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祖籍广东新会。1901年4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二)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梁启超，是清末戊戌维新中的主要人物，变法失败后携家亡命日本，梁思成即出生在日本。

梁思成自幼受家学熏陶，国学根底较好。在日本读华侨小学，使他从小接触到近代文明思想。中国当时所处丧权辱国的地位，又使他幼小心灵中，深深埋下反帝爱国的种子。

辛亥革命后，梁思成于1912年随父回国，1915年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他学业优秀，课余爱好非常广泛，爱好体育，尤其擅长攀高。他有相当的音乐修养，不但能在校唱歌团里担任男中、男低两个声部的演唱，而且还在校铜管乐队里担任第一小号手和副队长。他尤爱美术，同学们赞扬他“长于传统风格，能在同一时间里绘出数种不同风格的画，以便从中获得新灵感”，曾多次被推选为校刊的美术编辑。他被同学们称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参加宣传、游行和抵制日货等活动，是侪辈中很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之一。运动过后，学生要成立自治会，受到校长张煜全的阻挠，梁思成愤起高呼：“我们罢课!”群起响应，获得斗争的胜利，诞生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学生自治会。

1923年5月，梁思成即将毕业出国留学时，不慎在一次车祸中摔折了腿骨，不得不延至翌年春伤愈后才赴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习建筑学。还在五四运动期间，梁思成受新文化思想启迪，就“立志要在出国留学期间取得欧美建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以应用于中国”。他认为：“在当时中国建筑的技术和它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还都是当时学术界所未注意的。”^[1]1927年宾大毕业后，他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建筑和美术。他对一些学术研究报告进行阅读和分析后，认为研究工作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必须去实地调查。他与在宾大时的同学林徽因结婚后，一同离开美国，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他参看了许多博物馆中所藏的中国石刻、壁画和古代文物，并参观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古建筑实物和当时正在开始出现的现代新建筑。他看到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古建筑都受到国家妥善保护，并有专门学者进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不仅有许多珍贵的古建筑荒凉、颓残，无人问津，而且许多珍贵的文物或被偷窃、盗卖，或被外国侵略者破坏、掠夺，摆在人家的陈列馆里作为奇物，我们中国人要研究自己祖先的遗产却要依靠他们编的资料，有的还被“保密”。梁思成深感这是一种民族耻辱，下决心要尽力研究我国古建筑遗产，写出中华民族的建筑史，洗雪民族的耻辱。

1928年秋，梁思成途经欧洲回国，先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自任主任，夫人林徽因则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另一位建筑学教师”。嗣后，陈植、童嶲、蔡方荫等相继来校执教，同心协力为我国培养建筑人才。这期间，梁思成开始为将来深入研究中国建筑史做准备，逐步测量当地古典建筑，研究中国木匠的用书，向老木匠学习中国房屋的结构方法，并开始设计一些运用现代结构而保持中国特征的楼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大学被迫停顿，梁思成的研究工作也告中断。他入关到北平，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我国古建筑的广泛调查、研究、绘制和著述工作。他先以故宫为重点，对照清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选择一些建筑，从整体到局部，从构造到装饰，逐个进行观察、测量、记录，许多具体数字都能倒背如流。这期间，他还参加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工作，帮助修缮了许多古文物和古建筑。为了更广泛深入地进行研究，从这年起，他率领一支小分队，每年两次去各地调查古代建筑，包括庙宇、宫殿、住宅、佛塔、陵墓、桥梁、城堡，以及许多早期佛教造像崖，其中有许多建筑物的历史和艺术价值都是初次被认识而介绍于学术界的。如1932年4月，他们对河北省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寺内的观音阁进行了调查，经过测绘、查阅史料、抄录碑记、访问老者等等，他们考证出：由三层木结构组成的观音阁，建于公元984年(北宋雍熙元年)，距调查的当时已有九百余年的历史。在实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梁发表了第一篇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山门考》，对山门和观音阁的外观、平面、台基、柱子、平拱、梁架、椽、瓦、墙、门窗、彩画等结构和装饰的各部分，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分析;绘制了外形、结构、细部的全套图纸，摄制了大量照片。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自己的古建筑进行详细研究的成果。再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正殿，是一座木结构的佛殿，建于公元857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建筑，殿内还有同时代的塑像、壁画和题字。赵县的大石桥——赵州桥，是一座跨长37米的空券单孔券桥，建于7世纪初叶(隋代)，是世界上最古的空券桥。这些宝贵的资料，都经梁思成和小分队摄影、测量、绘造成结构详图，再根据史料写成调查报告。从1931—1937年六年当中，他们的足迹遍及南北十六省二百余县，实地调查了两千余座古建筑;写出调查报告十八篇。他们还曾到山东曲阜对孔庙作了详细的测量，提出了修缮计划。

