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1891年8月13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耕读人家，父亲李培英是位乡村塾师。李宗仁六岁从父读书，1908年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校)。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秋毕业后到南宁将校讲习所任下级军官，曾随桂系陆荣廷所部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18年升任营长。1921年粤桂战争时，李宗仁与他的陆小同学黄绍竑从旧桂系中分化出来，另树一帜。1922年，广西各地自治军蜂起，互不统属。李宗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实力共3000人枪，与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两股势力争夺广西统治权。在革命潮流影响下，李于1923年同广州军政府建立了联系，并加入国民党，旋将所部改称“广西定桂军”，驻在桂平。李部占据广西最富庶的梧州、玉林和浔江一带，与占领桂林、柳州、南宁的陆荣廷和占领平乐、贺县、蒙山一带的沈鸿英成鼎足之势。李利用陆、沈矛盾，采取先联沈攻陆，再各个击破的策略，于1924年6月取得南宁，然后联合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李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消灭了陆荣廷所部2万余人，占据了左、右江至南宁以北四分之三地区，迫陆荣廷于9月23日通电下野，广西境内遂成李、黄与沈鸿英对峙局面。
 1924年11月，孙中山任命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公署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所属军队改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和第二军，李、黄分任军长。1925年2月到4月，他们在粤军李济深师协助下，集中全力讨伐沈鸿英，占领了桂林、柳州。5月至7月，又与粤军合作，将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唐继尧部驱回云南。自是，李、黄、白统一了广西，“新桂系的统治，从此开始”^[1]。
 广西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有利于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月，李宗仁等宣布将广西统一于广东革命政府。广西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1926年春，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参加驱赵，与吴部作战失利。5月，李宗仁应唐之请，派钟祖培旅入湘增援，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初，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李宗仁率第七军二万余众，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进入湖南，会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对直系北洋军发动正面进攻。第四、第七、第八军占领长沙、岳州后，又沿粤汉路北上攻取武汉。李宗仁指挥第七军先后参加了汨罗河之战、贺胜桥之战，并担任武昌攻城战总指挥。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第七军在9月又被调去增援，击败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等部，扭转了江西战局。江西底定后，李宗仁任中路军江左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东下攻取安徽，1927年3月初进驻安庆。白崇禧也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到达上海。
 李宗仁顺应潮流加入了国民革命行列，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运动，先制造了1926年1月的“东兰惨案”，下半年又迫害梧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李宗仁对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视为“越轨闹事”。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对于武汉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斗争，认为是“同室操戈”，主张“顾全大局，尽量忍让”^[2]。1927年3月下旬，李宗仁到南京，视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心腹大患”，对上海高涨的革命气氛忧心忡忡，认为“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这时蒋介石正在布置“清党”，李建议“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3]。3月底，他应蒋介石之邀到上海，参加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紧急会议”;参与讨论通过“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又和白崇禧一起参加蒋介石召集的清党反共秘密会议，伙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蒋、汪虽然在反共上一致了，但互争正统，斗争仍十分激烈，武汉并布置东征讨蒋，要求蒋下野。这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已将第七军扩充为第七、第十三、第十九三个军，在蒋、汪斗争中举足轻重。新桂系早有问鼎中原的野心，他们利用蒋在徐州作战失利和为武汉所憎恨，联合何应钦，以宁汉合作压蒋，责蒋“不宜用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4]。蒋介石乃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这时北军孙传芳、张宗昌陈兵江北，随时准备南渡，武汉东征军仍在向下游移动，为摆脱困境，李宗仁作出拥汪姿态，要求武汉停止东征，李并亲赴庐山欢迎汪和武汉政府其他领导人赴宁“柄政”。在击败孙传芳部队，稳定了南京政权后，李等同“西山会议派”控制了9月15日组成的宁、汉、沪合作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使汪精卫通过宁汉合流攫取党政实权的企图落空。汪返回武汉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委会。李等又发动西征讨唐，乘胜收编了唐部，获得了两湖地盘。11月蒋介石从日本回国，伙同汪精卫进行复职活动，谋以汪、蒋合作打击桂系势力。由于蒋的复职还得到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支持，李宗仁不得不表示拥护。尔后经过1927年底到1928年初粤桂战争，新桂系黄绍竑的势力从广西伸展到广东。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从新桂系手中夺回了最高统治权，但桂系仍据有两湖和两广地盘。李、白担任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所属各军编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蒋、李关系表面缓和。4月初，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伐，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李宗仁将收编的唐生智部编为第十三路军，交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一直打到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李自己坐镇武汉，控制两湖。6月，北伐作战结束。10月，蒋介石改组南京政府，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
