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九江)人。1859年(清咸丰九年)生。李盛铎出身于书宦之家，其曾祖父李恕，道光时贡生，喜藏书，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木犀轩，藏书有十多万卷。其父李明墀，曾任知县，后改授户部员外郎，简放湖南辰州府知府，升督粮道加按察使，兼署布政使，以后又调任湖北总办粮台加布政使衔。同李恕一样，李明墀“生平好聚书，廉俸所余辄购置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1]。李盛铎受家庭影响，“五岁入学，过目成诵，十七岁名噪江西文坛，为世瞩目”^[2]。
 1889年(光绪十五年)，李盛铎参加殿试，中进士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旋任国史馆协修。李盛铎曾一度住在大学士徐桐家里，深得信任。1891年7月在徐桐的推荐下任江西乡试副考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盛铎在督办军务处任文案。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对战争持消极态度、竭力求和，其妥协行径引起国内人民和部分清廷官员的不满和愤慨。翰林院三十余人联名奏参李鸿章。李盛铎时以侍读学士的身份也积极参与了弹劾李鸿章的活动。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维新救亡运动应运而起。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数千名举人上书清光绪皇帝，提出变法救亡主张，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同年10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呼吁官僚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希望。李盛铎曾参与强学会。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外患极为严重，国人痛感被瓜分危机已迫在眉睫。1898年3月，李盛铎赴江苏扬州任江南道监察御史。4月，乘各省举人会试于京城之机，和康有为“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宗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李盛铎是保国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保国会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上奏要求严禁保国会的活动。在恶劣的政治形势下，许多人纷纷退会。李盛铎在徐桐、荣禄等人的压力下“乃除名不与会”^[3]，没参加以后的会议，甚至在5月3日上奏弹劾保国会。后来尽管保国会受到光绪帝的保护，但在成立两个月后仍被解散。
 李盛铎对于教育改革十分重视，在1898他曾多次上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体系的建议。作为戊戌变法“新政”措施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开办后，时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于8月21日保荐李盛铎接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一职，获朝廷允准。8月26日，孙家鼐再次奏请派李氏领队前往日本考察学务^[4]。正当李盛铎积极筹划日本学务考察之际，清廷又于9月19日谕署原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为驻日公使，接替并未到任的黄遵宪。李于10月3日到任，1901年11月27日卸任。
 李盛铎出使日本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留日中国学生中迅速传播。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这时也在日本扩大了自己的宣传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关注。1899年6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张荀鹤即看到康、梁“每觊可乘之隙，思炀既烬之灰”，上书清廷弹劾李盛铎查防不力，请“将李盛铎撤回，毋使驻倭，以息奸慝之谋，而保太平之局，天下幸甚”^[5]。戊戌变法失败后，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形成剿、抚两种意见。1900年6月，李盛铎自日本发电清廷，认为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将会带来巨大灾难，主张一面镇压义和团，一面与各国示好。1901年李盛铎驻日公使一职任满，旋即回国，被授予顺天府丞一职，1904年7月署太常寺卿。
 清朝末年，外国科学技术传入中国，铁路的作用已被朝野上下所认识。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是年冬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向民间资本开放路权。紧接着各省爱国人士纷纷创办本省铁路。1904年10月，李盛铎联合江西籍京官如内阁侍读学士蔡钧、户科给事中陈田、刑科给事中吴煦等110人上奏申请南浔(南昌—九江)铁路由江西本省自行修筑^[6]，并倡议成立江西全省铁路总公司，推荐在籍头品顶戴前江宁布政使李有棻督办兴修铁路。10月12日，商部奏派李有棻为总办。
 20世纪初年，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迭起，清王朝内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清廷迫于内外舆论的压力，于1905年决定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前往日、美、欧“考察政治”，为“仿行预备立宪”做准备。9月24日，正当五大臣准备启程的时候，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到革命党人吴樾谋刺，五大臣出洋被迫改期。为了防止再生不测，考察团重组人马，清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替代徐世昌、绍英，于1905年12月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出使考察。李盛铎已于8月27日被清廷授命为驻比利时大使，赏给二品顶戴，行将赴任，此时兼负考察重任。考察团分两路进行，一路是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等人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一路是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考察。1906年6月，除李盛铎外其他考察大臣先后回国，李盛铎于6月17日赴任比利时大使^[7]。5月李盛铎在英国考察期间，还接受牛津、剑桥大学博士名誉学位之赠^[8]。
 1909年三四月间驻比使馆随员王慕陶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海外通讯机关——远东通讯社。李盛铎虽未在创办人之列，但他给予王慕陶极大支持，赞助也最多。李盛铎本人也向外务部报告了这年“三月在比京捐廉创办远东通讯社”之事^[9]。10月李盛铎从驻比利时公使位置上卸任归国后，继续回顺天府任府丞，并一直负责综理远东通信社在国内的事务，继续给予远东通信社支持和帮助，直到1911年2月被调任山西任职为止。
