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1888年6月14日(清光绪十四年五月初五)生于上海。父亲刘克安原是招商局一艘客轮的总账房。他七岁时父亲病故，家道中落，母亲做杂活供他继续求学。1901年，刘鸿生入上海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中学，1905年入圣约翰大学。他读书用功，头脑聪敏，以优异成绩获得奖学金，在校与宋子良同学。二年级时，校方决定把他培养成牧师，让其去美国留学，他没有答应，即被无理开除了学籍。刘离校后先在英租界老闸捕房当教员，两年后转到会审公廨做翻译，又半年改入意籍牧师穆安素(Giuseppe Domenio Musso)事务所工作。

1909年，刘鸿生经其父的挚执友周仰山介绍，进了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办事处当跑街。当时，开平煤炭在南方销路不佳，他先后在上海及江浙地区的窑业中为开平煤打开了销路，1911年升为上海开平矿务局(次年改称开滦矿务局)买办。他在上海设立开平公司售品处，开设账房(后称刘鸿记账房)，独家经销开滦煤炭，接着建设开平码头，设置煤炭堆栈，又与义泰兴号合作销售开滦煤斤，并组设义泰兴码头公司。未及三年，使长江下游成了开滦煤的重要销售区，刘鸿生备受开滦英商的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工商业得到发展机会，江浙地区对煤的需求大增。从1916年起，刘鸿生自租轮船由秦皇岛运煤销往江浙，两三年间赚银一百万两。为了扩展煤斤的经营，1917年他与义泰兴煤号投资十余万元，接办柳江煤矿;在浦东设义泰兴董家渡煤栈(即北栈);接着又于南京下关筹办码头，于上海、苏州、南通等地与人合伙设煤号，从而在长江下游建立起煤炭供应网点。由于经销有术，到大战结束前后，刘鸿生已成了拥资百万的煤业巨子。随后他被举为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长，加入了上海“洋人俱乐部”，闻名于上海工商界。但他感到自己虽发了财，可“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1]。于是，他决心创办工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上海燮昌火柴厂总经理叶世恭是刘鸿生的岳父，因此他对火柴业早有一定的了解。当时市场对火柴的需求甚殷，经考察后刘鸿生认为火柴厂投资少，能赚钱，1920年，他与杜家坤等人集资十二万元，在苏州创办了鸿生火柴厂，自任总经理。该厂创办后，初因竞争激烈连年亏蚀，几濒于危。后经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减轻成本勉力竞争，情况才有好转。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高涨，日商猴子牌火柴遭到抵制，瑞典商凤凰牌火柴的销量也骤减，国产火柴获得暂时的优势。鸿生火柴趁机打开销路，转亏为盈。同年他收买了于上年倒闭的上海、苏州两家燮昌火柴厂。1926年鸿生火柴厂增资至五十万元，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翌年聘留美化学博士林天骥为工程师改进产品，生产安全火柴，年获利十万余元。鸿生火柴厂成了江苏第二家火柴大厂。

在创办鸿生火柴厂的同时，刘鸿生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地区各行业大兴土木、市场上水泥供不应求的情况，1920年9月与朱葆三、李拔可等人集资一百二十万元，在龙华筹办华商上海水泥厂。为了掌握生产水泥的知识和经验，他亲自前往欧洲考察学习，1922年自兼水泥厂总经理。次年8月象牌水泥投产，当即碰到外货和北方启新洋灰的竞争，1925年6月与启新达成划分销区、稳定价格和联合对外的协议。1927年8月，他倡议扩大联营，邀请南京中国水泥公司参加，终于在1931年达成协议。上海水泥公司产量连年大增，产品行销江浙地区。由于同业联营和共同提价，获利颇厚。

随着鸿生火柴厂和上海水泥厂开办获利，刘鸿生展开了广泛投资活动。在煤业方面，有元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煤业公栈、镇江安丰煤业公司、南京煤业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华东煤矿公司;码头业有中华码头公司;搪瓷业有华丰搪瓷公司;毛纺织业有章华毛绒纺织公司;金融业有中国企业银行、中国煤业银行、华东商业储蓄银行、惠工银团及义兴联记、志裕和五丰等钱庄;保险业有大华保险公司;航运业有崇明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以及英商美灵登公司、华贸外贸公司等等。至1931年投资总额即达七百四十余万元^[2]，刘鸿生遂由买办起家的商人，转变为知名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这些企业中，章华毛绒纺织公司的投资尤为突出。

