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字济之，1896年6月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北钟祥双眼井故里。李济天资敏慧，自幼在家塾由族叔启蒙，并由父亲课以诗史。稍长，进县立新制小学堂就读。

1907年李济随家迁至北京，先后就学于江汉学堂及五城中学，曾从林琴南学国文。1911年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当时以学英文为主，辅以各种知识之训练，亦有名师教读国文。李济曾参与组织以砥砺品德为宗旨之“仁友会”及演说、演剧等活动，但无心参加政治及宗教活动。1918年暑期毕业，随即由官费派送留美。

1918年9月，李济进入美国麻州克拉克大学三年级攻读心理学。一年后，他以第二名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受褒奖(第一名为读银行学之徐志摩)。翌年，李济作为研究生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以《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为题的论文获社会学硕士学位。

1920年暑期到1923年暑期，李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他选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民族的形成》。在狄克森、虎藤等业师的指导和哈佛的环境影响下，决心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现象。李济经过三年苦心钻研，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后经数年改定最终在1928年由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同时出版。

1923年暑期，李济获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学位后，应聘回国到南开大学教社会学。他在南开两年，除任社会学教授外还担任了一年的文科主任。1925年夏，李济受聘回到清华，任国学研究院人类学特约讲师。当时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的头衔是教授，而李济则因为不是专任(校外另有工作)，不能聘为教授而只能任讲师(他也是初期受聘的唯一讲师)，先后讲授“人文学”、“普通人类学”、“考古学”、“人体测量学”等课程。

从1924年开始，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驻北京的专门委员毕士博(C.W.Bishop)约请李济参加该馆的考古发掘队。经与丁文江磋商后，决定在保持本方发掘权、采集权、保管权和论文发表权，只向对方提供发掘报告英文本的条件下与之合作。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大学在1925年签订有上述内容的协议后，遂由李济主持并邀地质学家袁复礼参加，一道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作了一次调查和一次发掘(这即是上面所说的“校外工作”)。掘获出土遗物共计六十余木箱，内中大部分是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小件陶制品，另有半个已腐蚀的、切割口平直的蚕茧(经几次鉴定确认为家蚕——Bombyx mori的祖先的茧壳)。据此，得以把中国蚕丝业之起源上推至有史以前。这次发掘的意义还在于：(一)它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二)它所用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虽然简单，但很精确。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对李济本人来说，这次发掘则是他从体质人类学研究转向考古研究的一个转折点。

1928年底，李济应蔡元培之聘担任新成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此后李济大半生的主要活动都是跟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分不开的。随着李济进入中研院，他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带了过去。

李济进入史语所伊始，就参观了董作宾领导的安阳试发掘(通称安阳第一次发掘)的成绩，并与董商量了今后的工作方案。自第二次发掘起，安阳的历次发掘都是在李济领导下进行的。在第三次发掘时(1929年冬)，出土了刻满贞卜文字的大龟四版以及大宗陶器铜器，两万种什物中赫然出现了一片仰韶式彩陶。此片彩陶之发现，得力于终日亲手挖掘、亲眼目睹的结果，由此揭示了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之关系，完全证实了最初所悬的关于有文字之始期与史前文化相连贯的鹄的;这一发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学界。

1930年，因与河南有关方面意见不一，中研院考古发掘一度被迫中断。李济应早年学生吴金鼎之请，率考古团转至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乃有黑陶及供贞卜用之兽骨发现，此一发现足证山东在殷商文化之前有不同于仰韶而独具之文化体系存在。李济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1年，中研院恢复了在河南的发掘，系采取史语所与河南地方合作发掘之方式，此一方式一直延续用到1937年春季的第十五次发掘。1931年起，安阳殷墟发掘自小屯扩至后岗，发现了小屯、龙山、仰韶三期文化之叠压现象，足以见三期文化之沟通，并确定其存在顺序。

