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原名和乐，入大学时改名玉堂，又改名语堂。1895年10月1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福建龙溪板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六岁在本村从师启蒙，十岁入鼓浪屿一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小学就读。越三年，免费入厦门寻源书院(教会旧制中学)读书。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教育，使林语堂从童年时代起就成为一个热忱的基督教徒。

1912年秋，林语堂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在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中，他除了学习一些中外语文、历史等课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和一些外籍教师的思想观点和生活态度，使林语堂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道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圣约翰对于我有一特别影响、令我将来的发展有很深感力的，即是它教我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具有基本的同情。”^[1]

1916年秋，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校方荐举到北京清华学校任英文教员，并兼授圣经课。直到1919年的三年中，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偶尔也在当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关于汉字研究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他的宗教信念和热情，曾有所削弱和减退。

按照清华学校规定：凡任职期满三年以上的教员，可由校方资助出国深造。林语堂遂于1919年秋赴美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林语堂后因经济支绌，于1921年离美赴法，在巴黎华工青年会工作。稍有积蓄后，又于同年夏天赴德，入殷内大学，半年后转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并潜心于中国古代语言学之研究，1923年取得该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取道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回国。

林语堂回国后，仍在清华学校任教，并于1923年11月开始，为《晨报副镌》撰稿，发表一些汉语古音韵的研究文章和德国诗人海涅等诗歌的译作。1924年五六月间，还发表过诸如《幽默杂话》、《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等短评。

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林堂语被邀集为该刊长期撰稿人。1925年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又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教授兼教务长。与鲁迅同事，并开始往来。

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以“女师大风潮”为中心的进步学生运动;5月，上海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运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和鲁迅等人的影响下，林语堂在政治、思想上倾向革命。在“女师大风潮”中，他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曾与反动警察搏斗。同时，在《语丝》、《京报副刊》和《莽原》等报刊上发表《谬论的谬论》、《咏名流》、《祝土匪》等短评、杂文，声援进步学生的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参加了对死难学生的吊唁、慰问，并在《语丝》第72期上发表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等文章，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对镇压学生的军阀及其帮凶文人——“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揭露。

1925年11月间，全国范围内革命形势高涨，北京市民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打倒段祺瑞执政府，张作霖的地位也发生动摇，“女师大风潮”随之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林语堂和岂明(周作人)倡和，在群众中宣扬西方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2]。特别是林语堂把这种“费厄泼赖”精神当作“语丝派”的共同精神来提倡时，就不能不引起鲁迅的警惕。鲁迅曾及时地撰文予以纠正，这就是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的发表。

由于鲁迅及时地针砭、教育，以及“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的血的教训，林语堂对他所宣扬的论调逐渐有所认识。惨案发生后一周，林语堂画了《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不久，又在《打狗释疑》一文中不无内疚地承认：“……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3]”并连续写了《闲话与谣言》、《讨狗檄文》、《一封通信》、《“发微”与“告密”》等文，主张来一个“打狗运动”，表示要继续讨伐当局势力和“叭儿狗”们的决心。

“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受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通缉，即于当年5月携眷返闽，在厦门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并先后荐请孙伏园、鲁迅、川岛等人至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年底，因国学院经费问题与校长林文庆意见相左，又因教职员中“现代评论”派势力不断膨胀，虽有鲁迅等进步教师的支持，但林语堂在教务、人事等方面的开展过程中，总感时被“掣肘”，1927年春，终因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而被迫辞职离闽。3月，应陈友仁之请至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秘书。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7月，宁汉合流，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林语堂回到上海，应聘为开明书店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发行全国，因以致富。12月，鲁迅在上海接编《语丝》，不久又主编《奔流》、《朝花周刊》，林语堂为这些刊物撰稿。

1928年11月，林语堂写剧本《子见南子》，发表在《奔流》上，此剧对孔子作了嘲讽。同年12月，在英文杂志《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鲁迅》一文，对鲁迅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和战斗业绩，作了如实的评价。

“四一二”政变后，林语堂所希冀的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难于实现，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现曙光”^[4]的政治愿望，也遭到破灭。1931年“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加紧了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政策，把国家与民族带进了黑暗的深渊，濒临极其危险的境地。当时，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左冀作家联盟，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英勇斗争。但林语堂却游离于斗争之外，不敢正视现实，企图逃避、躲藏。他对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涨，采取了“偏憎人家说普罗”^[5]的态度;他慑于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采取了“胆小只评前年事，才疏偏学说胡卢”^[6]的畏缩立场。

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杂志《论语》(半月刊)创刊。他在创刊号上明确宣布该刊以提倡“幽默”为宗旨;并宣扬所谓“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7]的处世态度。

1933年1月，林语堂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对他采取了既团结又批评的态度。鲁迅应约为《论语》撰写过几篇文章，但同时声明，不赞成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严肃地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广大人民求生且不暇，所谓“幽默”文学，在政治上只能起到“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8]的作用。另外，还多次写信进行规劝，希望林语堂做一些于人民于国家有益的文化工作^[9]。对于鲁迅的严肃批评和忠告，林语堂漠然置之。

《论语》出至第27期时，林语堂辞去编辑职务(由陶亢德接编)，于1934年4月另创刊《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9月又创刊《宇宙风》(半月刊，与陶亢德合编)。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林语堂提倡所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性灵”小品文，主张“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他吹捧晚明公安竟陵派的“性灵”文学，鼓吹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攻击白话文，反对大众语;纠集周作人、邵洵美等人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后来，他更连篇累牍地发表一些公开反苏反共、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人间世》第25期上还译载了宋美龄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攻击工农红军“杀人放火”以及吹嘘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战绩”的文章。

《人间世》创刊后不久，鲁迅就与林语堂断绝了关系，并连续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林语堂进行了批判，揭穿了他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

1936年8月，当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刻，林语堂以著作为名，携家移居美国。就在这一年，林语堂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纽约出版。在这本书中，林语堂大讲所谓“八百年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和所谓“世故”、“忍耐”、“冷漠”、“老猾”是中国民族的“特性”，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作了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林语堂这一行径，受到了国内外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的谴责。其后，还在美国出版了一部以1900年后北京一个官僚家庭为题材的英文长篇小说《瞬息京华》，并转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1964年，林语堂的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在美国出版。这本小说对中国革命持抵触的态度。

林语堂居美期间，曾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主持该校的“中国讲座”，大肆宣扬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

以后，林语堂长期定居美国。1943年林语堂曾一度回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曾在沙坪坝讲演，劝告青年学生读《易经》。郭沫若当时以《啼笑皆是》(见《沸羹集》)为题，撰文予以抨击和嘲讽，指出他对《易经》的根本无知与可笑。

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推荐他出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艺术文学组组长。1966年6月携家自美返台湾定居。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1972年编成《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1976年3月26日，林病故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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