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5月5日(清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于广东三水县冈头乡。其父梁知鉴，号保三，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书院讲学，晚年于廉州、钦州、北海出任商董。

梁士诒幼年随父读书，十六岁时，读于广州马鞍街青云书院，与梁启超同学，开始结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应乡试，考中举人。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不中。当时中国已出现一些近代企业，资产阶级改良思潮也有所发展，西洋的近代科学、政治思想等逐渐传入，这些对他有影响。当他南归经过上海时，搜求购买了一批译本新书，返乡后认真攻读，并与友人共同研讨，特别留心于财政、河渠、道路方面的问题。1894年进北京考中进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继而告假南归，在家乡凤冈书院讲学。1897年又赴京任国史馆协修。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中战乱，还乡仍讲学于凤冈书院。这时，他感到内忧外患，力倡“学归实用”^[1]。

1903年，梁士诒应清廷经济特科试，成绩名列前茅，在复试前，因他的名字和康有为(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同一字，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头康尾”，慈禧因而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不予录取。直隶总督袁世凯听说他通“时务”，经过唐绍仪介绍，当年10月聘他到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这是梁士诒投入袁世凯门下的开始。次年，他以参赞身份随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谈判。1905年冬，随唐回国，被任为管理铁路的总文案，由此走入了交通部门。1906年，梁士诒被调入外务部，以五品京堂候补，记名丞参。同年，清廷新设邮传部，总管轮、路、电、邮四大系统。1907年，他出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撤五路提调处提调。因上述铁路当时经济效益良好，开辟了巨大的财源，梁也得了个“五路财神”的外号。同年11月，他向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认为“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2]。为此，梁预订了章程三十八条，奏准依议。当年交通银行成立，梁奉派为该行帮理。实际上这个银行由他一手操办而成。不久，邮传部裁撤五路提调处，改设铁路总局，由梁士诒出任局长。他利用实权在交通部门安插党羽，培植个人势力。

1908年，梁士诒筹款修筑京汉铁路，并同英国公司订立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还参加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的工作。同年底，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袁世凯被新上台主政的摄政王载沣以“患足疾”勒令回原籍养疴，陈璧、唐绍仪也相继去职。梁得新任邮传部尚书徐世昌的保护而继续任职。1909年(宣统元年)，他补邮传部左参议。次年梁改组铁路总局，使其规模更加完备，还奉命查勘广九铁路全线。1911年初，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有意清除梁士诒的势力，借故有给事中和御史七人奏参梁把持路政，任用私人，虚靡公款等由，奏请清廷撤去梁的铁路总局局长之职，并派人对他进行清查。

1911年10月，以保路风潮为导火线的武昌起义发生后，盛宣怀成了众矢之的，被清廷革职;接着清廷又起用了袁世凯，这给了梁士诒再出头的绝好机会。果然不久袁派人到北京秘密告知他：“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即唐绍仪)预为布署。”^[3]于是，他秉承袁世凯意旨，积极活动和策划。11月16日袁内阁成立，梁先署理邮传部副大臣，后又署理大臣。为了配合袁世凯逼宫的需要，他同外务大臣胡维德、民政大臣赵秉钧等多次进宫，声称财源枯竭，大局难保。袁通过他们对清室软硬兼施，退位条件也代为传达商议。梁士诒还布置清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使节及段祺瑞等四十七名北洋将领，电逼清帝退位。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受袁信任，参与机密，人们叫他“二总统”。5月，他兼任交通银行总理，利用职权，使交通银行取得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1913年5月，他又署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8月24日，孙中山至北京，与袁会谈十三次，只有梁士诒列席。他还奉袁之命到孙中山住处，讨论过去铁路的历史及共同拟订未来的计划，并陪同孙中山游览明陵、居庸关等名胜。当袁世凯急于变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在国会中策动议员“先选总统、后制宪法”时，他奉命组织了御用的公民党，替袁活动。1914年起，袁世凯已由大权独揽逐步做着复辟帝制的安排，梁在这过程中，又大卖气力。3月，他以总统代表身份到孔庙祀孔，讲演“圣道”。到5月，他因与袁党皖派首领新任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之间的矛盾激化，调离了总统府，改任税务处督办，又任“参政院”参政。但他并不因外调而灰心，仍然积极向袁献媚争宠。7月他领衔向“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使袁世凯能任期十年，并可连选连任。同时，他凭借垄断的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和税务督办的职权，对外借款，对内搜刮，为袁世凯筹措帝制经费。8月他被任为内国公债总理，为袁政府发行民国三四年“国内公债”约5000万元;又在一年之内由他洽成了数笔对外借款，这就使袁世凯从财政上得到支持而可以放手地为帝制而加紧活动。

