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存厚，字积之，1885年1月24日(清光绪十年十二月九日)生于今四川省简阳县。先祖为盐商，父刘廷辅为光绪己丑恩科武举。

刘存厚幼入私塾启蒙，后读经，欲步入仕途。1902年应郡院试，榜上无名。1903年进新设立的四川武备学堂就读。1907年7月毕业，与周骏、尹昌衡等人被该学堂首批选送至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步兵科第六期，同期同学有孙传芳、阎锡山、唐继尧等人。1908年12月毕业归国，参加北京军谘府陆军部考试，授陆军科举人，旋被推荐给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昆明训练新军，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这期间，经罗佩金、李根源介绍，刘存厚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前，刘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唐继尧任同标第一营管带，雷飙任第三营管带。三十七协协统蔡锷有反清革命思想，刘存厚也附和进步潮流，但又不时与清军督练公所总参议靳云鹏相周旋。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刘存厚参加了蔡锷、李根源等人领导的28日云南昆明起义，攻下督署，众举蔡锷为云南都督，刘存厚任参谋部第一部部长。蔡锷令唐继尧进军贵州，唐派韩建铎为援川滇军司令，刘存厚为总参谋，率队进驻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11月，四川光复，尹昌衡继蒲殿俊任四川都督，决心以武力驱逐滇军，经蜀军政府与四川大汉军政府代表一起同滇军交涉，礼送滇军出境。刘存厚感到重返滇省仍无出路，密电尹昌衡表示愿意返蓉，尹复电表示欢迎，刘存厚遂以父命归川为由，于1912年3月初离开滇军返回成都。

同年4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宣告四川统一，成立四川军政府。尹昌衡已将川军扩编成三个镇，为安置刘存厚，特意增第四镇，委刘任统制。不久，改镇为师，刘仍任第四师师长。1913年7月，尹昌衡出康定平叛，由胡景伊代理川督。胡是袁世凯的党羽，共和党四川支部常务理事，胡排挤和打击革命党人，但对刘存厚极拉拢，刘和周骏遂加入共和党，转而投胡拥袁。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和老同盟会员杨庶堪宣布独立，响应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分兵西进讨伐胡景伊，胡命令刘存厚迎击熊克武，熊军败退。9月，刘存厚署理重庆镇守使，“大肆搜捕国民党人，株连无辜，查抄财物，得银二十多万元，旋师成都”^[1]。川军第二师师长彭光烈因与熊克武暗通，全师被解散，遂将第四师番号改为第二师，刘存厚仍为师长，晋陆军中将衔。

1915年初，陈宧受袁世凯之命，率北洋三个师入川会办军务，在全川实行大清乡，排除反袁力量，为袁称帝铺平道路。陈派刘存厚为川南清乡总司令，率兵两个团驻守泸州。袁阴谋称帝，于12月册封刘为二等男爵以笼络之。同月25日，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举兵讨袁，蔡自任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进兵四川叙永县。蔡、罗与刘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极力争取他反袁，刘手下第二旅旅长雷飙也赞成附蔡讨袁，但另一旅长拥袁。叙永县知事为刘二弟，同情护国军，刘父也支持其义举。护国军在争取雷飙的同时，授意四川人李宽文向刘存厚投递了一封匿名信，说：“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示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2]”刘便急忙同雷飙计议，派人与护国军联系，于1916年1月31日在纳溪以“护国川军”总司令名义发表讨袁檄文，宣布独立。2月1日，护国军到达纳溪，刘率部配合护国军会攻泸州，占领益田县、月亮岩，与张敬尧的北洋先遣军和熊祥生部隔江对峙。3月7日，刘存厚的护国军在前线失利，他惊恐万状，认为弹尽兵疲，便不顾蔡锷反对，撤离纳溪退往安宁桥。当时川滇护国军仅有七千余人，而袁世凯的北洋军有五万多人。双方在泸州、纳溪西南棉花坡、大州驿一带的激战持续两个多月。继后各省纷纷响应护国军，袁被迫于3月取消帝制，陈宧也随之宣布四川独立。6月6日，袁世凯死去，刘存厚所部恢复原番号，仍称四川陆军第二师，继续任师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7月20日，刘存厚率部进驻成都，摄行军、民两政。29日，蔡锷抱病入成都，刘率众迎接。8月，蔡锷电保刘存厚为第二师师长，权委川军第一军军长，请授陆军上将衔。9月，蔡锷赴日“养疴”，病逝异国。同月北京政府电令滇军将领罗佩金、黔军将领戴戡分别署四川督军与省长。刘存厚仍维持原职，10月授陆军中将衔、崇武将军、勋四位，12月加陆军上将衔。

