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墨缘，原名源，1893年9月(清光绪十九年)出生于广东顺德。父亲是当地一个酿酒小作坊主。因兄弟姊妹众多，生活困难，梁墨缘只读了两年私塾。

1910年，梁墨缘离家去三水源和安布店当学徒，因做事勤奋，能说会道，学徒期满后升为“行街”，开始与当地商人结识。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我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而广东又取消了封建势力的轮渡专利经营，实行自由经营。源和安布店老板和当地许多商家都认定航业大有可为，决定集资开办航业，派梁墨缘筹办招股。梁在清远—三水—广州沿途一些布业行家劝说集资，每股五元，开办了一家航业联商公司，自任经理。公司自装了几艘蒸汽机动力船，航行勒流至西南之间。不到一年，业务大有发展，又开辟“广州—三水—清远”一线。

当时，联商公司的蒸汽机船比一般民船已有进步，但装备仍很落后。鉴于北江水浅，秋冬以后必须改用“明车”汽轮。所谓“明车”，就是把蒸汽锅炉安装在船头，机器安装在船尾，车叶板(螺旋桨)半露出水面运转。船中间堆放柴煤燃料，一条四五十吨的船也只能用三分之一的地方载运客货，利用率很低，升火时间又长。为了进一步求得发展，梁墨缘锐意改革。1917年间，梁墨缘得悉广州协同和机器厂试制成功柴油内燃机，就到该厂参观。该厂经理陈拔廷介绍柴油机的好处，表示准备装置柴油内燃机电船，行走内河，并请梁参加，梁欣然答允。但联商公司的老板们墨守成规，不同意参加。梁乃退出联商公司，与陈拔廷筹组粤海轮船公司。

为筹建粤海公司，梁墨缘计划集资10万元，陈拔廷等认股3万元，其余由米机行业和其他机器行业的商人认股，也有一小部分是华侨资金。粤海公司自己造机器，自己装备船只，又有自己的货运，业务很快获得发展。仅仅1918年、1919年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已拥有柴油内燃机电船10艘，大的164匹马力，小的45匹马力，成为当时广东内河航业界一支新兴力量。梁墨缘经营出色，遂由主管业务升任经理，在同业中亦享有较高声望，1920年被选为广东内河商船总公会的董事，1928年被选为广东商船公会副会长。

粤海公司装置的十艘电船，航行于北江及珠江三角洲其他浅水河道，是经营客货运输的定期交通船，燃料省、员工少、成本低、航行快、远非旧式轮渡所能比拟。因此抢去了同业的不少生意，遭到保守势力的妒忌，十艘电船被咒骂为“十大害”。这些守旧航商初则勾结省航政局，以“从来没有停泊这种船的码头”为借口，不给码头停泊，继则企图用“单行船不能载货”的行规陋习来迫使粤海公司停航。粤海公司的电船虽然被迫停在河中心，要用小艇接驳人客往来，但搭客因为这种新船航速快，座位舒适，仍乐意乘搭。为了增强与同业的竞争力量，打破守旧航商在货运方面的排挤打击，梁墨缘与股东决定扩大对米业的投资。几年间，陆续开设了“公德成”、“晋德成”等“成”字号的米机(碾米厂)、米行十家之多，时人称为“十大成”。有此“十大成”的货源，粤海公司的船就不愁没有货运，也不受行规陋习的限制了。此外，梁为了保证船上需用的食品什项等供应，于1922年开办了德源行。至此粤海公司自成系统，除石油以外一切不需外求，业务发展得更快，1925年已拥有二十多艘船。梁为缓和同业之间的竞争，向同业公开介绍柴油内燃机电船的燃料成本仅及蒸汽机船烧柴煤费用的四分之一，至于航速快和利用率高这些优点，均属有目共睹。至此，其他航商逐步认识落后的设备是无法与新兴的电船竞争的，才心悦诚服地与梁合作，一部分加入粤海公司共同联营，一部分改装为柴油内燃机新船。粤海公司有了别的航商合作，不但码头和载货等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使全行业的面目焕然一新。1925年以后，广东内河上柴油内燃机电船逐步代替了旧式的蒸汽机船，大大促进了广东航业的发展和进步。

