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岑，名邦藩，字石岑。1892年12月(清光绪十八年十一月)生于湖南醴陵。五岁入塾，勤奋好学，读了中国古代典籍。稍长，入长沙湖南优级师范学校习理化科学，对几何产生了浓厚兴趣，自谓：“余少时初习几何学，莫审所指;其后习论理学，始稍稍能言其故，仍未克举其内容，乃复重习几何学，如是者数岁，遂得略窥其义蕴，盖思想方法之达于绝诣者也。”^[1]

1912年底，李石岑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初到日本，儒风犹存，被同学讥为“李圣人”、“假圣人”。但后来，他对西方哲学如饥似渴的钻研，并笃志佛家因明唯识之学。在日本求学六年间，李还积极参加各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活动。1915年李与潘培敏等在东京发起“学术研究会”，翌年6月编辑出版《民铎》杂志，因揭露日本侵华和国内军阀专制，被日本警方查封。1916年他参加“丙辰学社”，1918年参与“华瀛通讯社”事务，继续坚持斗争。同年，留日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日本警察镇压，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李亦回到国内。

自1918年起，李石岑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达十年之久，续编《民铎》杂志，以“阐平民精神，介绍现代思潮”为主旨。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时期，李石岑一方面对新文化运动持欢迎态度，认为运动使“自动之精神出焉”，“组织之能力合焉”，“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波焉”，“求新之欲望富焉”^[2]。另一方面又觉运动思想浅薄，希望青年不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专心读书，努力提高学术水平。他没有直接加入新文化运动，只提出“第一，在督促国人注重学问生活;第二，在联络富有学识之人，共营翻译之事业”^[3]，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不久，《民铎》杂志出版了“尼采专号”，李发表了《尼采思想之批判》一文，同期还刊登有朱佀云、白山等介绍尼采的文章。李虽声明：“愚为尼采之说明者，而非尼采之主张者”，但又说：“细究尼采之思想，实未敢抹杀其真价”，“欲救济此种黏液质之顺氓，或即在国人所詈之骂之非议之尼采思想欤?”^[4]此后，他多次在讲演中鼓吹尼采学说，并在大学里开设尼采哲学课程，后来出版《超人哲学浅说》一书以宣传尼采思想。

1920年1月至1921年7月，李石岑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其间加入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1920年10月，李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及章太炎、蔡元培、张东荪等到湖南讲学，历时一月，共讲五十多场。李建议杜威重点讲教育哲学，罗素重点讲社会哲学，李自己也讲了五场，内容庞杂，主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在《杜威与罗素之批评的介绍》中，他分析了二人优缺点后说：“我对他们两人的学说，都不十分赞成。我比较赞成且加佩服的，便是法国柏格森的哲学。……可谓取杜、罗两人的长处，去掉他们的短处”^[5]。在李石岑看来，柏格森颇具独创精神，柏氏“仅凭洞识以建立一种有统系之哲学，皆为不及之天才。康德而外，吾仅见柏格森焉”，“柏氏哲学足以转移学术界，而为吾人所不可不精研之者”^[6]。1921年，《民铎》杂志出“柏格森专号”，发表李特意撰写的长文《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等，系统介绍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旁及柏氏《物质与记忆》、《创造的进化》诸思想，使柏氏的学说逐渐流传于中国。后李又在《民铎》杂志出“康德专号”。

1922年1月到1928年夏，李石岑兼《教育杂志》主编，主张教育独立，提倡美育、体育及职业教育，研究设计教学法，智力测验、评论国内教育状况，介绍世界教育新潮。同年，又在中国公学讲演《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学说》，对梁著作内容、态度和生活进行了批评，尤针对梁尊孔复古思想，指出孔子到今日“只剩下一个‘糟粕形势呆板教条’”，“孔家哲学，此时暂可不必提倡”^[7]。当时李为了深入研究佛学，曾拜欧阳竞无为师，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李在讲演中提到要用因明唯识学来“订正”科学和哲学。

