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名广侯,字叔同,号漱筒,以字行。别署甚多,可靠的即有七十余个[1]。他家祖籍浙江平湖,祖父寄居天津经营盐业,是天津的著名富商。父亲名筱楼,是进士,在清政府吏部做官,晚年笃信佛教。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日)生于天津。五岁那年父亲去世,六岁跟着兄长受启蒙教育,七岁起从师学千家诗、唐诗和说文解字,习石鼓文篆字,打下了文学和书法的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更加腐败,民族危机愈趋深重。康有为等一再要求维新变法,联络同党在各地组织团体,开办学校、报馆,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李叔同积极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认为“老大帝国,非变法无以图存”[2],并刻了个图章,文曰“南海康君是吾师”[3]。
1898年9月,康、梁戊戌变法失败,京津有人怀疑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10月,他随同母亲离津南下至上海。11月,加入许幻园、袁希濂等组织的城南文社,研讨宋儒理学与诗赋。许幻园是上海当时新学界的领袖,创办学会设奖征文。李叔同撰文应征三次都得了第一名,许十分钦佩他的文才。次年春,许邀请他把家迁入城南草堂,李叔同遂与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常在一起吟歌赋、作诗词,结下金兰盟谊,成为文坛好友。
1900年3月,李叔同与常熟乌目山僧黄宗仰、上海名画家任伯年、书法家高邕之等,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每周出版一张书画报。同年,李叔同将其所藏名刻与自己刻的印章,编辑出版一本《李庐印谱》。冬天,又编辑出版了他的诗作集《李庐诗钟》。他的诗画、金石出众一时,颇负声誉。
1901年,李叔同遵从母命入南洋公学肄业,改名成蹊,读经济特科,是蔡元培门下的高足;课余兼任一家报社编辑。1904年,李叔同毕业后,与穆恕斋等在上海南市组设“沪学会”,宣传讲究卫生和移风易俗、广开风气等,并提倡办学堂,培养人才,想以此使国家独立富强。
1905年秋,李叔同奉母携家眷回到天津,不久母亲病故。李叔同返回上海后以自费留日。至东京,进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欧油画,并去音乐学校兼习钢琴;又主编出版《音乐小杂志》,寄回上海发行。他学习十分用功,成绩优秀。对音乐用功最勤,认为“乐律与演奏皆非长期炼修,无由适度”[4]。
李叔同目击日本政治进步和国家复兴,受到强烈的刺激,决心投入革命,1906年加入了同盟会。同年在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的帮助和指导下,与曾孝谷、李道衡、吴我尊等,发起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1907年春,在东京演出据法国小仲马小说改编的话剧《茶花女》,李叔同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接着又演出根据美国斯托夫人小说改编的话剧《黑奴吁天录》,也是扮演女主角。他还扮演过一些独幕剧中的角色,名噪一时。“春柳社”的艺术作风十分严肃,开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新风。然而不久,他对戏剧的兴趣逐渐淡薄,不再参加“春柳社”的活动,而专心致力于钢琴与油画,尤善作图案画。
1910年,李叔同从日本毕业回国,在天津任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习。次年因家产为票号所倒,几乎破产。乃于春天至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习。3月,他加入“南社”,参加愚园雅集,与柳亚子、苏曼殊等用诗文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举起反清革命文学的旗帜,提倡民族气节,以文学鼓吹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李叔同填《满江红》词:“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从今看,一担好山河,英雄造。”[5]字里行间可看出李叔同对中国的未来抱着无限希望。
1912年春,陈其美、叶楚伧等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李叔同任文艺广告编辑,兼主编副刊画报。与此同时,他与柳亚子等创办“文美会”,并主编《文美杂志》,刊印会员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在内部传观。数月后,《太平洋报》社因负债停刊,文美社杂志也随即解体。