1917年3月，刘存厚与四川督军罗佩金因裁军问题发生冲突，领衔通电指控罗调动滇军准备作战。4月18日，滇军与刘存厚的川军在成都城内展开巷战，死伤数百人。北京政府电令罗、刘立即停止战斗，来京供职，川督由戴戡暂兼，但罗、刘不遵令北上，分别率部退往仁寿、简阳和凤凰山。

戴戡利用刘、罗混战之机，通过进步党梁启超等人的关系，向段祺瑞靠拢，得以集省长、督军、会办三个头衔于一身。在戴、刘互相怨恨之时，张澜亦不甘心戴独占权位，遂与刘存厚合作。7月1日，张勋拥清逊帝溥仪复辟。同月3日，溥仪伪谕授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存厚对溥仪谕旨并未立即表态，而是通过关系在京奔走于段、张之间，以观时变。4日，刘通电声讨张勋复辟，拥护共和，指责戴戡把持邮电以及陷害他人。5日，戴以讨伐“叛逆”为名对刘存厚用兵。当日夜，川、黔两军在成都北校场、西校场一带激战。8日，黔军败守皇城，戴戡求助罗佩金未果，粮弹告罄，不得不交出三颗大印，撤军出城。刘存厚深知戴意在与滇军会合后卷土重来，假意应允，暗中派队驰赴龙泉驿、山泉铺一带埋伏，阻击由资、简、荣、威西上的黔军。21日，戴戡在溃退途中遭伏击自戕，随行将领多被俘被杀。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上台，梁启超等人对戴之死表示悲痛，要求严办刘存厚，但段置之不理。北京政府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张澜暂行护理四川省长。刘存厚又与川军周道刚、钟体道等人为伍，集合一、二、三师兵力，在成都周围地区，同滇黔军进行更大规模的“资简阻击战”、“青眉攻防战”、“资内争夺战”^[3]，再次打败滇、黔军。北京政府遂于11月任命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会办军务。12月刘升任督军，成为称雄地方的小军阀。

时熊克武借护法名义进兵四川，于1918年1月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受黔、滇、川军压力，刘存厚、张澜于2月19日退出成都，往绵阳与钟体道会合，不久又逃离绵阳，经广元、昭化，于6月进驻陕西宁羌(今宁强)。刘在绵阳暂住月余，竟预征一年田赋。7月，南方军政府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二十一师师长，划汉中等七县为刘、钟两部防区，军械饷糈均由北京政府供给，刘还在汉中设四川督军行署。刘在陕南实行暴政，逼农民毁田种植鸦片，城乡遍设烟馆，遍摆赌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激起当地民众公愤。陕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公布刘祸陕罪状十二条，请求调刘离陕，严加惩处。1920年2月间，陕督陈树藩先后七次电控刘的暴行，要求将刘调离惩处。4月，陈终于对刘下了逐客令，限期离陕。

同年5月，熊克武在川、滇、黔战争中败北，被赶出成都，退守保宁。熊、刘同病相怜，弃嫌修好，共同组织靖川军，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分别攻打重庆，收复成都，相约战事未了，二人均不用督军名义，公推刘湘护理川督。8月，刘存厚就任靖川军总司令。9月，刘、熊联合攻克成都。10月，熊又占领重庆，并在渝设川督公署。11月，刘返回成都也挂起四川督军公署招牌。一时南北政府分别任命的两个督军在成渝对峙，分庭抗礼。后经刘活动关节，北京政府于12月30日命令刘存厚督川，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企图把四川纳入北洋政府统治之下。