 北伐军事结束后，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引起各实力派强烈不满。李宗仁掌握的桂系军队，通过西征讨唐和继续北伐两仗，兵力扩充到20万人，地盘已由广西发展到冀东，南北遥相呼应。李设第四集团军总部于武汉，虎视长江下游，威胁着蒋的统治。1929年3月，因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云密布。蒋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使桂系在平津的势力首先瓦解。蒋又以调停湘事将广东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拘留在汤山，以此拆散粤桂联盟。对付武汉地区桂系主力则采取分化收买和武力进攻的两手。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李宗仁，并免去李的本兼各职，又在次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4月，桂系在武汉的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受蒋收买倒戈，武汉为蒋军所占领。
 李宗仁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回到广西，与改组派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结合，继续攻粤反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响应阎锡山、冯玉祥的反蒋军事行动，率桂军倾巢入湘，企图与阎、冯会师中原。虽一度占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进入湖北，但在蒋军压迫、粤军尾追的情况下，全军溃败，退回广西。1931年5月，反蒋各派再度麇集广州，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桂系加入这个反蒋联盟，李宗仁重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呼吁团结御侮，才没有酿成大规模战争。经过协商，蒋介石下野，广州方面结束“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1月，李宗仁、白崇禧的国民党党籍被恢复，李并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由陈济棠和李宗仁分掌实权，形成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政府半独立局面。
 以后数年，李宗仁锐意经营广西，准备应变。1934年李召开全省“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通过了“广西建设纲领”，实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民、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以“振奋民众，效力国家”相号召，在各地遍设民团，对青壮年实行军事训练;整顿军队，充实军需，并用关余收入从外国购进大批枪炮弹药武装部队，并买了十余架飞机。李利用西南半独立局面，使广西休养生息，在普及国民教育、发展地方工农业、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曾获得“中国模范省”的声誉^[5]。
 这期间，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对西南半独立采取了容忍态度。李宗仁也曾派兵入赣，协助蒋“剿共”。红六军团和中央红军长征路经广西北部时，李宗仁曾派廖磊率第七军一直跟到贵州都匀。为保存实力，未同红军发生激烈战斗。
 面对“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李宗仁主张奋起抵抗，认为“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6]。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6月1日，李宗仁和陈济棠联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事变。他们通电请中央领导抗日，并将所属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准备北上。蒋介石对陈济棠的部下实行分化、收买，使这次抗日反蒋行动在广东迅速失败;继后又在7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然后以大军围困广西，迫李、白离开广西。李、白拒不从命，准备另组抗日反蒋政府。蒋、桂双方秣马厉兵，战争一触即发，但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内战的形势下，蒋桂冲突最后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统率所部开赴抗日前线，受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津浦线防御战，其辖区包括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大部。1938年1月李又受命兼任安徽省主席，直到10月由廖磊接任。
 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急谋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第五战区首当其冲。1938年1月，敌板垣师团在青岛登陆，沿胶济线西进。李宗仁调庞炳勋军团与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在临沂与板垣师团激战五昼夜，打破了该师团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3月23日，矶谷师团自峄县循津浦线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在滕县遭到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部的阻击。第一二二师王铭章师长率部死守滕县城，与敌血战三昼夜，迟滞了敌军的进展，为我军增援赢得宝贵时间。李宗仁亲自指挥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汤恩伯第二十军团与敌在台儿庄血战两周，取得了歼敌万余的重大胜利。台儿庄之战，是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取得空前胜利的一次战役，大大振奋了民族抗战精神，李宗仁也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抗战将领。此后，李宗仁还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及鄂北、豫南诸战役，并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了游击基地。
 李宗仁在抗战中，直接指挥过近百万军队。除第十一、二十一两集团军约十万人为桂系部队，胡宗南、汤恩伯部为蒋的嫡系外，其余则为原西北军、东北军、直鲁军、川军、粤军等杂牌部队。他不同于蒋介石亲己薄彼的做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爱国热诚。他指挥的部队中涌现了不少浴血奋战、效命疆场的爱国官兵，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战役中，在前线壮烈牺牲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便是突出的代表。
