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浙江遂昌县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李早年丧父，依靠母亲种田为生。少时在本乡读私塾，20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曾游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值国内北伐军兴，投袂回国”^[1]。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影响下，李士群经上海大学同学方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李士群曾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为避免巡捕房将自己移交给国民党当局，李即向青帮大流氓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1932年，李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即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并与另外两个叛徒丁默邨、唐惠民在上海新光书局编《社会新闻》杂志，对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反蒋派系进行诬蔑诋毁。

1933年，李士群在特务内部的争斗中，因参与谋杀上海工作区首任区长马绍武，被逮捕押解南京受审，饱尝酷刑，险些丧命。后由他的妻子叶吉卿打通了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李士群才获释，但仍不准擅离南京。此后，李先后被委为党务调查科编译员、南京区侦察员，以及国民党办的“留俄同学会”理事、“留俄招待所”副主任，很不得志。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与另外两个特务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潜伏”。此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已在上海设立特务机关，派一女特务到南京活动，并与李姘居。具有强烈领袖欲和政治野心的李士群感到自己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爬不上去，遂决心投靠日本侵略者。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趁中统委派他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的机会，席卷了全部特务经费，逃到香港，拜见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做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由中共叛徒、中统特务又变为叛国投敌的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手下的鹰犬。以后，李常对人说：“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2]活露出一副无耻汉奸的嘴脸。

李士群到上海后，为了站稳脚跟，首先把手伸向国民党市党部等机构，将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章正范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刘坦公拉下水，一起搞情报。接着，又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杜月笙的“学生”汪曼云取得谅解，进而与当时已到香港的杜月笙接上头。同年底，军统派上海区行动股长于松乔谋刺李士群，汪曼云将此消息透露给李，使他免于丧命。

随着李士群在上海情报活动的开展，日特机关对他越来越重视。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不久公开发表投敌的“艳电”。日特机关示意李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以便策应汪的“和平运动”。李深知自己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的声望不足，便把原军统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从昆明邀来入伙，并允推戴他为首领。

1939年2月上旬，在清水董三的陪同下，李士群、丁默邨拜见了土肥原贤二，表示为了“收拾时局”，他们要“纠合国民党同志”“推进和平运动”，“希望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并强调说：“为对付重庆的恐怖活动，我们也有必要建立特工组织。如有日军援助，我们俩人组织特工。”^[3]3月20日，日本参谋总长给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发出训令，决定“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上海恐怖活动的对策的一部分”^[4]。每月贷款30万元，出借手枪500支、子弹50000发以及炸药500公斤。李士群当即开始在上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一方面，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四宝为首的大批地痞流氓和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兄弟”，作为特务打手;另一方面，利用丁默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以及失意军人，作为特务骨干，初步形成了一支特工队伍。李士群和丁默邨、唐惠明、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章正范为核心人员，即所谓“七人委员会”，对外以“中华扬子轮船公司”为掩护。

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开“局面”，李士群、丁默邨在日特机关的授意下，开始投靠汪精卫集团。1939年4月，当汪精卫还在河内时，他们就派汪曼云在香港和周佛海接上头，表示愿为汪的“和平运动”效忠。5月，汪精卫一伙抵达上海，进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经日特机关同意，李士群、丁默邨一伙便划归汪精卫集团领导，并正式成立了“特工总部”，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任副主任。他们成立了警卫大队，负责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汉奸头目的安全保卫，成为汪精卫集团进行叛国活动的第一支武装力量。8月底，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士群被指定为“中央委员”。9月5日，汪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员，丁默邨、李士群任副主任委员;“特工总部”成为它的下属机构，仍由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并兼“肃清委员会”副主任。

汪伪特工总部虽以丁默邨为首，但实权却操在李士群之手，丁、李为了争夺这支特工队伍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1939年底，李赴东京，与日方进行更加紧密的勾结，取得了日本参谋本部对他的信任。同时，他又向汪伪集团内实力派周佛海靠拢，获得了周的支持。1939年底，他先将唐惠民调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使自己与丁默邨并驾齐驱，继又架空了丁，独揽了“特工总部”的大权。