刘存厚虑及此次回川兵力不足以统驭全川，遂有北结陈树藩，南联黔、滇，以牵制川东南各军，复施其纵横捭阖之手腕，离间川中各师旅，使其互相猜忌，辗转以就己范围之阴谋，然事与愿违，所定计划尽成画饼。1921年2月18日，川军二十三名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并公布了刘存厚阻挠自治的十条罪状。后来熊克武、但懋辛、刘湘、刘成勋等人联合起来，分路向刘存厚进攻，刘见势不妙，遂伪装自治，同时密电北京政府表明拥护中央之态度，说明迫于形势，不宜公开表态，请中央谅解。北京政府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刘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骂他口是心非，是北京政府的走狗。刘被主子出卖无地自容，于3月22日通电，自动下野解除靖川军总司令职，复出灌县，重返宁羌。

1923年2月，四川再次发生内乱，吴佩孚乘机援助杨森回川，并令刘存厚由陕南进兵川北。刘于2月19日进驻绵阳，5月败走。1924年5月27日，北京政府令裁撤四川督军，刘改任川陕边防督办。川陕边防督办公署设于绥定(今达县)，辖绥定、万源、宣汉、城口四县。刘存厚在绥定近十年，兵力由不足五千人，逐步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刘无休止地剥削搜刮，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共产党员李家俊曾领导四川农民抗租，建立抗租军及四川第一路红军，遭到残酷镇压。刘对在当地活动的国民党也同样进行压制。刘信奉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分子在绥定活动猖獗。

1928年10月底，国民党政府指定刘湘为川康裁缩军队委员会委员长，邓锡侯、刘存厚副之，负责川康军队缩编事宜。此前，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大势已去，不得不入夔门投杨森、刘存厚。刘不顾南京国民党政府“讨吴除杨”的通电，将吴一行安置在绥定与开江交界处檀木场陈济川的大院内居住。他对吴的供应、警戒甚是周到谨严。吴曾写诗赠刘：“方寸纠纷俗累萦，无端怅触笔花生。人间落魄寻知己，诗写牢怨见性情。孝水梦回千里曲，蜀山月挂一钩轻。枕边莫恼鸡声恶，催起刘郎趁早行。”^[4]抒发对刘的感激之情。同年末，刘又迎吴佩孚至距绥定三十里之河市坝居住，且为吴设“行辕”于绥定城内，要为吴招兵买马组织警卫旅。

1929年3月21日是吴佩孚五十七岁生日，时值蒋桂战争爆发的前夕，吴佩孚亟思乘机出山，刘存厚与吴合谋，事前发出通启，大摆寿宴，广为招徕。段祺瑞、曹锟、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纷纷派代表前来祝寿，川省各军阀也都馈赠厚礼，刘存厚赠寿银五千两。10月，段祺瑞派代表来河市坝促吴再起，各方军阀残余代表云集河市坝，与吴密商局势。刘存厚更与吴拟定了组建“兴国军”计划。刘还派代表赴南京谒蒋介石，请准许吴佩孚回籍山东，吴三次通电试探之后，于1930年6月4日由绥定起程赴蓉，刘存厚盛宴欢送，赠路费银二万元，后吴出川受阻，刘又劝吴移驻汉小镇下八庙。

1933年5月，蒋介石任命刘存厚为陆军二十三军军长(空头番号)。10月又任命刘为四川“剿共”军第六路总指挥，负责“围剿”川北红军，结果受到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迎头痛击，损失甚众。10月20日刘弃城逃跑。翌日，红军正式入城，结束了刘在绥定近十年的统治。蒋介石于10月28日以“轻弃防地”的罪名，将刘撤职查办，其残部由刘的副军长刘邦俊改编。

此后刘存厚长期赋闲，他在成都置园林一处，修饰一新，名为“榆园”，又在故里简阳买下庄园一处，名为“桂里山庄”。1948年刘任国民党“行宪国大”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存厚被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阎锡山“接往”台湾，受聘伪总统府“国策顾问”，但刘生活潦倒。刘在诗中自况：“蹉跎容易又三春，一事无成唯虑贫。谁知路旁卖瓜客，曾为麟阁画图人。”^[5]刘存厚于1960年6月病逝在台北^[6]。

刘喜书法，好吟诗，收藏图书、碑文、名画颇丰。著有《云南光复记》、《护国川军战纪》、《蜀军志》、《榆园诗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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