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开办于1930年，资本额八十万元，刘鸿生任总经理。初以生产粗呢为大宗，后以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加之上海“一二八”事变停工三个月，至1932年底，计亏蚀达二十五万元，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改善经营管理，刘鸿生经考察认为只有更新设备聘用专家，出产高级呢绒方可摆脱困境。于是，他辞去总经理改任董事长，聘请程年彭任总经理。章华在程的主持下改用电力马达，使梳纺间加开夜工，又用现存纱线多制细货及生产纱线驼绒，还改用进口毛纱织造精纺呢绒。从此章华产品质量堪与外货媲美，价格却比外货低廉。上海呢绒商人为迎合一般用户迷信洋货的心理，将章华标头剪去冒充洋货扩大销路。其后，刘又打通孔祥熙、宋子文及朱家骅等人的门路，取得供应蒋军军服用料及邮电部制服用料之权。1933年章华营业突飞猛进，产品行销长江流域，推及华南、华北，虽日夜开工仍供不应求，翌年春在天津添设毛纺分厂。刘鸿生的毛纺织业办得生气勃勃，产品在国内享有盛誉，被称为“毛纺织业的权威”^[3]。

火柴业方面，在外货倾销和国货贬价的激烈竞争下，刘鸿生发起一系列的联合行动。1928年联合上海萤昌火柴厂，成立江苏火柴同业联合会。翌年11月进而组成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任主席)。1933年7月以鸿生厂联合中华、萤昌合组大中华火柴公司，加强竞争力量，刘任总经理。“九一八”事变以后，大中华营业获得进展，先后合并了九江裕生火柴厂、杭州光华火柴厂，收买了汉口燮昌(改名炎昌)、芜湖大昌、扬州耀扬和其他一些小厂;并新建东沟梗片厂。大中华公司以统一行动、划一价格等办法抵挡了一阵洋商火柴的倾销，使所属火柴企业得以维持不坠。1933年，大中华资本额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火柴十五万箱，约占华中地区火柴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产品畅销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刘鸿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4]。

刘鸿生办企业获得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经营管理上有一套办法。如重视创办新企业前的市场调查和对市场需求的了解;重视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任用，以及注重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等;在经营上，各企业实行独立自主、各负盈亏制度;在资金融通上，则把截余补缺作为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5]的实际运用。1930年他在上海修建了企业大楼，计划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组成托拉斯组织;翌年8月又设顾丽江采办事务所。

在北伐战争前后，刘鸿生一方面同情反军阀斗争，一方面又畏惧工人运动，尤怕共产革命;一度幻想美国会协助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对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持合作态度，与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日趋接近。1929年工商部长孔祥熙邀他出掌招商局，蒋介石亦电孔促刘就任。1932年11月，当财政部长宋子文答应帮助他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后，刘始就招商局总经理职，对招商局进行了改革整顿。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财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等职。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日本侵华的加剧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等原因，民族工业大都陷入困境。刘所属各企业负债达五百六十万元以上，全部资产抵押殆尽，原拟设立中国企业经营公司搞托拉斯的计划也成泡影。刘鸿生为了渡过难关，曾分别向美国花旗银行和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请求借款;又同虞洽卿、荣宗敬等人联名呈请南京政府救济实业;并以全国火柴联合会名义呈请实行火柴统制等，但均无结果。山穷水尽，他只好另辟蹊径，从解决火柴同业间倾轧着手。1935年7月与汉口、上海等九家火柴厂，联合组成“国产火柴制造同业联合办事处”，厚集资力一致对外;接着再以“联办处”同上海美商美光火柴公司等合组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联夷制夷对付日商;翌年3月与日本在华磷寸同业联合会谈判，迫使其妥协，组成“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从而维持了国产火柴的销售市场。至1936年下半年起，刘氏所属企业营业遂先后好转。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刘鸿生积极从事上海前线伤员的救护与物资的募集与调度工作，热情支持抗战。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时常出现对日妥协求和的暗潮，使他对抗战前途信心不足，在企业的牺牲与苟全的尖锐矛盾面前，曾一度踌躇观望。他曾提出在芜湖创设“自由港”的意见，并寄托外商洋行的庇护以保存自己在上海地区的企业。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威胁利诱，要求刘与之“合作”;并要刘鸿生出任上海伪商会会长。1938年冬他迫于环境离沪去港，由次子刘念义、三子刘念礼留沪看管企业。到港后，经过调查以及和刘氏企业骨干人员的商议，随后计划在四川筹办火柴和毛纺厂，在香港和抗战后方创办其他新企业。

