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原名仲揆,英文名J.S.Lee,1889年10月26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下张家湾一个贫寒的农村塾师家里。祖父库里为蒙古族人,祖母汉人,父亲改姓李,名卓侯,字康爵。祖父和父亲均为塾师。父亲同黄冈革命党人吴贡三、殷子衡来往密切,曾为吴写的反清小册子《孔孟心肝》润色过文字。1906年革命党人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受牵连而逃往安徽躲避。
1894年,五岁的李四光开始入私塾读书。1902年冬,十四岁的李四光考入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又称第二高等小学堂)。报名时因紧张错把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了一个“十四”发现后他机灵地改成李四光。第二小学学生全部寄宿,伙食、服装、用品等由学堂供给。李在这里学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几门功课,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04年7月,李四光因优异成绩被破格选送日本留学。他在日本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学日文和数理化,1907年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船用机械)专业。虽然专业课程繁重,有数学、物理、无机化学、力学、材料强弱论、舶用机关、制图、冶金、造船、电气功等将近二十门功课,但他集中精力于主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留日期间,李四光关心政治,同革命党人宋教仁、马君武来往密切,并由孙中山监誓成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
1910年7月,李四光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到武汉,被派往武昌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当教员,兼日籍理化教员的翻译、学校附设工场负责人。1911年9月,李在北京参加游日学生考试,结果被列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迅速返回武昌,被委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在战事吃紧之际,李四光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送军火,支援前线。民国建立后,李四光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后又任同盟会湖北支部书记。2月,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实业部改为实业司,仍任司长,负责全省农林工商矿的一切行政事务。李四光拟订一个振兴实业的计划,设法使原有企业恢复生产和营业,并在实业司下分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全省模范林事试验所等十多个附属单位,使湖北各项出现生机。
1912年4月,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亦在湖北打击、排挤革命党人。7月,李四光以“鄂中财政奇绌,办事棘手”为由迭次提出辞职。1913年7月由临时稽勋局资送英国留学,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预科,补习英语和数理化,后转大学采矿科,1915年又转入地质系,在地质学家包尔顿(W.S.Boulton)教授指导下学习,并与威尔士(L.J.Wills)等教师来往密切。学习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李四光假期总到矿山去做临时工,赚取些生活费。1917年,通过了学士考试,1918年又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为获得更多英国矿山的实地知识,李四光到康卫尔锡矿工作,又去欧洲大陆做地质考察。1920年,李四光应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之邀作《现代繁荣与炭》的讲演,说明研究能源的重要,鼓励留法同学为祖国建设而努力。
1920年秋,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主讲岩石学、矿物学和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李四光讲课认真,还常带学生到野外实习,采集标本,做地质调查。为解决实验和地质旅行费,他多次与校长蔡元培协商,通过了有关议案。在北大期间,李四光先后担任全校庶务、财务、聘任等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选为学校决策机构评议会评议员。同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副会长。
李四光结合教学大力进行科学研究。1920年秋,他带领学生到河北省六河沟煤矿实习,采集了很多石炭二叠纪含有的微体古生物科化石标本,对此做系统研究,于1923年1月提出了《筳蜗鉴定法》,一年后又写出《筳蜗的新名词描述》、《山西东北平定盆地之筳蜗》、《葛氏筳蜗及其在筳蜗族进化程序上之位置》三篇文章。通过对大量科化石的鉴定、研究,李四光创立了筳科鉴定十条标准,定出包尔顿、丁文江、翁文灏等二十多个新属,并解决含煤地层的时代划分问题。1927年,李四光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部之筳科》,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后伯明翰大学据此特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22年,在南北军阀的混战、国会及法统之争时,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等六位北大教授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指出时局的解决依靠的“仍是实力派”,提出“分治的统一”方案。1925年五卅运动中,北大成立沪案后援会,李四光被推选为委员及临时干事。9月,李四光作为北大的代表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周年纪念会。李四光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曾先后发表《黄种人还有生存的余地么?》、《国防与北防》等文,指出中国的“一线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在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在此前后,李四光曾卷进北京女师大学潮,成为拥杨荫榆攻入女师大的“三勇士之一”,受到鲁迅的批评。
1927年冬,应蔡元培之邀,李四光南下上海筹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李四光提出,地质研究所“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以“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同时,重视实地调查,尽可能地完成各公司机关委托的有关问题。李四光为研究所的房屋、图书、仪器花费大量心血,又尽量发挥研究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在不同的专业岗位上。同年,李参加武汉大学的筹备工作,任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六次年会上,李四光被推选为会长。这一时期他对东亚地质构造进行探讨,同年发表了《东亚一些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明确地提出了“构造型式”的概念,指出东亚地质构造共有七种型式,其中“山字形可能是发育最广泛,最容易认识,也是对地壳运动的研究最有用的”。
早在20年代,李四光就发现了河北沙河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冰川痕迹,并将考察结果发表于英国《地质杂志》,引起国内外专家的争论。30年代,李四光多次在庐山考察,发现许多冰川遗迹,确定庐山为“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1933年11月,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的讲演,详细论述了庐山的地区冰川遗迹,使一些中外专家感到惊讶。1934年春,李四光与丁文江、翁文灏、巴尔博(C.B.Barbour)、诺林(E. Norin)、德日进(Teihard de Chardin)等学者到庐山查看,李就冰川遗迹一一做了讲述,但一些外国学者仍然固持己见,认为这只是融冻泥流。后来李四光在江浙一带发现更多的冰川遗迹,1936年在黄山考察,发现了冰川的确凿证据,并写成《安徽黄山第四纪冰川现象》一文,得到外国冰川学家时在南京大学教书的费思曼(H.V.Wissinann)教授的肯定。1937年,李四光撰成专著《冰期之庐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庐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为我国第四纪冰川地质研究作出了范例。