梁士诒是袁党中的粤派首领。粵派与皖派争宠，互相攻击。1915年6月，皖派策动肃政厅发动了“五路大参案”，矛头指向了梁士诒及其亲信叶恭绰。此案开始声势很大，但在袁世凯的庇护下，最后轻轻了结，但这毕竟是对粤派的一次打击。8月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作为推行帝制的机关。9月梁士诒为向袁表示“忠心”，急忙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求变更国体，并准备借“国民”之名，把袁世凯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他的这一招，手续上较筹安会为简便，博得袁的欢心。1916年6月，袁世凯的帝制失败并死去后，梁士诒等被列为帝制祸首，受到继任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这种“通缉”是虚假的，令下之后，他从容地避往香港。

梁士诒在香港住了一年之后，应日本财阀涩泽和大仓的邀请，于1917年10月赴日本，受到盛大的接待。日人视梁为可供利用的人物，如涩泽以为“中国要人中，有经济的充分知识，而又了解日本者，北方推(梁士诒)先生，南则张季直(謇)也”^[4]。梁在日本游历了将近三个月，参观各地工厂、商行，与日本财阀、政客如头山满、犬养毅等人广泛接触，并就在华合办银行、设企业等进行了秘密洽谈。

1918年初，正是北京政府中冯国璋、段祺瑞暗斗并在对南方问题上发生和战分歧的时候，经皖系政客们的活动、疏通，北京政府取消了对梁的通缉。2月梁回到北京。先是，为调解冯、段之争，徐世昌从河南原籍北来，进行一些游说活动，成为时局中瞩目的人物。梁进京前先去天津同徐世昌秘密商谈。接着，他奔走于北洋各派和南北各军政要员之间，以和事佬的姿态进行周旋。6月，交通银行开股东大会，梁被选为董事长。他原为交通系的首领，当受通缉外逃期间，曹汝霖在交通部门中，乘机安插私人，培植个人势力，形成了所谓“新交通系”。梁归国后，又纠集旧部，恢复了势力，人们称之为“旧交通系”。其实，新、旧交通系并无多大区别。当时，皖系政客组织了安福俱乐部，8月间召开了所谓新国会(亦称“安福国会”)，新旧交通系在这个国会中占据了仅次于安福系的席位，梁士诒当上了国会参议院议长。9月4日，徐世昌在安福系和交通系共同支持下，当选为北京政府大总统。

徐世昌上台后不久，欧战结束。美、英等国为遏制日本支持皖系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对中国政局倡导“和平”，徐世昌愿借南北妥协巩固自己的地位，南方军阀也想从和议中分得一定的地盘和权力，1919年春，南北和会在上海得以召开。在此之前，梁士诒为徐世昌暗中献策，其要点是：1.副总统让南方选出;2.内阁由北方组织;3.恢复旧约法，新旧国会同时解散，再根据旧约法所定选举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国会^[5]。这样可以使北方选出的新国会不负违法的名义，从而使新选出的总统不再是非法总统。徐世昌对此主意很赞赏，对梁便委以促进和谈的重任。因此徐、梁结合起来，“成为不可分离之局”，“梁得徐而胆益壮，徐得梁而志益坚”^[6]。梁曾南下广州等地向西南各省疏通，又到香港同南方的总代表唐绍仪等接洽，竭力促进和谈的实现。但南北和会，双方代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终以无结果而破裂。在此期间，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的态度是和徐世昌一致的。

