使中山路从中通过”[11]。终于在1929年5月中山大道第一期竣工。刘纪文还从上海法租界购得第一批悬铃木(法国梧桐)数千株,种植在大道两旁,成为南京第一批行道树。中山大道至今仍为南京的主干道。
筹建自来水。针对南京市供水困难且水质量差的情况,7月20日才上任的刘纪文就在7月23日召集市各团体开茶话会,报告规划市政方针,“公共卫生,拟将大树城城墙拆去一部,以吸取清洁饮料”[12]。认识到“讲求卫生,是从兴办自来水始”,“自来水之创办刻不容缓”[13]。1929年8月,刘纪文下令组织自来水筹备处,负责筹备一切工程计划。1930年3月26日开工。刘纪文非常重视自来水的建设,他“亲自前往查勘,并令工人加紧工作”[14]。刘纪文对自来水的筹建为后来的南京自来水的供给奠定了重要基础。
保护城墙。南京城墙是历史留下的重要古迹,但自民国以来,一直就有不少人主张拆掉城墙。刘纪文则指出“自始即没有拆除的主张,并且预备作种种的作用”[15]。基于市政府的明确立场,南京城墙作为历史古迹一直保留至今。刘纪文还以保留下来的城门旧有名称含有守旧思想,不合革命时代为由,促请国民政府改城门名称,得到批准。于是朝阳门改为中山门,仪凤门改为兴中门,聚宝门改为中华门,神策门改为和平门,丰润门改为玄武门,洪武门改为光华门,海陵门改为挹江门。次年刘纪文还邀请蒋介石、于右任、蔡元培、谭组庵、胡展堂、戴季陶六人为新城门的名称题写匾额。
在城市建设方面还有其他表现。如1928年刘纪文下令将玄武湖正式辟为公园——五洲公园,并以世界五大洲的名称重新命名玄武湖上的五洲,分别陈列世界五大洲物产,使游人在半天的游程之内“可以晓五洲”。此外,还着手整理秦淮河、进行卫生宣传、装置时钟、开办市民银行等等城市建设。总体来说,南京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刘纪文在任南京市长期间完婚。1928年10月18日下午4点,刘纪文与许淑珍在市府大厅堂举行结婚礼。当时刘纪文身居要官,道贺的人既多亦非同一般,“蒋介石、胡展堂、谭组庵等为证婚人,各致箴词,到中央各委及各部长暨驻京各国领事夫妇各界来宾千余人”[16],婚礼状况盛极一时。这时的刘纪文已三十九岁,他和汪精卫两人在国民党里都以礼姿伟俊为世所称。他本“乃是古应芬之准女婿,古婉仪自与纪文订婚后,卧病经年,未过门而溘逝”[17],刘、许两人是后经张岳公、孙鹤介绍认识的。他们完婚后,“先至广州探扫古婉仪小姐的墓园,再到北平碧云寺祭奠孙总理灵寝”[18]。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设下圈套,以请宴为名,扣押胡汉民,3月1日胡被迫提出辞呈,且被蒋介石禁于汤山。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刘纪文认为由于自己“奉命赴粤迎胡北上,中央乃任胡氏为立法院长”[19],于是深感歉疚,即辞职以谢罪。辞市长一职后,刘仍被任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江海关监督。在任期间,他奉命到山东视察,考察了青岛、济南、烟台等地的党务,并于1931年4月13日的会议上作关于山东党务的报告,并提出了募修孔林的意见。他和中央党部常务委员戴传贤“致教育厅长何思源并传全体省委一函修葺曲阜圣庙陵、邹县圣庙陵,增修嘉祥宗圣庙陵,并制定承祀官条例,以传久远”[20]。
在胡汉民被幽禁时,他的亲信古应芬就悄悄离开南京,4月30日古串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以国民党中央监委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5月27日,刘纪文辞江海关监督一职,南下广州与古应芬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发表反蒋宣言。次日,组成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6月2日广州国民政府召开国务会议,汪精卫任主席,特任陈济棠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纪文、区芳浦、郭泰祺等人为广州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中央执监委委员。12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当刘纪文离开江海关监督一职时,曾有报道称他亏空一事,“检查刘经手款项内,共有二百数十万无着落”[21]。后经记者调查,接任监督的唐海安秘书唐兆师称“对账款案卷,甚属清楚”,“至于亏款一事,更属不确”[22],这才证实了刘的清白。
正当宁粤对峙,国民党内部纷争不休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形势迫使国民党各派系由纷争转为和平谈判。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接着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刘纪文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1月12日,“西南政务委员会是日起,连日在广州开联系会议,刘参与会议,会议决定:‘(一)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二)拟西南大联合,筹组西南国防委员会’”。