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在一个乡绅的家庭里。他的祖父梁维清，太平天国时在乡中组织“保良会”，与农民军对抗。其父梁宝瑛，也曾长期主持乡政，在当地颇有势力。
 梁启超幼时在家读书，1887年进广州学海堂就学，1889年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没有考中。在南归途中，于上海见到《瀛环志略》以及若干西书，他从此开始接触西学。回到广州后，他拜康有为为师，对康的维新思想异常倾倒。他曾参与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后来，他与康有为一起成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领袖。
 1894年，梁启超旅游京师，恰逢甲午战败，“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1]。第二年入京会试时，又适值中日议和，清政府割地赔款，激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愤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一千三百多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梁启超说这是“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2]。
 这次上书虽没有被接受，但起到了激励士气、开导舆论的作用。是年8月间，梁受康指示，主办《万国公报》(不久改称《中外纪闻》)。该报专主议论时政，鼓吹变法，每期印千份左右，分送朝贵，冀得其同情。在这同时，梁又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并担任该会书记。梁启超后来回顾说：“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3]强学会的活动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没有多久即被封禁，《中外纪闻》亦随之停刊。
 是年，梁启超在京师结识了许多同情变法的志士，其中最重要的是谭嗣同。梁对他非常敬佩，称誉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4]。
 1896年四五月间，梁启超离北京到上海。8月，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旬刊)，担任主笔。他所发表的《变法通议》洋洋数万言，批评顽固派和洋务派，力倡维新变法。由于他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对全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影响。《时务报》成了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而梁启超则成为维新运动中最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后来，梁的言论渐为资助《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所不容，遂不得已离开报馆，并于1897年11月前往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
 甲午战败后，湖南的一批略通西学、倾向变法的志士如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以及在湖南任事的黄遵宪等，即积极谋划先在本省筹办新政。到1897年秋冬至1898年春间，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实力赞助下，湖南新政已粗具规模：《湘学报》、《湘报》作舆论的鼓吹;南学会类似省议会，可供咨询;而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则一意培植维新人才。梁在学堂中极力宣传变法救亡的思想，批评清廷失政，并不时发表赞誉民权的言论。这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反对。思想比较守旧的王先谦以及一向比较顽固的叶德辉等群起攻击维新派，甚至提出了驱梁出境的要求，新旧党争遂日渐激烈起来，为以后的戊戌政变预埋了一条伏线。
 1898年1月，梁启超离湖南到上海，不久北上入京。当时，俄国强租旅大，梁随同康有为奔走呼吁，力图阻止清政府答应俄国的无理要求。梁还同麦孟华一起联络数省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拒俄变法。但此书没有上达。随后，他协助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保国会，在会中发表过动人的救国演说。他说：“使我国四万万人者，命知我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救者，吾未之闻也。”^[5]这篇演说反映出了当时维新志士们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群众怀着某种朦胧的希望。
 5月间，梁启超联合应试者百余人，上书请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6月11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当时有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光绪帝继6月16日召见了康有为之后，于7月3日召见梁启超，赐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他还曾受军机大臣及总署的委派，仿照日本学校制度，草定大学堂规则，但却受到顽固派的嫉视。
 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力抵制，虽变法之诏屡下，而新政之实效却无所表现。梁启超在京颇知维新力量孤弱，难敌守旧势力的压迫，曾劝康有为适时出京。但历来革新志士终不肯示弱于人，况又有君臣之义，他们何忍抛下光绪帝不顾?康、梁和他们的战友们在万分困难的局面下继续奋斗。但“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斗争日益表面化。9月21日，西太后猝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并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重行听政，撤废维新诏令，变法全归失败。康有为于政变前夕出京，得英人救护经香港逃日本;梁启超则在日人救助之下也逃到了日本。