梁思成的这些工作，大都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多次外出实地调查，都是风餐露宿，仆仆风尘，常要随身携带几十斤重的仪器、用品等长途跋涉，有时为给一座古塔的刹顶拍照，须手握铁索、两脚悬空攀援而上;有时在室内测量，常常要盘柱登梁。正如他说的：“蝙蝠见光(指摄影时用镁粉闪光灯)振翼惊飞，秽气难耐，工作至苦，同人等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梁，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2]

1937年7月，正当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一行在调查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时，抗日战争爆发，他们辗转返回北平。梁思成在北平教授联名信上签名，要求国民政府起来抗日。9月，他和几位研究人员开始内撤，经天津到青岛，转汉口到长沙，11月到达昆明。1940年底又由昆明迁至四川南溪县的李庄。这期间，物价飞涨，营造学社的经费几遭断绝，常常只发半份工薪。夫人卧病，梁思成本人也因关节炎发作而行动艰难，生活异常艰苦，有时甚至得变卖衣物以贴补生活。美国有好几所大学和博物馆请他去美讲学，有的还允许他带夫人去治病。梁思成的态度是：国难当头，决不离开国土。他和他的同伴们坚持在困境中继续进行研究工作。他们在昆明至大理一带十余个县，在四川嘉陵江、岷江流域和川陕公路沿线的三十多个县又开展了古建筑和民居的调查;并为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他们出版了两期《营造学社会刊》。1944年，梁思成开始写作《中国建筑史》。这时，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穿着铁马甲工作。他在同伴的协助下，抱病著述，终于完成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建筑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迁回北平，在梁思成的建议下，增设建筑学系，梁思成被聘为教授兼系主任。同年，美国耶鲁大学聘他为访问教授，讲授中国艺术史。在美期间，他担任了联合国新厦建筑设计团的中国代表，参加了六个月的设计工作。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贡献，授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他在美国用心研究近代都市计划，参观了许多现代住宅区，也参观了许多大学的建筑学院。1947年9月，他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内创设了一个专教都市计划的组。在都市计划理论的研究中，他开始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理的都市计划是难以实现的。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天津。此时，有一名解放军干部秘密来到他的家里，请他绘制一张北平文化古迹的分布图，以便在迫不得已必须武力攻城时尽可能不使这些宝贵的遗产遭受毁坏。这件事在他思想中引起极大的震动。接着他耳闻目睹清华园解放时，解放军为了使清华这所高等学府避免炮火毁坏，宁可和敌人进行肉搏战，也不轻易发炮。他很快认识到人民革命的性质而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5月，他被聘为北平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的建筑师。8月，被选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9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于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建筑工程界的杰出代表。还在40年代末，他就提出，建筑工作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在“住”的方面的需要。这一思想在他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办系宗旨”中有明确的表达：“现在的建筑学的潮流，已不仅仅是谈坚固实用美观，当然更不以造高楼大厦、标新立异为满足。因为任何一座建筑物，皆不能离开其所在的环境而论其实用与价值，现今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对象，不是少数富有者的享受，而是广大民众的福利。”^[3]在日常的教学和指导研究中，他不断向青年师生传输这种思想。他常说：“建筑是要为大众的福利。踏三轮的人也不应该露宿街头，必须有自己的家。”他认为当时的建筑工作者首要的奋斗目标应该是“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当然，这些思想在当时还只能是一些善良的愿望，但仍是值得称颂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这些话指引了一个方向，给予了那些沉迷于‘琼楼大厦’的观念而不能自拔的人一个有力的警觉。”^[4]