1933年7月20日,胡汉民、陈济棠、刘纪文等人电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速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如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这体现了刘纪文的抗日主张。但1933年10月9日,日驻粤领事迫刘纪文取缔抗日运动,并解散抗日会时,“刘命广州新闻检查员将各报‘暴日’、‘东夷’、‘灭日’等字样删去”。10月18日,广州抗日会被迫停止活动[23]。1932年3月28日,刘纪文接任广州市长一职,尽管当中有几度辞职,但遭拒绝并慰留,一直担任至1936年。在这期间,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上任初期,“即饬令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从事规划。经长期的研究,制定了全市的道路系统和交通规划,并绘成系统图,然后请专家进行讨论。方案确定后,报省政府批准并转西南政务委员会备案。于1932年向全市公布”[24]。此后市内道路建设逐年按规划进行。每年开辟一条新路,都要由工务局作具体测量和完成技术设计工作才能动工。在陈济棠掌控广东期间,“及至刘任内,合计修建了马路三十九万英尺,连前所建共为四十二万余英尺。当中属于市内的是二十八万英尺,属于市郊的是十四万余英尺。从1932年至1935年内完成市内和郊区路线共计有三十余条”[25]。刘纪文还对市内在建工程采取多方筹措或追加经费的举措,督促加快工程进度。广州海珠桥是在1929年春,林云陔任广州市长时开始的建桥工作,刘纪文接手后督促赶工,终于在1933年建成。2月15日下午举行开幕仪式,当时“观礼者数万人,有刘纪文引导老人九十四名先行,来宾鱼贯而进”[26]。 中山图书馆也在1929年开始兴建,但由于经费等原因一直没完成,于是由市政府呈请省府追加费用6万元,在1933年10月落成,10月19日举行开幕典礼。至1934年,中山图书馆“藏书共有九万八千五百余册,报章杂志共二百多种,成为一座规模完备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27]。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病逝于广州,6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令褒扬国葬,特派居正、萧佛成、孙科、刘纪文等人为国葬典礼筹备委员,7月13日下葬。蒋介石借胡汉民之死,立即宣布五条建议,此五条建议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五条建议一出,立即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陈济棠不愿坐以待毙,立即联络新桂系,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从而引发了两广事变。后因余汉谋、黄光锐等人投蒋,陈济棠失势,“林云陔、刘纪文闻切,认为大势已去,当即商决,秘密离省,不再供陈济棠傀儡”[28]。后来,广东归政中央,曾养甫就任广州市长。1936年7月29日,刘纪文改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次年2月6日调任审计部政务次长。
由于刘纪文卷入到国民党的派系纠纷中,仕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41年2月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该会主要职责是促进陪都所在地重庆市区的地方建设,刘纪文任陪都建设计划委员。1942年1月奉行政院训令,该会宣告结束。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刘纪文当选为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升任审计部部长。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正式召开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刘纪文为广州市代表。
1949年后刘纪文初居日本,后赴台湾定居,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54年7月16日,蒋介石依照“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给予的法源,以“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组织纲要”行政命令宣布成立“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同日并任命副总统陈诚兼任该委员会主委,刘纪文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因患有肠癌,刘纪文由夫人许淑珍陪同赴美国医治,1957年4月12日,因病不治,于美国洛杉矶望城医院逝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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