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1887年4月2日(清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九)出生于江苏靖江县一个塾师家庭。1893年，他父亲刘黻堂因科场失意，患了精神病，不能坐塾，靠他母亲给人家帮佣度日。刘国钧少时因得不到母亲的照管，常常踯躅街头，稍长后以贩卖水果、酒酿和拾柴辅助家计。十岁时曾进私塾读了一年书。1900年，刘到靖江县城一家糟坊当学徒，因不堪繁重的糟坊劳动，一年后即离去。1901年春，他去常州埠头镇谋生，7月入奔牛镇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次年中秋，刘吉升京货店倒闭，他又入元泰京货店当学徒。

常州奔牛镇地处大运河畔，后来沪宁铁路又经过这里，交通便利，商业繁盛。刘国钧在元泰京货店三年满师后继续当伙计，常去附近各地批货，出入各家货栈，逐渐熟悉市场行情，萌发了自己开店的念头。为筹集资本，他一方面在外出批货时广拉生意，获取佣金;同时由其母亲和妻子编织辫须(清时男子扎辫子用的一种丝带)，送到店里代销;又搭了一个互助会，筹集起六百元资本。1909年刘与人集资一千二百元，号称二千元，合伙开办了和丰京货店，并附设土染坊印染布匹。两年后，合伙者因负债，把股份让给了刘国钧。

1911年10月武昌举义，11月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相继光复。清廷江南提督张勋盘踞南京，扬言将东下镇压革命，一时人心惶惶，奔牛镇上各店家害怕战祸，纷纷关闭歇业。刘国钧原也准备歇业，但见其他各店歇业后，生意集中到和丰一家，便壮着胆子继续营业。不久，革命党人组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张勋率部退至徐州以北，社会秩序迅即安定，和丰京货店非但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反而赚了一大笔利润，到年底盈余五千余元。次年，刘又接盘了同丰京货店。到1915年，他拥有资本二万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忙于战事无力东顾。当时，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实业救国”呼声甚高。刘国钧见国货畅销，民族工业一时获得迅速发展，遂开始弃商从工，投资一万元，与蒋盘发等人共集资九万元，创办了大纶机器织布厂，蒋任经理、刘任协理。

1917年，刘国钧退出大纶织布厂，于次年独资开办了广益织布厂，拥有木机八十台，悉心经营。由于熟悉市场，又有经营大纶的经验，头年就盈余三千多元。1922年，刘又创办了广益二厂，拥有木机一百八十台、铁帽子布机三十六台，成为当时常州最大的织布厂。

刘国钧为求在纺织工业上有所成就，于1924年访问了日本。他发现日本厂商的经营管理讲求实效、节减工序、费用少、成本低。回国以后，便不断改进经营管理。首先采用了以筒子纱代替盘头纱的先进方法，节减了工序。同时，他根据市场需要改变经营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为主，改为以色布为主，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等。1927年，刘将设备陈旧的广益一厂停歇，全力经营广益二厂，淘汰旧式木机和铁帽子布机，购置了一百八十台电动式布机，改进技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其“征东牌”和“蝶球牌”色布远销海外，获利甚厚。到1930年，刘国钧除了广益厂固定资产以外，已拥有二十余万元流动资金。

刘国钧退出大纶布厂以后，蒋盘发在1921年集资六十二万元创办了大纶纺织厂^[1]，拥有纱锭一万枚，布机二百六十台。但是，大纶纺织厂开办伊始，恰值欧洲各国回到亚洲市场，所以“开车未久，纱市败坏，连年亏损甚巨”^[2]。1925年出盘给沪商顾吉生经营，改名为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同样连年亏本。1930年，刘国钧投资二十万元，招股二十万元，又向钱庄借款二十万元，以五十万元接盘大纶久记纱厂，以十万元用于修配和更新机器，将大纶久记改名为大成纺织染公司，自任经理，刘靖基为副经理。随后，他又以厂基作抵押，向上海银行借款四十万元作流动资金，开工生产。

就在刘国钧经营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前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爆发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又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国产纱、布销路大增。因此，大成公司自1930年夏开工以后，半年即盈利十余万元，第二年又盈余五十余万元。1933年以后，纺纱业由于受欧美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始萧条，而织布、针织和整染各业，则因进口货锐减，反而呈现繁荣景象。刘国钧乃向织染方面发展，1932年将自己独资经营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公司，改名为大成二厂，使大成公司“实行自纺自织自染之一贯工程”，废除工头制度，“聘用专家管理，厂务日有起色”^[3]，资本从1930年的五十万元(实收四十万元)增加到1931年的一百万元，1932年增为一百四十万元。