《太平洋报》停刊后,李叔同于同年秋转至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与夏丏尊、姜丹书、马叙伦等同事。他在该校特设的图画手工专修科任教七年,对学生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批美术、音乐人才。他的画讲究整体,水彩画简笔雄健,油画擅长西欧奏比亚诺画,略带印象派色彩。他的音乐创作以作词配曲为主,歌词典雅,作有《春游》、《送别》等数十首。同时热情介绍西欧音乐,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洋音乐的人。对中国近代音乐、美术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6]。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又于1915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名东南大学)兼图画教师,假日组设“宁社”,借佛寺陈列古书字画金石。
李叔同的家庭信奉佛教,家里常作佛事,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七八岁时,跟着家里的人背诵《大悲咒》和《往生咒》,常唱“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7]之句。成年后,他又叹息自己“堕地苦晚,又撄尘劳”,“言属心声,乃多哀怨”[8]。其母逝世后,“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9],曾谓“眼界大千皆泪海”[10]。在北洋军阀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下,他更加苦闷,十分悲观。1915年开始阅读宋元理学和道家的书,信仰道教,从此更加多愁善感,产生了“众生无常”的思想。
1916年冬,李叔同经夏丏尊介绍,从日本杂志上看到“断食修养法”,就于寒假去杭州虎跑大慈寺试验断食三星期。这时,李叔同受理学家马一浮的启发,舍道信佛。次年1月,李叔同入虎跑大慈寺拜老和尚了悟为皈依师,作为在家弟子,受居士戒。回到学校后他开始素食,带念珠,供佛像,读佛经,1918年8月,正式入虎跑大慈寺削发出家,从此结束了他前半生文艺家的生涯。他皈依法师了悟和尚为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马一浮赠他《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李叔同发愿学戒,9月,在灵隐寺受戒。
李叔同出家后,抛却了他爱好的文学艺术,常在杭州、永嘉、上虞等地佛寺学律,逢人赠法语,劝人念佛经。他自己一心学佛,崇奉佛教净土宗。1920年他居住新城贝山(新城一名新登,今属浙江富阳),借到《弘教律藏》三帙,并求得《南山戒疏》和《羯磨疏》等,便开始改修南山律宗,将其摘要列表编纂,1924年在永宁下寮完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杭州。有人谣传革命政府要封闭寺院,驱逐僧众。正在杭州的李叔同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请当时在北伐军中的他的学生宣中华、徐白民等,交谈关于保护寺庙的问题。共产党员宣中华讲了革命政府对宗教的保护政策后,他的疑虑顿时冰释。事后,他还写信给蔡元培等,提出对佛教的改革建议。
1928年秋,李叔同由温州至上海,与丰子恺等商订《护生画集》的编辑工作。事后听说尤惜阴、谢国梁欲往暹罗(今泰国),遂结伴前往。行至福建厦门,为僧俗所阻,当即留居南普陀寺,常往来于泉州南安小雪峰。次年4月,他经福州云游杭州,在鼓山发现清初刻本《华严疏论纂要》,到杭州后加以整理翻印,10月重返厦门南普陀。1930年4月,李叔同再去浙江上虞白马湖,圈点《南山钞记》,致力于对华严宗的研究。1931年2月,在白马湖法界寺发愿专学南山律。1932年11月,他重返厦门妙积寺,此后即芒鞋藜杖,游方于厦门、泉州各地讲律。1933年秋。他在泉州继续圈点《南山钞记》,编撰《南山道宣律祖略谱》,续编《戒本羯磨随讲别录》。次年,他在南普陀创办佛教养正院,并在那里任教,培养青年佛徒。
1937年初夏,李叔同应邀去青岛湛山讲律。7月,卢沟桥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支狗子”[11]。回到厦门后,他到处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12]送人,勉励佛徒对宗教和国家二者应有同样深的爱护热忱,并表示“以护法故,不怕炮弹”。在所居处题“殉教堂”三字,决心以流血殉[13]。1938年5月厦门沦陷之后,他拒绝了朋友劝他去大后方的劝告,仍在泉州、惠安、漳州等地讲经说法。他的好友柳亚子针对他的消极态度赠诗道:“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14]李不以为忤,仍然继续讲经辑律,或闭关潜息。
李叔同出家后埋名遁世,专心从事佛学南山律的编撰宣讲活动。编撰有《寒茄集》、《四分律比丘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南山律宗传承史》及《南山律文集》等佛学著作十余种。在佛门宗下属净土兼律宗,对佛学律宗的贡献很大,为中国近代佛教律宗的代表人物,被佛门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1942年10月13日,李叔同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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