 抗战期间，广西当局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以广西建设研究会名义，延聘了一些进步的学者、教授，参加广西经济、文化建设，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共产党员。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集中了许多进步文化机构，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1938年李宗仁兼主皖政期间，同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共事，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形成起了好的作用。但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桂系在安徽的部队挑起了同新四军的武装摩擦。“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7]。
 1943年9月，李宗仁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和第十战区。但汉中行营是个架空机构，并无实权。
 抗战胜利后，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曾在1946年10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但他对北平的学生运动没有硬性镇压，和教育界人士关系较好。由于他“弭息学潮”、“礼遇贤士”^[8]，被认为政治作风比较开明，“有儒将之风”。
 国民党军队在发动内战一年后，已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美国对蒋介石已经失望，有意以李宗仁为“换马”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仁决定参加1948年3月“行宪国大”的副总统竞选。由于蒋、李关系二十多年一直处在矛盾之中，蒋介石把李参加竞选视为插向他心脏的“一把利刃”^[9]，先是以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迫李退出;后又发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同他竞争。4月23日副总统选举正式开场，斗争更加激烈。李宗仁以退为进，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声明退出竞选，引起舆论大哗。蒋不得已，只好对李表示支持。29日，李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解放军饮马长江。美国再次策动“和平”谈判，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主持同共产党和谈。为逼蒋下台，1948年12月白崇禧电蒋主张恢复同共产党谈判。蒋介石在内外形势逼迫下，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说“只要和平果能早日实现”，他“不计个人进退”^[10]。蒋介石的假求和被中国共产党戳穿后，不得不在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溪口操纵一切。李宗仁上台后，急于以“和谈”阻止解放军渡江，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条作为谈判基础。但此举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在蒋介石的策动下，行政院长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南京国民党政府四分五裂。2月14日，李宗仁派出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试探共产党的反应。鉴于“南京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11]，中共中央决定以李宗仁为和谈对象。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李蒸、章士钊、刘斐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行前李宗仁指示代表团要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即不要惩办战犯)等要求。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八条二十四款，拒绝了南京代表上述要求，粉碎了李宗仁“隔江分治”的美梦。由于蒋介石幕后操纵和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的掣肘，李宗仁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出，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李宗仁政府愿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以再给一次机会。但李宗仁在22日飞杭州同蒋介石商讨继续顽抗之策，由于他不满蒋介石背后牵制，没有随南京政府跑到广州，而径飞桂林。当时广西省内高级官员中的开明人士正在积极推动李补签“国内和平协定”，李也认为“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想请广西民主人士李任仁到北平为他斡旋，争取“重开和谈”^[12]。但白崇禧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又作出了支持地方实力派反共及不再援蒋的表示，使李宗仁重新做起了组织粤桂联盟、抗蒋反共的旧梦。由于阎锡山等一再调解，蒋介石也作了不再干政的表示，李宗仁在5月8日飞广州，声言“戡乱”到底。
 蒋介石并不兑现他的许诺，反而于7月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并瓦解了李的粤桂合作计划。这使李宗仁无法忍受，蒋、李关系更加紧张。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流窜到重庆，蒋介石紧锣密鼓地进行复任总统的活动，派人说服李宗仁参加“劝进”，李以蒋“欺人太甚”坚决拒绝，以出巡为名，离开重庆，然后于11月20日飞香港，12月5日再飞美国争取美援。1950年3月1日蒋在台北宣布“复职”，李不得不在纽约城郊长期留居。1954年3月10日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的副总统职。
 离开政坛后李宗仁跳出个人恩怨和集团私利，以一个爱国的炎黄子孙立场看待一切，承认“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13]。面对国内建设蒸蒸日上，世界威望与日俱增的新中国，他“私心弥觉可喜”，“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14]。1954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后，李宗仁于1955年在美国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两党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1960年李宗仁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促他转变对华政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2年又撰文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谴责尼赫鲁政府的侵略和美国的反华活动。1963年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时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15]
 李宗仁在1962年完成的《回忆录》中，对自己戎马生涯、宦海浮沉三十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未泯的理想和爱国之情使他终于作出了正确选择。1965年7月20日，他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临终前写信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回到祖国后受到的关怀和照顾表示感激;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希望他们回到祖国怀抱^[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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