 1911年3月24日，清政府改任李盛铎为山西提法使。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起义响应。10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10月30日，李盛铎被推举为民政长^[10]。
 武昌起义后，11月袁世凯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命令张锡銮为山西巡抚，许世英为山西布政使，统率北洋精锐第三镇曹锟部及武卫军王汝贤部进攻山西。在清政府的反攻下，山西军政府崩溃，旧政权复辟，1911年12月21日，李盛铎被清政府任命为山西布政使、按察使，1912年2月1日署巡抚^[11]。
 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5日，袁世凯命阎锡山署理山西都督，李盛铎为民政长。李盛铎不久辞职，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政治顾问。1913年6月，袁世凯派李盛铎与孙宝琦同任特使，赴日进行经济外交活动。1914年1月，李盛铎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3月兼任约法会议议员。5月任参政院参政。7月因欧战爆发，奉命与孙宝琦、梁士诒等人草拟局外中立条规，次年8月公布。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李盛铎与熊希龄等人组织了“民彝社”。1917年5月，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因参战问题发生纠纷，李盛铎被黎元洪派赴徐州邀请张勋出面担任调停人。6月29日，李盛铎出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6月30日又被任命为全国水利局总裁。7月1日张勋复辟后，李盛铎被任命为农商部尚书，但他均未就任。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功臣重任国务总理，企图独揽政权推行其“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段祺瑞等人认为必须首先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才能操纵总统选举，进而把持政坛。于是便收买了一批官僚、政客，组织起“安福俱乐部”来策划选举等事宜。1918年3月7日，皖系政客在北京成立“安福俱乐部”，李盛铎担任俱乐部政务研究会会长。8月，第二届国会开幕，安福议员占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完全由安福系把持。安福俱乐部包办国会选举，又包揽了国会的事务，时人谓新国会为“安福国会”。李盛铎于1918年7月任参议院议员，12月任参议院议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解散安福国会，李盛铎从此退隐不问政事。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正义要求。2月11日，李盛铎、王揖唐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国际联盟协会”，声援中国代表。
 1921年11月1日，李盛铎与叶恭绰、王树枏、罗振玉等人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并以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去挑选残存古卷。1925年9月，李盛铎出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事商榷会”会长。1927年听说外国人要高价收购罗振玉收藏的重达十二万斤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后，李盛铎立即以一万六千元把这批档案收买，此举对于这批内阁档案得以保存下来意义重大。
 李盛铎不仅在政界颇有影响，还是近代很有名望的收藏家、藏书家。李盛铎藏书有着渊源的家世，其藏书堂“木犀轩”最早建于他的曾祖父李恕时期。李恕，字卉园，道光年间贡生，喜藏书，建“木犀轩”于江州(今九江)谭家畈，藏书凡十万卷，太平天国起义时，这些书籍被烧毁。他的祖父李文湜，字晓峰，又继续藏书。他的父亲李明墀，字玉楼，号晋斋，承兄难荫袭知县，后官至湖南、福建巡抚，他生平好藏书，所藏书籍至数十万卷。由于其父的努力，使“木犀轩”的藏书得以恢复旧观。木犀轩藏书到李盛铎已是四世藏书，李盛铎继续收藏敦煌所出写经等珍贵文献^[12]，成为了名重海内外的巨藏。
 李盛铎藏书是从二十岁未入官前开始的。其所藏之书除继承祖藏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光绪初年李盛铎随父宦游长沙时，尽得湘潭袁芳瑛“卧雪庐”的精华，奠定了李氏藏书的重要基础。其藏书绝大部分为珍本。二是李盛铎出使日本期间，结识了日本目录学家岛田翰，在岛田氏帮助下购买了不少书，其中有大量日本和朝鲜的古刻本、活字本和旧抄本;还有不少流传到日本的宋、明刊本和抄本。三是1923年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书散出后，为李盛铎收购不少。再加上李盛铎平日访书购书，使其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家。
 20世纪30年代，“木犀轩”藏书陆续有些散出，或质于个人，或押于银行。等到李盛铎病逝后不久，日本书商欲以重金收购“木犀轩”，教育部得悉后为防国宝外流，计划以30万元归公，正在讨价还价之时抗战爆发，此事遂搁浅下来。后来在1939年，由伪临时政府以40万元整批收购，交北京大学文学院典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对这批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1946年开始，当时由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主编，到1950年基本完成。1955年由常芝英完成收尾工作，向达先生撰序，1956年印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上、中、下三册^[13]。其藏书总计有9087种，58385册，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这批书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
 李盛铎不仅是收藏家，还是学者，尤其在版本学和校勘学方面有很深造诣，其藏书中很多都经他亲手校勘，每书后多有自写题跋，述记得书经过、介绍作者生平、考证版本源流、指出内容讹误，或对作品作出评价，日积月累所写题识多达十五万余字，学术研究价值极高^[14]。
 除藏书外，李盛铎还刊印过图书。近代自铅字排印、石版印书方法由西洋传入中国后，即有很多人设立石印书局刊印各类书籍。1887年，李盛铎向国外订购十余部石印机器，在上海开设“蜚英馆”印书局，专门石印“场屋用之夹袋书，所谓巾箱本之兔园册子”^[15]。此外，李盛铎以传统木刻印过两部丛书：一部是《木犀轩丛书》二十六种，1883年至1889年刊行，以经、史两部占绝大部分，除一种外全是清代的著述;另一部虽称为《木犀轩丛书续刻》六种，其中却有早自1882年刊印的^[16]。
 李盛铎晚年出于对桑梓热爱之情，独立编纂《德化备志稿》，辑存了一册很有价值的史料，还应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之请，参与编纂《续编四库全书提要》一书^[17]。
 1935年李盛铎病逝于天津。

参考文献

• 李传梓:《回忆祖父李盛铎》,江西省九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九江县文史资料汇编》第3辑,1993年版。
• 张玉范:《李盛铎与木犀轩藏书》,《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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