1939年4月，刘鸿生投资十四万元，与重庆华业合记公司合组大中国火柴公司，资本港币三十万元，宋子良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翁文灏任总工程师，生产氯酸钾、赤磷等火柴原料。9月，他以大中华火柴公司联合川黔火柴商，投资二百万元在重庆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聘林天骥为总经理，潘履洁为总工程师，在长寿设厂生产氯酸钾、磷、牛皮胶、脂肪酸等火柴原料。12月，蒋介石电邀他去重庆，并面允由政府赔偿其在沦陷区的财产损失一千多万元，如在内地办厂保证将予以支持^[6]。刘鸿生颇受鼓舞，于是在重庆与宋子良、钱新之、翁文灏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毛纺织公司。翌年在李家沱设厂，资本额四百万元，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刘任总经理。此后他以华业合记公司名义，先后投资贵州火柴公司、洪泰火柴厂、裕丰火柴公司;在昆明创办磷厂;广西八步创办广西化学工厂;将杭州光华厂迁诸暨再迁龙游，改组成龙游火柴厂;在四川巴县创办四川水泥公司，并在贵州设第二厂、乐山投资嘉华水泥厂;与董志卿在重庆合办永安电磁厂;由中国毛纺织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在兰州合办西北洗毛厂;与孔祥熙、杜月笙、胡宗南等人创办西北毛纺织公司等等。刘鸿生在抗战后方投资总额约一千万元，其中规模最大、生产发展很快的火柴原料公司和毛纺织厂，产品垄断了整个战时后方的市场，年获利甚丰，也引起官僚资本的觊觎之心。

战时，刘鸿生在西南、西北地区创办了大小十多家企业，而资金却十分短缺。为了获得长期贷款，他只好向国民党官僚资本求援，被迫接受了孔祥熙提出的苛刻条件：(一)由刘出任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替重庆政府每年增加几千万元的财政收入;(二)允许官僚资本投资中国火柴原料厂和中国毛纺织厂;(三)两厂改组为特种股份公司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四)两厂“各主要部门由孔、宋派员监督经营”;(五)两厂资产一律按账面价值计算，不得提价增值^[7]。1942年4月，刘任火柴专卖总公司总经理(后改组成火柴烟草专卖事业管理局，仍任局长)，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等单位，也先后向两厂投资。刘氏所持股份比例逐年下降，抗战胜利前夕仅占五分之一，他从大老板沦为官僚资本控制下的小伙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刘鸿生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11月再任招商局董事长，并为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主任、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协会和毛纺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是年秋，他在上海创设中国企业物产保险公司，任董事长。次年春收回了被日伪侵占的全部企业。他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企图利用蒋、宋及美国“盟友”的关系，加以自身拥有的经济力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企业，并开创新局面。但事与愿违，战后官僚资本的无情掠夺和美货的大量倾销，使他重整旗鼓谋求大发展的幻梦很快破灭;西南地区的企业因受“复员”影响，一直处于减工或停顿状态;上海水泥厂贷款复工后受美货倾销等影响，不久被迫停工，厂房改作仓库;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因受美货充斥市场的影响，销售困难;大中华公司一度虽有发展，但因管制进口，原料供应不足而被迫减产;青岛火柴厂因产销两难而出让;中华码头公司营业一度尚称发达，然在进口和救济物资减少后，业务亦趋衰落。为了维持刘氏各企业的生存，他只好被迫去搞商业投机。当时整个时局，由于蒋介石挑起内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通货恶性膨胀，民不聊生，民族工业纷纷破产。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和美钞，对蒋管区实行经济大掠夺。他被迫交出黄金八百条、美钞二百三十万元及大量银元兑成“金圆券”，刘氏企业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这给多年幻想依靠官僚资本来发展自家企业的刘鸿生很大教训，开始对蒋帮不信任，但对共产党也有戒心，他踌躇彷徨。上海解放前夕，他决定留在上海，但蒋帮特务却逼迫他飞往广州，之后潜去香港。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派专人去港阐明共产党的政策，劝他和留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回沪。同时，刘鸿生又看到党和政府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和生产得到恢复的情形，加之其子女由沪去港劝导，乃于1949年11月离港转经天津回沪。途中由津至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回到上海又受陈毅市长的邀请，希望他在上海工商界起带头示范作用。刘氏所属企业此后获得恢复与发展。他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副会长，并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常务委员。此外，还是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刘鸿生艰苦奋斗一生，建立起一个规模可观的民族资本集团，被称为“中国的企业大王”^[8]，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在经营管理企业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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