李四光富有正义感及爱国心,他对李大钊“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十分佩服,1933年春曾参加捐款为其公葬。同年秋,又将新鉴定出来的一个筳科新属定名杨铨筳,以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铨。1934年,李四光在武汉大学作学术讲演,一次讲庐山冰川,另一次讲《东亚恐慌中中国煤铁供给问题》,开首就说“今天要谈的不是一般的供给问题,而是中国在日本人侵略之下,中国自身供给煤铁问题”,指出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倘山西一带煤田落入日本人之手,则吾国工业之前途,可想而知矣”,更指出日本人已实际控制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铁矿,呼吁“国人早日醒悟,急起图之”,表达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忧虑。1935年,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中国地质学》,为了回敬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主权的挑衅,第一讲就从西藏高原讲起。讲稿经整理修改后,在伦敦出版。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谈话会,李四光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的所作所为,拒绝参加。不久,地质研究所内迁桂林,决定今后以鄂西、湘西、广西为工作范围,除研究地质构造外,特别注重矿产资源的寻找和开发,并关心广西各个方面的开发建设。广西省政府与中央研究所合办的桂林科学实验馆,作为“研究解决广西省建设上实际问题之实验及设计机关”,李四光参与筹备并任馆长;参加广西建设研究会,成为该会经济部和文化部研究员,后又被推举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名誉会长。1939年9月,李四光发表了《建设广西的几个基本问题之商榷》一文,检讨此前国民政府建设的方针上的错误,指出各种物质建设既没有使一般民众受益,也没有增强整个国家民族的力量,但“事到今天,怪甲怪乙,终无用处。我们只有一德一心,认清目标,往前干去”。李四光指出建设广西的重要性,而抗日战争期间广西的防御设施“决不可以地方建设事业看待”,而应该“当作整个国防上重大问题,作有效的处置”。同时,李四光在文章中,对广西建设的土壤保存、肥料供给问题、燃料和动力问题、粮食问题、教育问题作了具体的说明。
1939年,李四光被任命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但他对此没甚兴趣,只主持1940年参议会的一半议程,便离会去湘西考查冰川遗迹,遂后力辞该职。1941年夏,李为躲日机轰炸和蒋介石抓他的传言,暂时避居架桥岭清平乡,在这里草拟了《山字型构造之实验理论和研究》等重要著作。同年秋,与孙殿卿等至赣西、闽西、粤北考察地质,1942年又与邓玉书等到资兴等地考查,取得了不少调查资料。3月,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八次年会和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公认李四光是“地质界的楷模 ”,授予他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
1944年夏,日军侵犯广西,李四光及地质研究所再次迁移,7月在贵阳万松阁设所办事处,着手考察这一带地质及第四纪冰川遗迹。11月,地质研究所再迁重庆,用小龙坎四川地质调查所房屋安顿下来,由于事务繁忙,李四光请俞建章代理所长。1945年1月蔡元培诞辰纪念,李四光作《从地质力学观点看中国山脉之形成》的学术讲演。这年四五月间,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李四光系统地讲述了他二十多年来悉心研究的地质力学,1947年1月,中华书局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本书包括序言、概说、应变应力与弹性柔性等六大部分。这是李四光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对地质力学这门科学的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报告会后不久,李四光心脏病发作,卧床一段时间,后由夫人陪同去北碚休养。8月15日,日本投降,李非常高兴,决定派赵金科先回南京探看,准备把地质研究所迁回南京。11月,李四光离重庆,没在南京停留,在上海、杭州两地休养看病,期间撰写了《关于“震旦运动”及华夏式新华夏式构造线三个名词》一文。1948年2月,李四光赴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在8月下旬的正式会议上宣读论文《新华夏海的起源》,阐明了产生新华夏海的主要应力性质及构造运动的类型问题。会后,他继续留在英国静养并观察国际国内形势。1949年元旦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并令各机关南迁,地质研究所被通知迁到广州中山大学。由于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质研究所留京同人的努力,取得反搬迁斗争的胜利。4月初,郭沫若出席布拉格世界维护和平大会,给李四光带去一封信,希望他早日回国。接到郭沫若的来信后,李四光马上订好了回国的船票,因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阻挠,改道巴塞尔,于1950年4月回到国内。
1950年5月,李四光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党政领导的欢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第二次会议及第一次中国科学院院务扩大会议,在高教会议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李四光在组织地质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于9月组成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1952年8月又出任地质部部长。1954年12月,李四光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56年12月,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李四光不懈坚持地质科学研究,接连发表《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1951年)、《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1953年)、《旋转构造与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及其他构造体系复合问题》(1954年)、《地壳运动问题(讨论提纲)》(1955年)等文章。1959年1月,李四光开始写《地质力学概论》,并于1962年初完成这部地质力学方面的代表作。
李四光十分重视石油地质普查工作,对新中国石油开发方面有极大的贡献。1953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请李四光谈石油问题,李四光不同意中国贫油论,认为中国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由李四光任主任的石油普查委员会,参加石油普查工作,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后又组织松辽平原石油踏勘组。1956年3月,由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他对石油普查有许多具体意见。1959年大庆油田、1962年胜利油田的发现,均和李四光的指导分不开。他还为新疆、西藏、四川、陕北、茂明、北部湾、东海石油远景规划指明方向。
李四光晚年还把地震预报台工作时时放在心上。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66年邢台地震后,他立即派出地震地质考查大队,并不顾身患重病亲赴震区指导工作。1969年渤海地震后,中央决定成立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四光任组长。他对地震预报充满信心,直到逝世前一天还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动脉肿瘤破裂,在北京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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