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航琛，四川泸县人，生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其父刘子休系天主教徒，在泸县经营“爱仁堂”酒厂，酿造大曲酒。以教会关系，向法国人学得“花酒”酿造技术，取名“露酒”，并改罐装为玻璃瓶装。刘航琛19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22年毕业后回泸县任泸县中学校长。

1926年，四川烟酒税征收局把玻璃瓶装酒一律视为“洋酒”，课以重税。为此，刘航琛到重庆申诉，在呈文中讥诮局长王用九：“钧座所订规章，不问酒之洋不洋，只问瓶之玻不玻，若如钧座穿西装，着革履，遂谓之为洋人，可乎?”王大怒，要查封“爱仁堂”重庆分号，逮捕刘航琛，后以说情送礼了事。刘航琛受此刺激，发誓要进入仕途。

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兼任重庆铜元局局长，因亏累不堪，束手无策，刘航琛由北大同学陈学池(时任王陵基所办《大中华日报》负责人)推荐，任铜元局事务所所长。刘到职后，把流通的二百文值铜元改铸为“新二百文”，缩小体积和重量;并拉拢上海巨商汤壶峤，由汤垫款在沪购铜，铸成铜元后交汤经营的字号包销，付还垫款。此举迅即扭转了铜元局的亏损局面，大获其利，刘因此深得王陵基的赏识。其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了扩充武力，争夺地盘，急需军费，经办财政的人员一筹莫展。王陵基乃把刘航琛推荐给军长刘湘，充任第二十一军财政处的科长，不久升为副处长、处长。

刘航琛承办第二十一军财政，一变过去军阀强索硬派的办法，从捐税、公债、发行钞票等方面广为搜括。他以“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之计，成立重庆税捐总局，请刘湘兼总办，使第二十一军各部属不敢恣意截留税款;又把当时名目繁多、关卡林立的苛捐杂税合并稽征，做到他所谓的“苛而不扰”。四川盐税稳当可靠，向为军阀所垂涎，而川盐的产区与销区，时由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一军分别割据，两军为向两区轮流提取盐税，争论多寡，时生矛盾。1928年成立两军财务统筹处，刘航深代表第二十一军担任副处长，两军以“产运结合”的办法瓜分盐税。刘航琛所谓整顿特税，是以“寓禁于征”为名，广行搜括之实。对鸦片烟产区固然大抽烟税，对不产烟的地区，也一律派以烟苗捐。他还在各地成立禁烟查缉处或稽征所，名曰收缴税捐，实则办理烟土的外运内销。1930年，刘航琛建议成立了第二十一军总金库，自任收支官。刘以金库名义发行粮契税券，规定纳粮必用，实际上是变相的发行钞票，至1934年发行额达数百万元。金库还大量发行各种库券、公债，交由金融业推销。从1932年3月到1933年10月，发行债券高达四千一百余万元。以上措施从财政上有力地支持了刘湘，使刘湘得以打败第二十四军刘文辉，独霸全川。

刘航琛为了取悦于刘湘，早在1928年即从财政处按月拨出十万元存入刘湘账上，供其自由支用，既为刘湘提供了方便，又杜绝了第二十一军将官借刘湘名义向财政处任意索取。刘航琛又将购买武器所得回扣二十余万元，全数交账，不入私囊，以求取信于刘湘。刘湘对刘航琛聚敛有方，十分赞赏;但又认为他居心叵测，难以驾驭。1933年，刘湘受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主任，在筹组四川省政府时，财政厅长一席没有提刘航琛。这时，刘担任第二十一军的驻南京代表，千方百计结交国民政府的达官显贵，取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赏识。在宋的支持下，1935年2月他终于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

刘航琛就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后，兼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为整顿四川财政，他开办了“财训班”，培植一批亲信，派往省内各地财税机关。他亟力整顿田赋，当时各县的钱粮，全川每年共可以收得七百多万元，加以从“统一田地买卖和典当税率”中的收益，征收验换契纸费，加重屠宰税附加，继续征收禁烟税等等，一年共搜括四五千万元。从1936年起，又征收营业税，按照各企业的营业额提取百分之三为省地方收入。其时，国民政府已推行法币政策，地方银行不得发行纸币。但刘航琛仍以四川省银行名义发行大量辅币，到1937年10月，实际发行额已近一千万元。从省政府成立到抗战开始，还先后发行了各种名称的公债达一亿四千五百余万元。刘航琛多方搜括，扭转了四川财政的困难局面，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余。

