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森，原名树森，字柏生，以字行，江苏武进人。1869年5月2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祖父刘养浩，是个秀才，教书乡里。父亲刘凤书经营商业。刘在兄弟六人中行四。长兄刘树屏，字葆良，光绪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弟刘厚生(垣)，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后随张謇办大生纱厂。从兄刘可毅，光绪壬辰会元，庚子义和团起事时，在河北通县被杀。

刘柏森十八岁时在家乡设馆授徒，二十五岁那年到上海，经人介绍在德商信义洋行工作。二十九岁入美商茂生洋行从事机器军械部门的贸易推销业务。1899年秋末，刘赴日本长崎、神户等地考察煤产运销。回国以后，欲自设煤号运销东瀛，未及实行。翌年受闽浙总督许应骙及福州将军善联的委托，向外国订购大炮二十门，价银三十余万两，赚到佣金数千两。接着善联又汇银三千两，托他在沪代办进呈慈禧太后的贡品多种，其中第一号贡品名“万年青”^[1]。由于名称的吉祥，深合慈禧之意，刘也因此获得了善联的赏识。于是刘柏森怂恿善联和他合股投资，开设慎泰恒字号，经销烟煤和兼营进出口贸易，获利甚厚。刘旋即从事股票投机，先后获利二三十万两。

1904年，刘伯森与盛宣怀合资创设三星香烟公司。开业以后，因受英美烟草公司的排挤，勉强维持了四年多，终于宣告停业。1908年刘与粤商刘问刍、唐少义、夏瑞芳等人组织贸易集团，出资收买怡和轮船股票，意图将怡和轮船公司从英商手中收回自办，旋因粤商中途变计售出所收股票，事遂未果。刘柏森因此亏蚀三十余万两，以产相抵，尚有不敷，所设慎泰恒号因而宣告停业清理。

刘柏森于1909年重新集资设立宝兴长号，仍旧经营燃料、纱、布等业务，并在天津设立分号。1911年刘与张謇集资组织大维公司。通过湖广总督瑞澂的关系，租办湖北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在沪招来女工及机匠等数千人，先从纱、布两局着手。7月开车，刘任总经理^[2]，不久，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刘将所带机工临时乘轮避往上海，纱、布局遂为前租办人粤商韦紫封以应昌公司名义接办。迨刘率领机工人员赶回武汉，已经来不及，官司打到北京，终于无法收回。

刘伯森返回上海，继续经营宝兴长号。1913年他与北洋政府交通部订立阳泉白煤经销合约，运沪销售给日本用户，仅三井洋行一家年销就达十万吨。通过这些经营，刘又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1915年至1918年间，刘先后租办了伦章造纸厂改名为宝源纸厂，租办了苏州苏纶纱厂改名为宝通纱厂，租办了裕通纱厂改名为宝丰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一些国家在战事期间生产缩减，刘柏森所办各厂连年获利颇丰。至1919年棉纺业盈利益厚，刘所经营的宝通、宝丰两纱厂日产纱百余件，每件可盈利四五十两，当时有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3]。刘氏至此获利既多，更锐意力谋进取。

1919年4月，刘伯森又在上海创设宝成纱厂，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纱机四万锭，至下半年开工。同年12月又向慎昌续订纱机六万锭，创设宝成第二厂，1921年才全部开车。当时棉纱的盈利高峰已经过去。然而刘所经营的其他纱厂和纸厂，仅在1920年就获利达三百余万两。这使他热衷再建新厂，于是续向慎昌订购纱机五万锭，在天津设宝成三厂。又向日本三菱公司收买在上海陆家嘴的华章造纸厂，改名为宝源纸厂东厂，把原来的宝源纸厂改为宝源西厂。至此，刘主持经营的企业，已有五个棉纺织厂和两个造纸厂，成为上海颇有实力的资本家。他花十余万两购进了上海有名的“愚园”作为住宅，请名画家陆廉夫绘“愚园家庆图”以志其盛，又在北京香山建造“玉华山庄”，费银二万余两，作为别业。这一时期，可说是刘柏森的全盛时期。