刘国钧1932年和1934年又两次东渡考察日本纺织工业，参观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程序。开始时，他以上海协祥批发号董事的名义出现，日本厂商为了招揽生意，争相延请。不久身份暴露，参观受阻，刘就改到盛产灯芯绒和丝绒的滨淞县，深入农村参观割绒技术。回国时，还从日本买回一套丝绒和灯芯绒生产工具设备，聘请一位日本工人来试制。

由于日本不断加快它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在我国沿海城市大量开办工厂企业，控制了当时我国最大的三个棉纱纺织中心上海、天津和青岛，刘国钧和其他纺织工业家纷纷向内地发展。1936年，刘国钧与已经亏本停产三年、急待出租的汉口震寰纱厂股东商定合作办厂：大成出资三十六万元，震寰以机器折价二十四万元，由大成公司经营，改为大成三厂，定期六年^[4]。年底，大成公司增加资本至四百万元，订购了当时最负盛誉的瑞士里特纱锭三万二千枚、布机一千零八台，并将汉口大成三厂改名为大成四厂，另在常州东门外筹建大成三厂^[5]。

1937年夏，常州大成三厂厂房已经建成，正在安装试车。“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形势险恶。刘国钧将大成三厂纱锭分批运往上海租界贮藏，二百台布机运至汉口。次年1月常州沦陷，大成公司遭受严重破坏，一厂所存物资被抢掠一空，二厂被炸成废墟，三厂被日军当做马厩。这时，上海租界成为“孤岛”，许多未及内迁的工厂纷纷移入租界，刘国钧亦于1938年将贮存在上海的资金设备，以英商名义注册，开办了安达纺织公司，自任总经理，刘靖基任经理。

这时，由于日本的疯狂进攻，武汉风声日紧，刘国钧提前结束了与震寰纱厂的合作关系，将四厂的二百台布机和从四厂分得的二百余万元物资运至四川，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作，在重庆北碚创办了大明纺织染公司，月产布七千匹。他并先后在重庆开办了批发字号;在香港开办了经销原料的大孚商行;在重庆、昆明、河内、仰光等地设立了办事机构，经常来往于渝、沪、港之间，组织指挥生产和贸易。

1944年，中国棉纺织学会成立，刘国钧被推举为候补监事。这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刘写了一篇《扩充纱锭计划刍议》，设想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十五年内，全国纺织工业发展至一千五百万枚纱锭，并对筹集资本、织机制造、人才培训、原料供应、工厂布局和管理经营等等，都逐一作了全面规划和设想^[6]。对于自己的企业，他计划十五年内发展至五十万枚纱锭，并向毛、麻纺织发展。为了做好准备，同年夏他赴美国访问，以后又转道加拿大参观棉、毛纺织厂，向美国订购了二万枚纱锭、三万担棉花。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刘国钧从美国回来，立即投入工厂的修复工作。经过三个月的整修，大成公司基本恢复，三个工厂拥有纱锭三万二千一百枚、线锭四千八百枚、布机七百五十六台，资本为一千五百万元^[7]。他在国外订购的设备，结汇和分期付款需要银行担保，便在自己名下划出五万元给上海银行陈光甫，并聘陈任大成公司董事长以取得上海银行担保。1946年，又与彭浩徐等人创办了中国纺织机械公司。由于刘锐意经营，大成公司迅速发展，到1949年，已拥有五万余枚纱锭、一千一百八十台布机和日产五千匹(二十万米)布的印染设备。

1948年8月，蒋介石下令实行“币制改革”，强迫收兑黄金、银元、外币，大成、安达两公司在上海所存的黄金、美钞被勒逼一空;再加上国民党政府“限价”失败，物价狂涨，两公司损失惨重。刘国钧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损失，将私人存款和大成公司部分现金转移到香港储存。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全国新政权建立在望。刘国钧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共产”，便将大成公司二百台布机经台湾运往香港，又以转移到香港的存款购买了六千六百枚纱锭，在香港开办了一家东南纱厂。此外，他还在美国购买了十万美元的公债，储蓄二十万美元，在巴西投资橡胶园，以做退步之计。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携眷移居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常州大成公司所属各厂的生产也蒸蒸日上。刘国钧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开始把转移到香港的现金逐步汇回，支援祖国的建设。1950年春，他冲破重重阻挠，毅然返回祖国大陆，继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安达公司副经理兼副董事长。1954年6月1日，大成公司在江苏省棉纺织系统中，首先实行公私合营，刘任总经理兼副董事长。以后，刘国钧历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江苏省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江苏省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等职。1978年3月8日，刘国钧在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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