旧社会的航运业从来都是官厅、土匪、恶霸、关卡、洋行敲诈的对象，为了“自卫”，梁墨缘想过很多办法，如请防军随船保护、悬挂外国旗帜、自备自卫枪支等。当时由李福林的军队特别组织一个“保商卫旅营”，专门“保护”船只。但军和匪相通，大股的土匪与李军有勾结，碍于李的情面，没有拦船抢劫;小股的则与驻船李军相勾结，由李军做引线，船只被劫，事后分赃，还诬陷船家通匪，勒索罚款。至于官厅封船劫骑，就更不是李军所能管辖的了。1923年滇军封了三十多艘内河船，其中包括粤海公司的多艘，内河商船总公会推梁墨缘去见孙中山请求解决，孙当即下令滇军二十天内放船，但滇军并没有切实执行。无奈之下，他们找外国人来“保护”，各船每月用150元港币买一面外国旗帜悬挂在船上。

当时中国的石油都靠外国洋行供应，粤海公司成立后，与亚细亚石油公司订下了供油合同，油价每吨30元，言明保证供应。待粤海公司有所发展后，亚细亚逐步抬高油价。至1925年亚细亚忽片面废约，提出取消供油合同，骤然把油价提到每吨80元，使燃料成本竟和烧柴煤的旧式蒸汽机船相差无几。这对粤海公司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梁墨缘一气之下转向美孚和德士古两公司请求供应，谁知这两家公司和亚细亚沆瀣一气，借口粤海公司与亚细亚已订合同，他们即使有油也不能供应。为了摆脱亚细亚的控制，梁墨缘于1933年开设“永源行”，代理德国孔士洋行销售机器和机油，后又开设“生源行”代理美孚公司销售柴油。从此购买亚细亚的油就一天天减少了。后来亚细亚也要求梁代为销售，梁用提高回佣的办法，油价表面上没有降，但各轮船公司的开支却因而降低。即使如此，航业成本仍高，一般只能维持现状，难以有大的发展。

梁墨缘为了摆脱亚细亚、德士古、美孚三大公司的控制，设法和美国旧金山一家没有参加柴油垄断集团的小公司洽商，另立商号与该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供应柴油，在香港交货。第一批柴油运到广州后，每吨才30元。可是当第二批柴油运到广州时，三大公司串通海关，把船扣留起来，硬要这批柴油缴了2万余元税款，这样一来，柴油成本每吨达80元。而当这批柴油还未起岸入仓之前，亚细亚和美孚竟将他们的柴油价由每吨80元骤降至40元，大量抛售。梁遭此打击，深感关税不能自主，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更痛恨国民政府之无能。梁在同业中以善于经营著称，但在柴油问题上，仍然逃不出外国垄断资本的魔掌。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梁墨缘出于爱国热忱，不愿船只沦落敌手，亲自带领船员把十多艘船沉没江底，其余或被日机炸毁、或支援抗战军用，剩下在日伪统治之下能航行的已为数不多。他携眷逃难至南海官山时，又被匪徒掳去幼子，勒索了巨款。最后，他带着几艘船和部分员工逃到北江、清远一带。根据当时的航规，梁参加了撤至西江的轮渡行商召开的会议，组织成立了西江航业战时服务社的联营组织，惨淡经营，维持战时后方交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墨缘返回广州，打捞起沉没江底的十多艘船，加以修复，连行驶中的几艘，粤海公司的总船数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其时，用油厂商要向国民政府申请配给外汇才得进口柴油，而外汇管理全操在官僚资本之手。因此，内河船只多用国产松香油代替柴油，以蓖麻油、茶油代替润滑机油。

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物价暴涨，百业萧条，为应付政府当局对工商业的横征暴敛，1947年，梁墨缘特意聘请广州市公安局长何彤之弟何桥雨为公司经理，他自任董事长;后又改请前兵站总监、后任省参议员的简作祯继任经理，凭借他们与当局的关系，以庇护粤海公司的利益。

广州解放前夕，梁墨缘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先后将全部船只疏散往澳门，避开国民党的劫掠和毁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墨缘响应人民政府号召，最早把船只由澳门驶回广州。内河航船一时用不上柴油，但人民政府协助航商更改船机的部件，改用燃料油，梁高兴地同意采用。自此，航运事业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4年11月粤海公司参加公私合营，梁墨缘被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

1976年10月6日梁墨缘病逝于广州，终年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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