李石岑还在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民国大学、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兼任哲学、心理学教授，主要是介绍西方各派学说，除柏格森、尼采、康德等人外，还有黑格尔、贝克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尔文、克鲁泡特金、斯宾塞、孔德诸人的观点，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李把这些论文和讲演分别整理成册，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暑假，李石岑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前往讲演《人生哲学》，后经整理成《人生哲学》上卷一书，于1926年出版。李石岑的人生哲学比较全面系统，他认为“人生哲学是探求‘人生的究竟’的一种学问”，以往人们讲人生只着眼于“人”，其实“生”才是根本问题。生有五个意思，一是“动”，二是“变”，三是“顿起顿灭”，四是“扩大”，五是“交通”，“这五个意思是一刹那同时有的”。“我的人生观就是表现生命，而其方法就是无为”，“无所为而为，即是大有为”，这需要四气即剑气、奇气、骨气、义气的修养。“生机如果顺着势……我们便帮助他增入顺境”，“生机如果被别的遏抑，我们便设法把遏抑东西弄开”。“对于善便助长，对于恶便利导”，“善和恶都是向善的方面走，走到至善的境界为止”^[8]。李的人生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有唤起人们反抗精神的一面，反映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

李石岑是爱国有正义感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立即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悼三月十八日北京被杀学生》一文，声讨段祺瑞政府的罪行。大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李受他的几个进步学生的影响，对以往的信仰发生动摇。为解决思想上疑团，李决定去欧洲进行学术考察。李石岑留居法、德两年多时间里，埋首阅读各家哲学书籍，重点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拜会了柏格森，并有机会接近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者，同时还对两国的社会生活、教育、文化等进行全面考察。他亲身感受了当时欧洲的经济危机，体会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经过认真思考，逐渐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束缚，开始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称为新唯物论)。

李石岑根据在欧洲的考察，对新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有较多认识，指出新唯物论同旧唯物论的根本区别，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旧唯物论机械地看一切事物，认为事物是不变的;而新唯物论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推翻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把辩证法用唯物观点填充起来，把一切事物看作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二)旧唯物论关于历史问题仍陷入唯心主义，新唯物论则发现了历史独有的规律：物质生产力。(三)旧唯物论至多只能解释世界，新唯物论还要改造世界，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李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里格尔、康德等持否定态度，对所谓的新浪漫派特别是对柏格森、尼采仍有留恋，甚至说应“在尼采哲学里加多唯物史观的成分”^[9]。其时，李对德国哲学家朗格的《唯物主义史》一书甚有兴趣，曾用四年多时间与人合作翻译此书。

1930年底，李石岑回到上海，先后任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讲课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同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哲学浅说》、《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等书。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暨南大学属于战区，他的居室财产毁于战火，加上陷于爱情纠纷，精神上受到打击。3月，暨南大学取得广州中山大学同意，在该校设立临时办事处，李应邀去中大担任哲学系教授。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邀他参加，他以该会议掩饰安内攘外政策，拒绝与会。

1932年暑假，福建教育厅主办讲学会，邀李石岑讲演中国哲学史，历时两月，后整理成《中国哲学十讲》一书。他对中国哲学有所创见，阐明老庄思想富于辩证法思想，以诗的观点说明孔子学说，强调墨家的实践，尤对各时代的社会背景、阶级对立进行分析。1935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科学社会主义讲座上，李讲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同年暑假，上海教育会主办的讲学会，邀请他在每周二、五两天讲人生问题，亦分十讲，从古典派、自然派、理想派、新理派、快乐派、功利派、实证派、唯识派讲到新唯物派。暑假后，他任暨南大学教育系行政组主任，主讲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辩证法史、西洋教育思想史等课。同年秋相继出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第一卷)等书，标志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

当时中国哲学界围绕哲学是否要消灭、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唯物辩证法的地位的论战正处高潮时期，李石岑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投入论战中，发表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未来的哲学》、《三十年来世界哲学之进展》、《世界思潮的动向》、《世界文化的前途》等多篇文章，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为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21日，李石岑因肾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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