刘航琛力图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和扩张他的经济实力。初进第二十一军即对刘湘献策：搞财政不能不同金融业和商帮打交道，要利用他们的实力。1930年9月，他请准刘湘创立川康殖业银行，宣称资本额为四百万元，实则只是从禁烟款下拿出六十万，另加一点商股，不过一百万元。从此他亦官亦商，在金融界扩展实力，利用刘湘交付的军火款，在川康殖业银行经销公债，发行无息存票，攫取一般商业银行所不易得到的厚利。抗战爆发后，他又趁势合并了重庆平民银行和四川商业银行，改组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集股三百五十万元，资本额冠于川帮银行。他对重庆盐商组织的川盐银行早存觊觎之心，通过他与滇行董事长吴受彤的关系而入股为董事，1937年吴受彤病危，力荐刘航琛继任，刘如愿以偿，担任了该行董事长，逐步攫取了该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股权。刘从此控制了川康、川盐两行，俨然成为重庆金融界的大亨，声势煊赫。

1935年，聚兴诚银行存户向财政厅控告该行舞弊，刘航琛也早想插手聚兴诚，借此事件即以财政厅长名义，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提走聚行账簿，迫使该行总经理杨粲三接纳刘航琛入股，担任了该行常务董事。1937年，重庆商业银行因赌公债失败，发生挤兑风潮，向川康、川盐告急。刘不但拒不借款应急，反要求有关当局下令关闭重庆商业银行。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金，大量投资工商企业，几年中攫取了重庆金融工商界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七十多个头衔，控制了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和沅猪鬃公司、兴华保险公司等重要经济事业，还掌握着《商务日报》、《益世报》、《新民报》等新闻机构。

1938年1月刘湘死去，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对刘航琛素有恶感，下令彻查财政厅账目，并拟逮捕刘航琛，刘闻风逃往香港。次年王缵绪下台，刘航琛在杜月笙、顾嘉棠支持下回到重庆。他大力整顿川康、川盐两行人事，大搞黄金、棉纱、药材等投机买卖，不断壮大自己经济实力。

1941年，重庆粮食供应出现危机，国民政府粮食部长徐堪委刘航琛为粮食部特派员，去四川各地催调粮食。刘带领川康、川盐两行亲信，分路巡视各县，利用过去分布在各地的“财训班”人员和袍哥势力，筹集到了一批粮食，从而当上了陪都民食供应处长。1942年刘航琛升任粮食部常务次长，但不久受到排挤而下台。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航琛认为今后上海是金融业的前线，重庆是后方。他立即将川康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沅、电力公司等单位联合办事处。为了使“业务日臻现代化”，又在重庆以川康、川盐两行，联合宝沅、沱江、华西、电力等十八家银行、厂矿、公司，设立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拨资两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

1946年，刘航琛到上海，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杜月笙、顾嘉棠，筹组利济轮船公司，希图开办海运事业。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的一部分海船交给他，李宗仁也表示愿意把正在筹办的一家海运公司交与他经营。1948年4月，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刘竭力为李宗仁拉选票，耗费颇巨。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6月，刘航琛在广州当上了经济部部长。他见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金五六百万元，遂见财起意，一面诱使该所所长郭子勋出国“考察”，一面组织商号，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没。该所员工识破骗局，成立保护矿产品委员会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移交给了新中国。

不久，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利济轮船公司两艘旧船靡费甚多，而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不兑现。公司尚未组成，即告破产。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太大，特别是大量资金被抽到利济轮船公司，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二百万元汇渝解救，亦无济于事。刘航琛后去重庆，10月中旬携眷去香港，以后又到了台湾。蒋介石借口刘航琛对经济部事务交代不清，下令逮捕惩办，后经何应钦、张群等人说情，取保释放。

1975年9月28日，刘航琛在台北病故。

参考文献

•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
• 四川文史研究馆编：《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 刘航琛口述、章君谷执笔：《戎幕半生》（附自订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 《刘航琛》，戚再玉主编《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版，第204页。
• 邢世同：《我所知道的刘航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64年版。
• 宁藏村等：《亦官亦商的刘航琛》，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工商联合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重庆工商人物志》，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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