安阳发掘报告陆续发表后，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叶慈、高本汉、梅原末治等之极大关心，或著论介绍或追踪研究，蔚为风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之《东方学报》更刊发了殷墟专号以记其盛。李济于1932年为前六次发掘作一总体估计，指出：一、殷墟文化层是一长期的堆积，但也有明显的变迁(例如版筑)。二、殷墟文化是多元的，明确始于东方的有骨卜、龟卜、蚕桑、装饰艺术等，但也确有与中亚、西亚、南亚文化有关的重要成分，其结合已有一大段历史。三、殷墟文化是进步的，每一种出土物都表现有变化状态，很少固定样式。在李济此后的许多论著中，既根据事实驳斥中国文化西来说，又从不无理地否定中国文化对外来影响的吸收和融合。在此前后，鉴于日人侵华野心益显，李济曾为傅斯年等所撰《东北史纲》写成英文节略，斥日人所谓满洲非中国领土之谬说，以正国际视听。1933年李济曾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副主席(主席为胡适)。

1933年，李济曾短期任史语所副所长兼社会科学所副所长，并筹划将所址南迁上海、南京事。1934年起，李济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至1947年);1935年6月起，当选为中研院首届评议员(一直连选连任，直至逝世)。

自第七次安阳发掘(1932年秋季)以后，李济即因所中事务及编辑出版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的冗忙而无法具体领导田野工作，但每次发掘都要抽时间到现场视察和进行指导。殷墟多年发掘的成果，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为世界所瞩目，一时间安阳被称为远东考古圣地。殷墟出土之铜器于1936年春参加了伦敦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引起轰动。1936年冬至1937年夏，李济应邀赴英国14处学府作学术演讲，随后又应瑞典王储、考古学家阿道尔夫·古斯塔夫之邀赴瑞典及欧洲各地讲学并访问，后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荣誉称号。

安阳的第十五次发掘直至中日战争爆发前18天才收工。李济这时正从英国和欧陆讲学返回南京，他立即转入了史语所和中博搬迁西南后方的工作。抗战时期在昆明和四川李庄等地的流亡生活，打乱了学术研究的平静秩序。李济领导下的考古组和中博的学术工作只能维持一个较低水平，但他仍然带领同事努力工作，凡能做的室内工作都开展了。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即完成于此时。中博还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办起了石器、铜器展览，学术刊物只能出成很粗糙的本子，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根本印不出来。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条件下，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和四川当地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小规模的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四川彭山崖墓的挖掘，都是当时较好的成绩，其科学水平达到相当的高度。

1946年抗战结束后，李济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为文化顾问，前去日本调查和接收被日本掠去的我国重要文物，收获颇大。他最觉遗憾的是：经过五次探寻，最终未能查明“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

1948年，李济当选为中研院首届院士(终身名誉职)，同年年底，他随中研院迁去台湾。1949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同年8月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兼任主任10年。自1955年起，他担任史语所所长17年，并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1973年退休后，仍主持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编纂工作，以及《中国上古史》文集的编写工作。在台30年间，李济除教书和偶尔参加田野工作外，一直继续他的室内工作，尤其是殷墟陶器、铜器和石器的研究。他组织全组(一段时期包括全所)同人的研究工作和出版编辑工作。除抗战前后在大陆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四册《安阳发掘报告》(1929—1933)、四册《田野考古报告》(又名《中国考古学报》)(1936—1949)，以及《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的《城子崖》一巨册和之二的《小屯》两巨册外，在台期间由他主编出版或任总编辑的学术成果有：《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和之三《侯家庄》共计二十三巨册，《古器物研究专刊》计五巨册，他担任主编的史语所集刊及台大考古人类学刊共三十五册左右，还有《中国上古史待定稿》(文集)第一册。这些成果反映出李济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贡献。此外前后出国讲学访问开会达十数次，但从不接受高薪聘请滞留国外，他认为自己最后的学术根据地还是在国内。

李济为开拓和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竭尽心力，他把中国历史当做全人类历史的部分，坚持在中国境内做现代学术工作，主张自己动手动脚，以真实材料为根据，“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从领导殷墟发掘开始，就与全体同事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人自己绝不收藏古物。”并身体力行，终生不渝，真正做到了把科学探求和无私奉献融为一体，实属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去世。

参考文献

• 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台北《传记文学》1967年第11卷第3期。
• 李济:《六十年前清华大学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1978年第32卷第6期。
• 《李济之先生行述》,台北《湖北文献》1979年第13期。
• 冯人:《考古学家李济传略》(附:专著、论文、杂著、翻译、书评介绍),《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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