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后以仪祉通行。1882年2月20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三)生于陕西蒲城县。祖业农，父亲桐轩是个廪生，曾任陕西谘议局副议长;伯父仲特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为关中有名学者。

李仪祉自幼在家读书，1889年入塾。以后数年，除在塾读“四书”、“五经”外，还从父亲和伯父学作文和数学等。1898年赴同州府院考，中第一名秀才。得督学叶尔闿赏识，被拔入崇实书院，和于右任同学。

崇实书院提倡新学，李在该院读过《天演论》等书，并撰写了《论权》、《神道设教辟》、《女子不缠足歌》等文。1902年崇实书院并入宏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新任督学沈卫令学堂加重科举文字，李认为无裨实际，尤反对教师令学生背书、打手心等，因而托词祖母有病退学。

1904年，于右任为商州中学堂总教习，荐李仪祉任教。当时清廷因于右任所作《半哭半笑楼诗草》有讽时政，下令捉拿。于闻讯避往上海，不久李亦辞职。

同年秋，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德文班，1908年毕业。

1909年，李仪祉由西潼铁路局资遣德国留学，入柏林皇家工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他在校勤奋好学，深得同学好评。辛亥革命发生后，李闻讯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抵沪时，南北和议已成。1912年返回陕西，与友人倡办三秦公学。翌年复往德国留学，进但泽工业大学专攻水利。李早年即以献身水利事业自矢，这时得与德国水利学家、德莱斯登大学教授恩格尔斯((H.Engels))交游，恩格尔斯常为李质难析疑，使李的学业更加猛进。

1915年，李仪祉由德回国。时值张謇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在南京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聘李任该校教授，主讲河工学、水文学、大坝设计等，后任校长。李在该校从事教育七年余，造就出一批水利工程人才。他对教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曾对学生说：“水利事业，关于国计民生，至深且巨……愿诸君努力奋进，抱人溺己溺之怀。有所疑，必尽所问，毋稍讳!余必尽我之职，倾我所知，莫隐乎尔。”^[1]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对黄河、长江间水土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1922年秋，李仪祉自南京返陕，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他一方面着手计划和测量泾惠渠工程，另一方面提倡民间开修小渠，同时还创立了水利道路专门学校，亲自授课。1923年李得陕西省长刘镇华同意，筹了少许工款，开始疏浚渭北泾阳之龙洞渠。1924年又派人到汉南办汉江水利工程。不久西北军阀战起，经费无着，渭北、汉南工程均停。他对此深有感慨，但寄希望于未来，继续为所属人员讲授河工原理，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以待时机。

当时，李还先后兼任陕西教育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为筹措引泾工程和扩充学校经费，1925年他曾奔走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虽多方设法，但毫无所获。1926年李一度任北京大学教授，入冬仍回陕任水利局长，曾勘察无定河水利，但因兵荒战乱，水利事业发展无望，遂辞职。1927年秋，李再至南京，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不久赴川，应刘湘聘请，任重庆市政府工程顾问，设计成渝公路老鹰岩工程，构思精妙，后被誉为巧夺天工之杰作。

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任该会委员长。同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全国表面上暂时统一。国民党政府为标榜重视建设和治水事宜，于翌年初组织导淮委员会，以蒋介石为挂名委员长，派李仪祉任委员兼工务处长及总工程师，李率队至江、淮、运、沂、沭、汶各处进行勘测，拟定了十七条导淮工程计划纲要。这时受聘来华协助李工作的德国水利专家方修斯(Otto Franzius)，对李的品德学问也很佩服。

1929年上半年开始的新军阀战争，到1930年发展为蒋、冯、阎中原大战，使导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鉴于这种情况，同年李仪祉辞去导淮工作，回陕任建设厅厅长兼水利局局长。此前陕西连年大旱。他面对灾民死亡流离，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叹曰：“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2]于是决心兴修泾惠渠，重审计划，奔走呼号，合陕省各方之力，又得华洋义赈会和檀香山华侨等方面的资助，终于开始兴工。泾惠渠工程以恢复郑国渠旧观为目标，在泾阳张家山谷口筑坝拦河。引泾水以灌溉泾阳、醴泉、三原、高陵、临潼数县土地，但工程进度颇缓慢。

1931年夏，运河泛滥，苏、浙、皖等省受灾。李仪祉曾赴上海参加救灾工作。同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李被推为会长。1932年夏，李亲往汉南考察水利。秋间大病，辞建设厅长职，专主水利局事。为培养水利人才，曾呈准由西安高级中学代办水利专修班。

1933年4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李仪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仍兼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8月黄河决口，有五省五十余县被淹，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李奔赴各处，求见权要，急谋救济，不只一次遭到冷遇。9月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他任委员兼总工程师，负责堵口工程。任职期间，曾视察黄河上游三省，并提出根治黄河的意见。在忙于治黄的同时，李仍时时关心陕西水利工程的进展。1934年曾组织引洛工程处，开始实测和兴建洛惠渠工程。同年夏，西安高中代办的水利专修班并入陕西武功农林专科学校，改名水利组，由他兼主任。1935年初，李进一步拟就《陕西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期此十年内，使农田水利，普及全省成一模范农田水利区，以为他省之倡，而后及航运、水力等他项水利工程之设施”^[3]。接着李又指导渭惠渠兴工，同年4月泾惠渠也完成了。秋，李辞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水利局局长，着手筹划梅惠渠工程，翌年秋兴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李仪祉对形势的发展极为忧虑，曾以和平解决方案上书南京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后事变得到解决，李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称“此次事变，系国家出净内毒之日”，表示“吾人更当振起精神，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4]。

1937年春，李仪祉作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的顾问，曾到江汉、巴蜀做短期调查，对长江的整治有所建言。同年夏参加庐山谈话会，为庐山暑假训练团讲农田水利之真义，又被聘为中研院评议员。“七七”事变后李仪祉回陕，领先参加了陕西抗敌后援会，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着信心，同时也有“作十年二十年长期抗战之准备”^[5]，曾积极从事西安市的防空建设和募集救国捐款等项工作，还经常写文章作演说，宣传抗日思想。同年10月，李在一次对武功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同学的讲话中说道：“抗战期间，前方将士用枪炮去和敌人拼;后方人民的责任，就在尽量的供给粮食”，“旱灾水灾，学水利的更应设法防止”^[6]。从此，他更抓紧水利事业的进行，迅速筹划并实施的有织女渠及怀宁河等灌溉工程，到本年底渭惠、梅惠两渠大部完工。

1938年2月，李仪祉病重卧床，仍不忘水利工程的进行，且手书“土坝”二字问渭惠渠土坝打桩情况。此后病势日危，至3月8日与世长辞。临终遗嘱有：愿国人“共赴国难，求最后之胜利”和“切望后起同仁，对于江河治导，本余之素志，继续致力”^[7]等语。李把毕生精力用于治水，尤其对陕西水利作出了大贡献：他生前亲自筹划修建的有五渠，其中已完成的三渠灌溉面积共有78万多亩。3月15日李被安葬在社树泾惠渠上的两仪闸畔，附近各县群众纷纷赶来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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