新时代中国建筑的发展方向问题，也一直是梁思成注意探索的对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指出，中国建筑的古老传统形式，鸦片战争以后，已受到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一些大的海港城市里，洋式建筑的不断出现，有人盲目地移植希腊、罗马的高直样式，形成了建筑界的混乱现象;而在南京、北京等城市，又出现了一批由外国人设计的非中非西的建筑，形同穿了笔挺的西服，却戴上一顶华丽的皇冠。梁思成认为：“这些建筑的通病，全在于对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认识的一点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趣旨，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5]他认为这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思成担任了繁重的社会工作和教学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新中国的建筑样式和创作理论的探索。当他学习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文化的论述时，犹如茅塞顿开，兴奋地说：“新中国的建筑也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6]他接连写了《中国建筑的特征》(载《建筑学报》1954年第1期)、《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载《建筑学报》1954年第2期)、《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0月)等文章，并多次作报告，抒发自己的心得体会。但有一个时期，他过多地强调古形式在今天的应用，影响所及，当时出现了一些建筑脱离国家经济条件的倾向，因而受到了批评。他诚恳地接受这些批评，并很快检查出自己的问题，是错误地把古代的法式和建筑特征神圣化和固定化了，把它们看做是“世代应遵守的永恒的东西”。他总结说：“继承遗产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认识——分析——批判——继承——革新——运用的过程，而其中关键的两环就在于批判和革新。”后来，他十分留意研究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地应用大屋顶和古建筑装饰的建筑，他也不认为是民族形式的理想之作，特别不应看做是建筑的方向。而当他看到农村有些住宅，用普通砖瓦砌出一些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时，他认为这里面有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的途径。

在近代建筑物的设计方面，梁思成自谓“所作不多”。20世纪30年代，他在奔波于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之余，曾设计了北京大学宿舍、地质学馆和南京博物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指导北京的城市规划和校内青年教师的设计工作，在许多重大建筑和清华大学校舍的设计中，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梁思成对北京这座古老的文化古都和人民首都的文物保护、修缮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主张。1950年初，梁思成同也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任职的陈占祥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指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的古城，应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也必须保持它的传统风格。他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文章中，建议把北京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它们不仅代表着古都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形体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还可以古为今用：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馆供群众活动，城墙上面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为此，他专门画了设计图。他还提出，应限制在旧城区内兴建建筑物的高度，以保证天安门城楼的雄伟壮观。有一个时期，关于北京的建设，流行的口号是“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梁思成认为，这样笼统的提法不应该加之于北京。他提出：北京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发展中应该限制城区工业发展，特别应该防止环境污染。50年代初，许多政府部门想在北京长安街上兴建办公大楼，梁思成为了保证这条主要干道的质量与风貌，维护北京城固有的民族传统风格，便写信给总理周恩来，要求这条干道的建筑必须在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注意民族形式的互相配合。经过梁思成的坚持而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北京古迹之一，是北海团城和“金鳌玉带桥”的一组胜景。在扩建北海大桥时，有一些人主张把团城拆掉，桥位北移以取直东西马路，梁思成坚决反对，并设计出改造方案，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1951年，梁思成为设计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除参加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外，还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参加设计。他抱病研究各种设计方案，提出不要与天安门城楼相雷同，避免使碑身显得太小，并画出修改参考图样，最后被接受。他还参加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梁思成一生所著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清式营造则例》等专著，十八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在国外讲学时写的文稿，以及关于建筑理论和建筑史的论文等，已编纂成《梁思成文集》四卷于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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