在日特机关的全力支持下，李士群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将“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大加扩充，设立八个处(第一处专管军统，第二处专管中统、附设CP股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第三处专管“忠义救国军，第四处专管租界，另有机要、总务、电务、情报处);四室(即督察、专员、审讯、化验室);二所(招待、修械所);又将特工武装队伍编组为一个行动总队(下辖六个行动大队)、一个警卫总队(下辖五个警卫大队)，以及一些直属总部的警卫队、行动组;还建立了不少外围组织，如负责“学生运动”的“海社”，拉拢租界司法人员的“法院同仁会”，负责宣传舆论的“国民新闻社”，筹措特务经费的“立泰银行”、“上海实业银行”等，并先后在南京、杭州、青岛、武汉以及其他沦陷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完备、行动诡秘的特工机构，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凶恶鹰犬和汪伪政权的重要支柱。1940年3月，汪精卫集团成立伪国民政府时，李士群在周佛海的支持下，依靠手中的实力，将丁默邨排挤出“特工总部”，自己出任汪伪政府警政部政务次长兼“特工总部”主任。同年12月，周佛海辞去警政部长职，由李士群升任，权势更盛。

在李士群的直接指挥下，汪伪特务在上海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他们先后袭击了当时还保持抗日立场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报馆，用浸过毒液的子弹暗杀了进行抗日义卖活动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负责人、共产党员茅丽英，还刺杀了不肯听命于汪伪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长郁华、“第一特区法院”刑庭长钱鸿业等。在大量血腥事件中，最为惨烈的要数“银行血案”。为了报复军统特务对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袭击，李士群不仅派特务炸了中央银行驻在租界的两个办事处，而且于1941午3月22日午夜，派遣大批特务包围了“中央银行别墅”，抓走中央银行职员一百九十余人，并从中提出三人枪决(其中一人未死)。同一天深夜，李士群又派另一批特务包围了中国农民银行职员宿舍，用盒子枪扫射，致使六人死亡，五人重伤。至于绑票勒索，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绑架杀害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勒索协大祥绸布店老板数十万元等均是。上海市民无不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横祸临头。沪西南一带的沦陷区，由汪伪特务开设的赌台、烟馆、妓院林立，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创上海开埠以来的最高纪录。总之，李士群指挥下的汪伪特务，依仗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横行不法，无恶不作，把上海搅得腥风血雨，乌烟瘴气。“特工总部”所在地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臭名远扬，附近沪西一带，被称为“歹土”。

1941年春，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在华中占领区实行“清乡”。李士群掌握的特工力量，再次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他被任命为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主持“清乡”工作。他将“警政部”、“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警察头目以及亲信爪牙，安插进“清乡委员会”，控制了各部门。李先后与日方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苏北地区“清乡”协定，规定由日方担任“关于作战及封锁事项”，汪方担任“政治工作”;伪保安队和警察等“在清乡工作实施期间”由日方指挥调遣等等^[5]。李士群利用“清乡”，从伪江苏省政府接管了“清乡区”的行政、赋税、教育、卫生等机构。

1941年8月，汪伪警政部与内政部合并成立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任部长。12月李挤走了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自己继任。李一身兼任伪军委会部长、省政府主席、特工总部主任三要职，踌躇满志，频繁往返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权势发展到顶峰。但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引起了日本侵华当局的疑虑和反感，与汪伪集团中其他人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同周佛海、罗君强、林柏生等都发生激烈的权力冲突，而“特工总部”的一批骨干如丁默邨、苏成德、马啸天等也先后离他而去，有的甚至成了他的政敌。

1943年5月，蒋介石下达了除去李士群的命令，交周佛海执行。周“历四月之久，费了千多万”金钱^[6]，终于在9月4日勾结日本驻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由冈村出面邀李、熊两人至上海百老汇大楼(今上海大厦)赴宴。冈村妻子于食物中投下毒药，殷勤请李品尝。第二天，李士群回到苏州开始发病，挣扎至19日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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