1918年12月梁士诒辞去参议院议长的职务。次年1月，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和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这时，中英银公司代表梅尔斯与交通部铁路会计顾问美国人贝克(John Earl Baker)，向北京政府提出由美、日、英、法统一对中国铁路贷款，并由这四国和中国共同管理中国铁路的方案，引起我国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梁士诒等对此表示反对，并采取了抵制措施。他出面募集资金一千余万元，成立中华银公司，出任董事长，以承修铁路为主要业务。又组织铁路救亡会，呼吁抵制列强夺占中国路权。同时发表了车、路分离的主张，提倡加速发展交通事业，促进交通辅助事业。

南北和议破裂后，北方直、皖两系以东西方帝国主义为背景发生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战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着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京政府。他们分别在美、英和日本的扶植下，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后的靳云鹏内阁是直、奉两系保持均衡的产物。梁士诒很想组阁，便策动交通系阁员叶恭绰、周自齐从财政上倒靳阁的台。又经叶恭绰的活动，他们的计划取得了张作霖的支持。1921年12月下旬，奉系与交通系迫使靳云鹏辞职，张作霖接着便推荐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梁内阁出现的背后，实际上又是日本策动的结果。日本为了与英、美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把奉系与新旧交通系拉在一道，以便供它利用。因此，梁士诒的组阁激化了英、美与日本的斗争，也激化了直、奉之间的矛盾。这时在美国控制下的华盛顿会议，正就山东问题进行争论。日本为保持其在华的侵略权益，就派驻华公使小幡见梁士诒，声称愿提供借款给北京政府，诱使梁士诒接受山东问题改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的主张。梁同意了借日本款赎回胶济路，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的条件。梁当即电令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专使，接受日本要求。这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群众纷纷抗议，上海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这时，善于观看风向、利用民意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乘机发动反奉的运动。他大骂梁士诒“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⑦。到1922年1月25日，梁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直系军阀的攻击下，不得不请假出京，躲往天津。

1922年四五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打响，结果奉军失败。徐世昌赶快褫夺叶恭绰、梁士诒职务并下令通缉。但下令前，梁士诒已得到通知，5月7日，他和叶恭绰一同逃往日本，数月后回香港家居。

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全部政权。1923年5月发生了津浦铁路上的临城劫车案，有国内外旅客三百余人被孙美瑶匪部劫持，带往抱犊崮山麓，作为人质，引起了美、英等国对直系的不满。直系政府借此攻击梁士诒说此案与交通系有关，曹锟电告国务院知照香港将梁等逐出香港，港方没有置理，梁等也通电反驳。9月间黎元洪在直系胁迫下被迫离京，曾从天津至上海，拟重新组织政府，派人请梁士诒协助，未被接受。

1924年3月5日，梁自香港起程到英、法、德、意、美、日等国漫游。此行名为实地考察，实际上是通过与有关国家政要人物和资本集团的接触，扩大影响，谋求东山再起的机会。五六月间他到德国，遭到柏林的部分中国留学生愤怒斥责。由于交通系主要人物对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反直三角同盟是支持的，而且同南方政府有某种合作，故当梁到达美国时受到国民党人的接待与保护。9月1日，他回抵香港。

1925年2月，梁士诒应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约请，赴北京参加善后会议。5月任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8月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委员。以后又任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再次任交通银行总理。随着临时执政府的终结，梁于次年回至香港。

1926年5月，梁士诒应张作霖的约请前往奉天(今沈阳)，商讨救济金融的办法。1927年初任北京政府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当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聘梁为“政治讨论会”会长。5月，他曾访英驻华公使兰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希望通过蓝氏促成奉张与蒋介石合流，但无结果。

1928年2月2日，梁士诒受命为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4月，张作霖自北京退往奉天，在皇姑屯被日人预埋炸弹炸死。梁看到北洋军阀面临末日，遂返香港。不久国民政府以附奉罪名下令通缉梁士诒。6月1日，又用改选方式，使梁脱离交通银行。

1932年1月，蒋介石召开“国难会议”，梁也被邀参加，至沪后，因会议展期，返回香港。1933年2月，蒋介石邀段祺瑞南下，段氏函请梁前往面商大计。3月梁自港抵沪。他曾就抵抗日本侵略及后方给养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但不久病发，于4月9日在上海逝世。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22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