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生，号石泉，广东信宜县人。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15年就学于高州中学，课余向一美国神甫学习英语。1920年赴广州，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

1923年初，林柏生在岭南大学因参加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旋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次年7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由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精卫秘书。从此，他长期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

1925年10月，林柏生由汪精卫保荐，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与陈春圃同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学员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联络人。1926年9月，林柏生离苏返穗，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

1927年12月，汪精卫因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被迫宣布“引退”去法国，林柏生随同前往。在旅法期间，林创办《留欧通讯》(后改称《欧美通讯》)，这是他编办刊物之始。其时，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打出维护国民党“法统”的旗号，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林柏生于1928年5月在一封信中提出应当使国民党“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即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1]，深得汪精卫的赞赏，说这是“反共以后清厘本党理论的一篇重要文字”^[2]。同年底，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所属之两大机关报——旧金山《美洲民国日报》与纽约《民气报》要求派人指导宣传，林柏生即衔汪精卫之命前往，在美洲华侨中宣传汪的政治主张。1929年冬，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林亲任社长，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的反蒋活动大造舆论，扩大其政治影响。

1932年1月，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拨款20万元交林柏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由于汪精卫的提携，1933年林柏生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华日报》被迫停刊。林柏生带了报社主要成员到香港，除主持《南华日报》外，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1938年2月，国民党内以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艺文研究会”，以宣传“反共媚日”为宗旨。林柏生即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编译社”和一个蔚兰书店，与周佛海的宣传相呼应。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叛国降日的“艳电”，交陈公博等带往香港，林将电文在12月29日《南华日报》上刊出。接着，《南华日报》又连篇累牍发表社论，为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谬论张目，说“历史上无不和之战，否则双方须有一方灭亡”，汪之“艳电”是出于“爱护国家之苦心”^[3]，是为中国“打出一条光明而充满希望之生路”^[4]。林由于积极参加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活动，被汪指定为汪伪集团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1939年5月9日，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开展所谓“和平运动”。不久，林柏生也带了《南华日报》、国际编译社和蔚兰书店的朱朴之、古咏今、胡兰成等一帮人到上海，为汪精卫摇旗呐喊。8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柏生被汪指定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9月10日，上海《中华日报》复刊，林柏生仍任社长，并派穆时英出版《民族日报》、古咏今出版《国际晚报》，共同为汪精卫筹建伪中央政权制造舆论。然而，《中华日报》等一出版，立即为抗日民众所识破，报贩拒绝售卖，人们将这类报纸撕成碎片。连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也不得不哀叹：《中华日报》在市场上“陷入不能销售的境地”^[5]。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拼凑伪中央政府班底，林任政治委员会委员。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林当上了伪行政院宣传部长。

林柏生上任后，接管了沦陷区文化宣传机构，先后成立了伪中央电讯社、“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局”等机构，钳制沦陷区舆论，鼓吹“抗战没有把握，战争是国家民族毁灭的死路”^[6]，应“强化中日和平轴心”^[7]，“创造建设东亚新秩序，确立永久和平”^[8]，等等。林还创办“宣传干部讲习所”，诱骗青年学生受训。

1941年初，汪伪决定对其统治地区进行所谓政治、军事、思想三位一体的“清乡”运动，林柏生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随着“清乡”向苏、浙、皖等省展开，“清乡”宣传活动也逐步加紧。在林主持下，伪宣传部特设“清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采用流动剧团、电影队、书报流通队、歌咏队等组织形式向“清乡”地区民众进行欺骗宣传，“告以清乡必定成功”^[9]。他曾多次到“清乡”地区“视察”，鼓吹强化汪伪政权是“现阶段和平运动的中心任务”，扬言要把“清乡”运动扩展到汪伪“力所能及的每一寸土地”^[10]。

同年冬，汪伪发动了一个所谓“新国民运动”，颁布《新国民运动纲要》，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林柏生任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他向汪精卫献策：“新国民运动”应从青少年入手，然后推广到社会上去。在汪精卫支持下，林先后成立“模范青少年干部学校”，组织“青少年团”，举办“青少年集训营”，自任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汪精卫)、“青少年团”总监、集训营营长，把争夺和毒害青少年作为一个重要目标。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对英、美的《宣战布告》，并决定设最高国防会议，林柏生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同年11月，林控制的伪宣传部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自此以后，林以广播、报刊、电影、戏剧等做工具，鼓吹在“大东亚战争”时期要加强“反共”、“反蒋”和“反英美”的思想决战，“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11]，表示“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12]。

林柏生是汪伪集团中以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的中坚人物，他凭借汪精卫夫妇的信任，极力在汪伪集团内部扩展自己的势力，特别想插手特工工作。他先是拉拢原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伪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办了一个“东方通讯社”，由苏任社长。该社表面上是一个新闻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关。不久，林又勾结伪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黄自强，秘密组织一个“政治工作局”，以苏成德为局长，下设情报、组织、训练、侦查、行动各股，并设有看守所，与李士群为首的伪特工总部分庭抗礼。“政治工作局”以宣传、情报工作名义出现，其重要任务之一是“反共”。它假造共产党的《新路东报》，散发于苏北解放区;又编写《关于第三国际之解散》、《苏北黄桥事变》、《山子头事件》等十几种小册子，分发给汪伪政府各级军政伪官及各地党部，“以增加反共情绪”^[13]。

1944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汪精卫又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南京伪政权面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大小汉奸纷纷准备后路。林柏生于1945年1月辞去伪宣传部长之职，带了一批亲信出任伪安徽省长，兼任伪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企图占据一个实力地盘，待价而沽。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林柏生于19日发表《告全省父老书》，诡称“六年以来，吾人所含辛茹苦效命是间者，其本愿在真正永久之和平”，并令“全省军警保安队及公务人员，务必严守纪律，尽忠职务，确保防地，候命交替”^[14]，欲向国民政府献殷勤。但是到了24日，林还是随陈公博等同机逃往日本，躲藏于京都金阁寺，妄图逃避历史的惩罚。这时，全国人民掀起了惩办汉奸的怒潮，林柏生于10月13日被解送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31日，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犯罪行为，判处林柏生死刑，同年10月8日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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