 康、梁逃日本后，正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主动提出与康、梁联合反清的诚恳建议。但康有为以“受皇帝知遇”为辞，拒绝合作。次年3月，康离日本去加拿大，随后在那里开始组织保皇会，幻想争取光绪帝重新执政，完成变法未竟之志。梁启超仍留在日本，办起《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该报于1898年12月创刊，十日一出，共出一百号，至1901年12月停刊。
 康有为离日本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续有往来。1899年12月，梁持孙中山的介绍信前往檀香山，在取得当地兴中会骨干分子的信任的情况下，积极展开活动。他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相号召，几乎使孙中山亲手建立起来的檀香山革命组织为之瓦解，给兴中会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损失。
 梁启超在檀岛活动半年多，一面竭力扩大保皇会的组织，一面为国内的“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1900年8月，临近预定的“自立军”起事日期，梁离檀香山回国。但他刚到上海，“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以事泄被杀，勤王计划失败。于是梁启超转赴南洋与澳洲，继续从事保皇会的募捐活动。次年五六月间，复去日本。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这时，梁启超放弃“斥后保皇”的口号，改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6]，继续鼓吹和平改革。他宣称：“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并保证“不为危险激烈之言论”^[7]。
 《新民丛报》早期，梁启超曾着力介绍过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对国内青年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而且由于对清廷腐败、改革无望而产生的愤懑，还曾一度高谈“破坏主义”，但其基本的和平改革的思想立场从未改变。《新民丛报》是梁自认一生办报最得意的时期，曾自诩“其文条理明晰，笔端常带情感”^[8]，时人誉之为“新文体”，国内士子争相仿效，差不多影响了一代文风，也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创立同盟会，随后发刊《民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批判康、梁保皇派和其他立宪派。这时，梁启超以全力同《民报》展开论战，使早已开始的两党的思想斗争达到高潮。论战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政治方面：革命党人坚持反满革命的立场，主张一定要实行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改行共和制度。梁启超认为满人亦中国人，中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改革专制制度，而无须民族革命，无须暴力革命。他又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适合建立共和制度，而应循君主立宪途径，逐步达到改专制为民主的制度。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方面：革命党人要求实行某种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制度即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极力避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认为，中国正苦于资本不曾发展，所以无力抵御外资，无力摆脱贫困。中国应当毫不犹豫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社会状态下，而贸然实行民生主义，只能是“酿乱”，而绝不能达到富民的目的。
 论战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梁启超的注意力转向实际的立宪运动，《新民丛报》停刊。而《民报》方面，因革命党内部分歧，严正的论战文字亦不再见于报端。多数革命党人亦将注意力转到实际的革命运动上面，论战遂渐归于沉寂。
 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抵制革命势力的发展，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下诏宣布所谓“预备立宪”。梁启超马上响应，宣称：“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9]不久，他便与康有为决定，将他们惨淡经营的保皇会改名为宪政会。梁启超积极展开活动，与当时在日本的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联络，筹划建立政党式的团体。后因杨度与蒋智由互不相能，且在策略上也略有分歧，杨遂别创宪政公会，梁启超则主使蒋智由、徐佛苏等出面做发起人，于1907年10月正式成立政闻社，并发刊《政论》杂志。在《政闻社宣言书》中，梁启超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10]争取求得清廷的容纳。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他明确提出了斗争的方针。梁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1]这既反映了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条道路的对立，同时也反映了同以海外为基地，同以华侨为经济后援的这两党之间激烈争夺的情况。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内迁到上海，梁启超把徐佛苏、汤觉顿等许多重要骨干都派回国内，与各地立宪派联络，参与策动国会请愿运动。有些政闻社社员则竭力钻营幕府，争取官僚的同情。