20世纪初期，刘柏森就约集商业界人士发起过商学会，“欲合群智群力与外侮相抵抗，勉为自存之计”^[4]，继又发起改组了上海总商会。1917年他和祝大椿、荣宗敬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目的为联合同业抗御外资侵略。但是好景不长，刘所经营的企业灾祸沓至。宝丰纱厂和宝源东厂相继遇到火灾，厂房、机器、原材料等毀损颇重。刘在创办天津宝成三厂时，所订购之纺机五万锭，及向英商订购的两座发电机之价款，未曾结汇，战后镑值汇价在短期内大幅度回升^[5]，因此损失达二百余万元。而英商通用公司却不守信用，以旧机充新，为此刘柏森向法院提出起诉，涉讼经七年之久，以致耗费不赀^[6]。

1922年秋初，长江南北受到大风暴雨袭击，棉花歉收，棉价暴涨，形成了花贵纱贱的局面，上海纱价从1919年的每件银二百两跌落至一百二十四两^[7]。影响所及，上海遂有宝成等十一家纱厂停开夜班，减缩生产。刘柏森等人为了维持纱价，通过“纱联会”决议，自1922年12月18日起各厂停止工作四分之一。这是中国棉纺工业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生产的集体行动。可是这个决议并无多大效果，因为外商纱厂根本不受这一决议约束，反可坐收其利。

在纱价不断下跌而原棉市价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刘柏森最先仿效日厂的办法，掺用印度棉花，但也无法挽回颓势，至1924年末，纱业萧条达于顶点，宝成营业愈感困难。刘柏森从经营商业起家，带有较大的投机性和冒进性，不重视企业的科学管理和技术改进。更由于宝成连年扩展，营运资金早已不敷周转。早在1921年冬，刘就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举借厂产押款日金五百万元，经过几年的盘剥，负息越来越重。至1925年2月欠东亚兴业本息五百三十万日元，无力偿付，终于被迫将宝成第一、二两厂拍卖，为日商日华纺绩株式会社购去，改为喜和第一、二厂(1931年后又改称为日华第五、六、七厂)。

刘柏森在天津的宝成三厂，因为所欠慎昌借款未能清偿，开工后暂归镇昌洋行经理所有。刘所租办的苏州宝通纱厂，也因花纱比价采算不利而停工，之后因无法筹集资金复工，只得于1926年退租。

至此，刘柏森所经营的棉纺工厂几乎完全丧失。他过去办厂，一再标榜为了抵御外货的侵入，而他所手创的几个纱厂企业，几乎全部为外商所吞并。经此失败后，晚年意志消沉。由于棉纺厂所需资金较巨，他已无力经营，只能经营造纸厂，先把宝源东西两厂改组为天章纸厂。1934年又租办了徐家汇的源泰纸厂，改名森记纸厂。

1931年9月，刘柏森另组大同公司，向中国、浙江兴业和上海三家银行借款，用以偿还宝成三厂的慎昌欠款，并亲自赴津解决，将厂收回自营。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市场丧失，天津纱销呆滞，营业困难，虽经勉力维持到1935年，仍被迫停工。宝成三厂所欠中国、浙江兴业、上海三银行的借款，利息滚利益重，终于由债权人拍卖，为日商东洋拓殖会社和大阪伊藤忠商务会社所合组的天津纺绩会社购去，1937年改名天津纱厂。上海天章纸厂受津厂影响，浙江兴业银行不允继续贷款维持，亦只得停工清理偿还债务。

刘柏森至此债务丛集，经济艰窘，仅赖森记纸厂盈余维持生活。

不久中日战争爆发，刘柏森益感老境颓唐，常常回忆往事，不胜感慨。1940年5月患胃癌，12月4日病故于上海。

参考文献

• 《刘氏宗谱·刘柏生先生年谱》(1869年—1921年刘柏森自订，1922年—1940年其子刘卓勤补订)。
• 刘厚生：《先兄柏生公墓志铭》。
• 《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会议录》(1917年—1926年)。
• 《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1929年版。
• 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访问谈话(1959年7月)。
• 《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张松樵回忆录》（1957年5月）。
• 前宝成三厂厂长兼工程师陆绍云访问谈话(198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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