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笔名屠富、渊实等。原籍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鸭仔步村。他是我国民主革命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其父亲廖竹宾是归善客家人，早年赴美国，当华工，后来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清光绪三年三月初十)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至1893年十六岁时，父亲病故，陪同母亲回到祖国。
 廖仲恺回国后，原准备应科举考试，入家乡私塾，从梁缉嘏研读经史策论。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展开，他受到影响，遂放弃旧学，于1896年转赴香港，攻读英语，作为学习西方以救中国的手段。
 1897年1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年秋，廖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廖仲恺在东京期间，结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孙中山从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往中山寓所访问，聆听孙中山革命言论，极为钦佩，从此萌生了革命信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
 1904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天津联络革命志士，筹设机关，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9月1日，经何香凝介绍，廖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为配合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他以“屠富”的笔名，翻译了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同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8至1909年初，受孙中山指派，先后潜回天津及吉林，从事发展革命势力的活动。
 1909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返回广州。这时，他想借取得清政府功名的办法，“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之工作”，便于同年偕同友人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之后，被清廷派赴东北，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并帮助边务督办大臣办理吉林省延吉地区归回祖国的交涉事宜。
 1911年武昌首义后，廖仲恺脱离清幕僚身份，回到革命阵营。他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不久，被南方革命政府派为南北议和会议的代表。在1911至1912年间，廖仲恺和他的哥哥廖凤书(恩焘，任清政府的外交官)都参与了南北议和，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袁世凯派。兄弟二人立场不同，双方对峙，谈判中形成鲜明的对照。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在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后，廖仲恺离广东去北京运动议员反袁，险些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同年，“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成，廖仲恺被任为党的财政部副部长。1916年4月，随孙中山回国。此后，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8年夏，第一次“护法”失败，廖仲恺随孙中山离广州到上海。1919年8月，他和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此后两年内，他除把《进步与贫乏》继续译完外，又译了威尔科克斯(Delos F. Wilcox)的《全民政治》，另外还发表了一些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政论文章。
 廖仲恺在这时期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族主义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是民权与民生了，因此，他这期间的著述中主要是阐述民权、民生两主义。
 在传播“民权主义”方面，他介绍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在于“国家权力失了他原本的位置”，“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认为，三大民权是欧美“政治上之防腐剂”，而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1]。他翻译《全民政治》一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在宣传民生主义方面，他探讨了许多问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交通建设、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把交通不发达看作“中国民穷财尽最普遍的原因”，认为：“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他说：“在一般政治问题，无论横的主张、竖的主张，都可以模模糊糊混得过去。但是这交通改良无论什么政治家，无论那种政论家，要是对于国家人民还有点诚心，替他们打算打算，是断不能抹煞的。”^[2]另外，他还研讨了货币改革、合作化运动等与民生问题的关系。
 从上看出廖仲恺在此期间，尽管试图从各方面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还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廖仲恺在接受历次革命失败深刻教训的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逐渐看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最后终于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希望：“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3]
 1921年，孙中山回粤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囚于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六十多天。经何香凝等营救，于8月19日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会合，重新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1922年秋至1923年春，在《孙文越飞宣言》签订过程中，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到日本东京与苏联代表继续会谈。通过这些会谈——特别是最后在日本温泉地伊豆山海岸“热海饭店”进行的会谈，是廖仲恺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他和越飞“住在一块，天天讨论，非常契合”，他在每次谈判后，“都是满面笑容，表示出很得意的样子”。正是通过同苏俄代表的相处恳谈，他接触到了不少革命知识，如对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和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的各项政策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开始明确了中国革命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竭诚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主张。
 1923年春，陈炯明败退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廖仲恺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这年10月，他受孙中山委托和李大钊等五人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从事改订党章等工作。同月下旬，按照孙中山要求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商讨改组问题。后又和许崇清等九人接受委派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着手起草宣言、党纲、章程草案及制定召开代表大会议事纲要，分别召开党务会议，讨论筹备改组等问题。11月底，他奉命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组织成立了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工作。
 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经廖仲恺的积极筹划，改组的一切准备工作，于1923年年底完成。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廖仲恺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指出：“以前本党之一再失败，而国家之乱源不能廓清，其故即在于认识目标之不清。现在我们已有了宣言，目标算是已定。”^[4]“宣言及政纲，是革命的性质，实行打倒一切军阀官僚，铲除一切发展的障碍。”“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前进之标准，努力前进!”^[5]
 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政党。党内右派分子如冯自由、张继等公开反对孙中山改组的主张，抗拒三大政策，并使用一切手法进行阻挠和破坏。廖仲恺站在孙中山一边，同右派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毫不妥协和动摇，他宣称：“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6]他针对以“稳健”自称的国民党右派说“实在他们口中的稳健派就是反革命派”。并指出：“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7]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除继续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国民党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地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他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服膺到底，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
 廖仲恺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俄国解决了社会制度的问题，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歌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他亲切地接待苏俄派来帮助中国革命工作的友人，诚恳地和他们共事，使苏俄友人们也都把廖仲恺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
 他又是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排除了右派顽固势力的种种破坏，促成了这一政策的实行。他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起死复生，成为“一个新生命”的重要因素。他明确指出：“要想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因此，他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各单位中公开活动。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期间，凡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都虚心听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且本着与共产党热诚合作的精神，把领导工会的事情都交给工人部秘书、中共党员冯菊坡处理。在黄埔军校任党代表时，他很敬佩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和周亲密地团结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保持着真诚的合作关系。
 他在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上，也是认真的。他认识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8]。他以工人部长兼农民部长的身份，深入群众，积极地赞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维护工农利益。1924年3月，他主持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广东工人国民党党员大会，作了鼓励推进工人运动的演说。5月，又主持了广东各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和广州全市工人代表会开幕式。7月，他赞助广州工人团体筹组工团军的工作，于8月下旬开始训练第一期工团军。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中，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他为几十万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四处奔走，封闭烟、赌馆作为工人住所，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并担任罢工委员会顾问，支援罢工工人。他也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因而主张：“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他曾经到中山、东海等县农村去访问农民，支持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告诉农民说：“如果农民想获得解放，必须同工人齐心合力奋斗。”
 廖仲恺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从他的世界观与思想体系上说，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自然是有差别的。但他是真实的革命者，其思想是随着时代的要求而前进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地肩负起孙中山未竟事业的责任，忠实地执行其遗言，更积极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斗争。是年3月，他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争，在东江前线上亲自鼓舞将士奋勇杀敌。6月，又参加了镇压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给了反革命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师生讲述廖仲恺当时的活动情况说：“我们又亲目看见：为了东江战争，每天作十几点钟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杨刘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单独一个人还要由黄埔回到广州去办事。”^[9]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赞扬廖仲恺为革命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曾感叹地说，像“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正由于廖仲恺不屈不挠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战斗，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其极端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国民党右派所指使的暴徒的暗杀，为民主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廖仲恺牺牲后，遗体于同年9月1日安葬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左侧，1935年9月1日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他的著译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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