 尽管梁启超向朝廷做了忠顺的表示，但统治集团对康、梁的活动却始终怀有疑忌。特别是戊戌政变以来，与康、梁结怨甚深的袁世凯，对康、梁的活动尤有戒心。1908年夏，曾出现一次国会请愿的高潮，当时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朝廷一电，不但奏请三年召集国会，而且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这激怒了朝廷及所有守旧大臣。袁世凯乘机进言，陈景仁背后有康、梁操纵，要求对政闻社采取严厉措施。当时，清廷正苦于无计应付请愿运动，遂即下令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这一打击大出梁启超意外，他曾力谋挽救，终无效果，政闻社宣告解散。
 但康、梁及其同党并未就此停止活动，他们在继续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特别加紧进行倒袁和谋求开放党禁(即赦还康、梁)的活动。为此，梁启超曾打算以重礼联络满人贵族和某些军机大臣，他还为某些朝廷大员代拟立宪奏折与说帖，借以加强同上层的联络。1910年2月，《国风报》创刊，梁启超又得以发挥其影响舆论的特殊作用。1910年秋，梁委派他最得力的助手汤觉顿以日本华侨商界国会请愿代表的名义进京，活动开放党禁。但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超的“乞赦”要求始终未得清廷的许可。而袁世凯的一度被罢斥，也只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非只康、梁活动之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在日本闻讯，惶惶然不可终日，他与康有为抛出所谓“虚君共和”的主张，企图要革命党与清廷妥协，保住清廷的地位。他派遣人员在南北两方面进行活动，他本人也于11月间潜赴沈阳，等待时机，准备入京。后因时局对他不利，又折返日本，在一段时间里，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1912年2月，南北议和后，清帝退位，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的地位。袁氏希望得到梁启超一类名流的支持，曾向梁表示邀其回国予以借重之意。这时，梁启超看到十几年前出卖维新运动的仇敌已成了控制时局的中心人物，遂不计宿怨，回书袁世凯，称颂他“功在社稷，名在天壤”，“率土归仁，群生托命”，表示“以逋越余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谀颂之辞，而不竭其毣毣，以图报称”^[12]。信中详陈关于理财、治政、组党等项建议，并极力为其同党谋取地位。但那时同盟会的政治力量仍很大，许多革命党人反对梁启超回国。梁启超及其同党有所畏惧，许多人写信劝他暂缓回国。后来，同盟会的势力日趋散漫，而由一部分清末官僚政客和立宪派团体所组成的党派纷纷出现，它们虽然互有矛盾，但在对付同盟会的问题上却有相当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的同党加紧活动，争取到各党派首脑对梁的同情，袁世凯也想利用这一情况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表示欢迎梁启超回国。
 1912年10月，梁启超结束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到京后，曾受到官僚政客及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相当热烈的欢迎，袁世凯也以优礼相待，梁启超十分得意。他积极着手组党，得到袁的慷慨资助。12月，梁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过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等方面的文章，实际很像给政府上的条陈。
 梁启超在归国前，曾列名于汤化龙、林长民等人组织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回国后，他于1913年2月，又加入了以黎元洪、张謇等为首的共和党。5月，共和党与章炳麟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为理事。实际上，梁是该党的精神领袖。他直言不讳地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敌党，特别反对其左派，诋为“乱暴派”，时时加以攻击。
 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一部分革命党人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这时，梁启超发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激烈地加以攻击。随后，就在镇压“二次革命”的硝烟未散之际，进步党人熊希龄为首的内阁出现了，梁当上了司法总长，从此更加频繁地出入总统府，为袁世凯出谋划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力求把袁世凯引上政治轨道。10月，在进步党支持下，袁压迫国会举他为正式总统。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议员资格。这时，袁自觉独裁总统的位置已经坐稳，接着便于1914年1月悍然下令解散了国会，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也就形同敝履，被拋到一边了，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再度失败。2月，梁辞去司法总长职务，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至12月也辞职，于次年1月避居天津。
