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出生在一个经营银钱业的商人家庭。李铭幼时入私塾学习，1902年到杭州入美国浸礼会所办学校中读书，毕业后于1905年赴日本，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习银行学，于1910年毕业回国。

辛亥革命浙江光复，李铭受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派遣，参加接管浙江银行，开始进入银行界。先当练习生，后任稽核。该行原为1909年由浙江官钱局改组而成，官商合办，资本额一百万两，经理库款、发行钞票，为省银行性质。1915年7月，浙江银行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被派任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旋升经理。1916年5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上海中国、交通两银行发生挤兑风潮，袁竟下令停止兑现，李铭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宋汉章、张嘉璈拒停兑令的活动。这一行动，提高了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声誉。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李铭当选为董事。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权则操于浙江省当局之手，李铭等商股股东深感银行由官府把持，前途发展不易，便极力扩大商股。商股在该行的优势地位确立后，遂策动商股退出。嗣因增资问题，官商股东意见不一，李铭作为商股代表与官股进行谈判，乃于1923年3月达成协议，订约划分，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称浙江实业银行，由李铭出任总经理，资本额为180万元，设总行于上海。他认为在政治不稳定的地区设立分行易于受累，而不易盈利，仅在汉口、杭州和上海设立三个分行。其经营方针着重外汇业务及投资股票、债券，同时也办理押放及信托业务。总行设有国外汇兑部，聘外国人为顾问，与上海的外商银行、外资企业建立广泛业务来往，得到外商的大量存款。该行又先后投资外商经营的众业公所、沙逊公司等企业。不几年，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江浙财团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李铭在金融工商界的地位也就更加提高，1926年起连任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委员、主席等职务达九年之久。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李铭向蒋介石进言，以“取蛋必先养鸡”之喻，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工商业实行扶助政策，同时他们保证在财力上支持国民政府，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这年，国民政府为大量发行公债，建立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是金融工商界人士，李铭担任该会主任委员。这一内债基金保管权，正是金融资产阶级在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所梦寐以求的，因而在内战期间，他们大力承销国民政府发行的巨额公债，浙江实业银行每年持有的有价证券(大部分为政府公债)，数额均在五六百万元以上。国民党新军阀与江浙财阀的结合，使前者获得了打内战的资本，而后者则得到在内战期间的畸形繁荣。

1928年7月，李铭受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派，任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处总清理员，并兼管上海分清理处事宜。10月，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李铭被派任为该行监事会主席。11月，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李铭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交通银行董事。

翌年，中美合资盘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属之发电厂和电话公司，分别组成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李铭担任美方顾问。上海电力公司成立后，需要资金从事扩充，适值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国内筹资困难，李铭便在上海联合中外银行及英美在上海的投资经纪人组织银团，承销该公司所发行的优先股及公司债券，使上海电力公司的资金迅速得到扩充。

浙江实业银行自1927年该行董事长胡济生去世后，李铭即兼任董事长，掌握了该行的整个大权，这年增资到二百万元。在往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该行的固定资本虽然没有增加，但存放款数都有较大的增长。自1927年至1930年，存款增加零点八倍，放款增加一倍，每年都有大批款项存放国外，1931年持有的有价证券达一千万元左右。

“一二八”事变后，李铭与张嘉璈等人一起，推动各银行合组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用以巩固上海各商业银行的应变力量，李铭担任主席。同年李铭等人出面组织国民实业银团，收购杭州电厂，组成杭州电力公司，由李任董事长。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国民政府失掉东北关、盐税的大宗收入，财政支绌。李铭和张嘉璈等顺从国民政府旨意，制定公债展期还本、减低利息的办法，帮助国民政府解决财政困难。1933年，又在上银联合准备会属下成立上海银行票据交换所及票据承兑所。1934年，他又代表浙江实业银行投资创办上海鼎新纱厂。

1935年发生全国金融危机，国民党政府为垄断金融，乘机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增加中国银行的官股，修改该行章程，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负责制，派宋子文任董事长，李铭与总经理张嘉璈同被排挤。

到1937年抗战前夕止，浙江实业银行的资本虽然仍为二百万元，但公积金则达三百五十余万元，存放款均在四五千万元左右，连同它所投资的企业，资产总额达六千四百余万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铭曾再次出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国民党军队放弃上海西撤后，李铭经财政部长孔祥熙指派，留在上海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一起，以民间金融业身份负责维持上海的金融事业。李铭利用这个机会，将浙江实业银行的大批存款以及上海电话公司的往来款变换成外汇，作大量的外资逃避。汪伪政权建立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拉拢他与之合作，由于他与英美有较深的关系，拒绝了周佛海。1940年他被南京汪伪政府下令通缉，避往上海美国领事馆，于次年3月由美领事馆送往美国，与其家属一起居住在纽约。

李铭在美期间，继续担任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电力公司的职务，曾由国民政府派为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4年李铭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会后，他与张嘉璈、陈光甫一起与美国资本家进行战后合办企业的商谈，筹建了中国投资公司。该公司由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与美国两家投资公司共同投资五百万美元，从事发行公司证券，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并代美国资本家办理在华放款等业务。1945年8月20日该公司正式在纽约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铭由美回国，即向国民政府提出奖励发展私人企业等要求。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再次挑起内战，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样，连李铭等原已组成的中国投资公司，在国内投资办厂的计划，也未能真正实行。

1946年，李铭担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1947年，随着蒋介石对解放区进攻失败，军费浩大，通货膨胀，带来财政经济上不可克服的危机。这时，政学系张群出任行政院长，张嘉璈任中央银行总裁，采用各种办法企图挣扎挽救。其办法之一是由中央银行建立输入管理委员会来控制外汇和物资，李铭任主任委员(后改为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任副主委)。这个机构不但不能挽救危机，难以控制走私，且极易从开放的外汇市场牟利，因此招致CC系官僚的垂涎。李铭自知难敌CC系，便将副主任一职自动让给宋系官僚资本人物霍宝树担任。这年，由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与美国资本家合办的国泰保险公司在纽约注册成立。

1948年，李铭将浙江实业银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随着法币极度贬值，国民政府于是年8月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金银外汇。李铭以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身份，担任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维护民族金融工商业者的利益，与国民政府当局苦力周旋。为上缴金银外汇事，浙江第一商业银行险遭查封。他预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陆续将资金向国外转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李铭前往香港。他到港后招募资本开设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自任董事长。

1966年10月22日李铭在香港病故。

参考文献

• 《李铭》,[美]《中国名人传辞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 姚崧龄:《张公权与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结识及彼此合作经过》,台湾《传记文学》第33卷第5期。
• 戚再玉:《上海时人志》,展望出版社1947年,第50页。
• 《李馥荪先生小传》,海上名人编辑部编《海上名人传》,上海文明书局1930年版,第16页。
• 《李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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