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砺儒，原名林绳直，广东信宜人。1889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生。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成人。其叔教家馆，他童年随叔父读书。1905年至1911年在广东高州高郡中学堂学习。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3月回国。1919年4月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此后终其一生，一直坚守教育岗位，被誉为“最有恒心”^[1]的教育家。

五四运动时，他支持学生运动，曾指导北京高师学生举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活动。1921年，他积极参加北京八所国立高校的罢课索薪斗争。

林砺儒对德国《威玛宪法》编列的教育章十分欣赏。北洋军阀时期，他于1922年和1925年两次向当时的国会提出教育章草案，想为教育事业争得宪法上的保障，但都没有结果。

我国学制从清末开始基本上是抄袭日本的。1922年，教育界提倡仿照欧美学制进行改革。改小学七年、中学四年为小学、中学各六年。一时学制改革成为教育界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一年，林砺儒开始兼任北京高师附中主任(即校长)，决定立即试行新学制。林砺儒组织各科优秀教师自编新教材，当年秋季即按新学制招生。许多中学纷纷向高师附中索取试行新学制的教材及经验。高师附中还在教育杂志上介绍试行新学制的情况，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学制改革开始后，关于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大学教育是目的地，普通教育不过是过渡到目的地的一道桥梁。林砺儒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教育应以生活为主，以学生生活的环境为中心，而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他说：“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之放射线到各方面去。例如文学的陶冶，并非要把少年立刻造成一位名家，也不是准备将来卖文讨饭，乃是要引导他的人格的活力往文学方面去，科学的陶冶……乃是要引导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艺术的陶冶也是一样的理由。譬如一株树，要他十分发育，就要让他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他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所以我认定理想中的中等教育，是全人格的教育，绝非何种职业之准备。要全人格的陶冶受得圆满，那么将来个性的分化才算是自然的。”^[2]林砺儒的教育思想，注重联系中国教育实践，博采众长，颇有独到之处。

1931年7月，林砺儒应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的邀请，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其后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广东当局为纪念已故的国民党监委古应芬(字勷勤)，创办勷勤大学，林砺儒参加筹办工作。勷勤大学成立后，他担任该校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运动高涨。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企图用繁重的功课、严格而频繁的考试来束缚学生。林砺儒发表《从批评中学新法令说到未来的改造》^[3]一文，对教育法令提出异议，主张废除中学毕业生的会考制度。1935年国民党提倡“尊孔读经”，他又提出反对，说办教育应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民众化，二是现代化，读经不符合这两个原则。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废除中学的军训课程。

抗日战争前，两广一直保持着半独立状态。勷勤大学是这个时期广东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相对抗的产物。抗战爆发后，勷勤大学改组，其教育学院于1937年9月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林砺儒任院长。该院先迁广西梧州，继迁藤县、融县和广东乳源县。1939年9月改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再迁连县。历经五度搬迁，图书仪器均完整无损地转移至粤北。而当时广东其他院校图书仪器在搬迁中损失惨重。对比之下，该院声誉更高。林砺儒得到全院师生的爱戴，利用两广特殊的政治环境，担任院长达八年之久。他拒绝国民党特务插手学院。曾对学生说：“国民党顺来，应付他，硬来，就对付他!”^[4]国民党政府规定高等院校要设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党部。1939年至1940年，他便在校内物色人选担任训导长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挂上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党部的牌子，以便“挡风”，拒绝国民党派人到校。

林砺儒的办学思想是“兼容并包”。教员只要学有专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都请来任教。郭大力、张栗原、尚仲衣、高觉敷、李平心等教授都曾先后到文理学院执教。皖南事变后，搬迁到桂林的江苏教育学院解聘了一些进步教师，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林砺儒欢迎他们到文理学院来任教和学习。在文理学院，教师可以公开讲授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学生可以研究各种学术问题，组织各种进步社团，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文理学院的进步自由风气，引起国民党特务的嫉恨。张栗原教授讲课时，特务学生竟将左轮枪摆在课桌上，进行威胁。特务对林砺儒更视为眼中钉，说文理学院是“红色学院”、“小延安”，要求改组，并以停发经费相威胁，迫使林砺儒不得不于1941年5月提出辞职，前往曲江。此时以地下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全院师生展开挽留林砺儒的斗争。他们召开全院“挽林”大会，发表通电，派出师生请愿代表团前往韶关向省政府请愿，使拟取代林砺儒的国民党CC派不敢上任。学生们还高唱林砺儒撰写的校歌寄托对他的怀念。一时，不少学生被捕、被开除，一些进步教师也被迫离校。林砺儒愤慨地写了一首诗：“黄石出任乘小骥，闯入榴园杀桃李;三人贯耳七人鞭，园公闻讯心惘然。”^[5]心情极为沉痛。

1941年10月，林砺儒到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担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那时国民党特务也插手该院，他深为烦恼。在家门口写上一副对联：“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此后他写了许多辛辣的文章，讽刺教育界的黑暗面。5月，他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精神剃须论》一文，讽刺国民党对青年的训练和控制，轰动一时，导致该杂志被迫停刊。

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桂林师范学院于6月撤退到柳州。其后又沿桂黔边境转移到贵州省平越，继续上课。林砺儒随校转移，坚持讲课，并初步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教育哲学》一书。抗战胜利后，他随桂师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民主活动。1946年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收到不少匿名信。国民党特务恐吓他说：“李公朴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后来CC派要把桂林师院迁往南宁，而他又患肾炎，遂提出辞职，回广州治病，因而脱离民盟。林砺儒在广州时生活贫困，用不起盘尼西林，桂师教授张毕来等汇了一笔款给他，他回信说：“庄子有云：‘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诸君盛情可感，亦复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来有人将这封信贴在桂师布告栏上，引出不少师生的热泪。

1947年8月，林砺儒到厦门大学担任教授。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国民教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之他学识渊博，立即成为该校教育系最受欢迎的教授。他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参加罢课、罢教、罢工的斗争。

1949年4月，林砺儒离开厦门，经香港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央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副部长等职。

林砺儒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学》、《伦理学要领》、《教育哲学》、《教育危言》。他有一百多篇论文，散见于《教育杂志》、《教育丛刊》、《中华教育界》、《教育新时代》、《文理月刊》以及《新华月报》、《人民教育》等报刊上。

1977年1月20日，林砺儒因胃癌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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