 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阴谋复辟帝制。5月，袁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承认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的绝大部分内容，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梁启超一方面不赞成变更国体，一方面对袁取敷衍态度。7月间，梁还参加了袁所指派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帝制活动态度尚不明朗。到8月间，复辟帝制的丑剧由隐蔽而公开，这时，梁启超看到袁世凯已经如坐火山口上，再不能持以暧昧态度。他在致其同党的一封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13]于是他赶紧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竖起反袁的旗帜。紧接着，他邀蔡锷到天津密商反袁计划，决定借重蔡在云南旧部的势力，组织武力讨袁。梁启超打算在讨袁斗争中造成自己的武力和地盘，以便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蔡锷潜回云南时，梁启超也于12月离天津赴上海。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揭橥护国的旗帜，发兵讨袁。随后，贵州、广西等地相继响应。梁应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于1916年3月离开上海，在日本人帮助下历经艰险和困难，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在陆的“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中任总参谋。广东“独立”后，5月1日于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梁任都参谋。在此期间，他协助陆荣廷与假独立的广东龙济光达成妥协。5月6日，西南各省联合组织的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梁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军务院初期所发的各种布告、文电等，大抵皆出梁启超之手。
 5月中旬，梁启超离广东去上海，随即到南京与冯国璋协商迫袁退位等问题。不久，他以居父丧为名，辞去军务院本兼各职，留居上海，等待时机。
 是年6月，袁世凯帝制破产，忧愤而死，段祺瑞成了北洋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梁启超于袁死的第二天，就致电南方讨袁的各都督司令，声称：“收拾北方，唯段是赖，南方似宜力予援助，毋使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即对袁，似不妨表相当之哀悼而揽同情。”^[14]为了取悦段祺瑞，他极力劝促西南军阀的首领唐继尧尽早解散军务院，免与北京国务院对立。
 8月，旧国会在北京复会。这时进步党的骨干林长民等组织宪法研究会，随后与汤化龙等人的宪法讨论会合并，结成了以梁启超为首的所谓“研究系”政客集团，依附北洋军阀，从事政治活动。
 1917年1月，梁启超到北京。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之间，正围绕着“参战”问题展开权力之争。梁启超积极支持段祺瑞，要挟黎元洪和国会批准对德宣战。在黎、段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引起段派督军的激烈反对。6月，长江巡阅使张勋借“调停”的名义，率领“辫子军”进北京，一手导演了清室复辟的丑剧。梁启超遂又支持段祺瑞讨伐张勋，为他起草讨张檄文。在驱逐了张勋之后，冯国璋就任总统，段祺瑞重新组阁，拥段有功的梁启超乃出任财政总长兼任盐务总署督办。他曾献策，拒绝恢复在张勋武力胁迫下解散的旧国会，而召集便于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议院，以便排斥国民党，为研究系谋取有利的地位。但后来在四川内战问题上，梁启超支持原蔡锷的部下戴戡，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发生矛盾。当戴戡被段所支持的川军打败身死之后，遂于是年11月辞职回天津私寓，深居不出。
 1918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蒋百里等，以半官方的身份(名义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会外顾问)去欧洲旅游，历时一年多，于1920年3月回国。那时，因五四运动而更加扩展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决心放弃实际政治活动，改而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欧游心影录》中表现出批评欧洲文明和张扬中国固有文明的倾向。
 梁启超回国后，立即与张君劢、蒋百里等着手组织以编译出书为主要业务的共学社，改组《解放与改造》杂志(1919年9月创刊，改组后，从1920年9月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又派人接办中国公学，并设法向南开大学等校推荐人员，梁本人则不遗余力地撰文著书和到处讲学，全力以赴地争夺文化教育阵地。1921年，他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1922年10月至年底，他在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后几年，他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处讲学，并发表了许多鼓吹尊孔读经的文章。但在这期间，他也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几本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1925年，他受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工作导师，培养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国学人才。
 梁启超晚年，正值中国革命的高潮时期。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梁启超对此既恐惧又敌视。
 1925年12月，梁启超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次年春，又就任以美国退还庚款筹立的北京图书馆馆长;秋间，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1927年6月，在北洋军阀行将覆灭的关头，梁启超仓皇出京，到天津匿居。1928年11月，以重病入北平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病死。
 梁启超生平著述极多。他死后，其友人林志钧编辑出版了《饮冰室合集》，共一百四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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