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璜，别名幼椿，号学钝，党号八千。祖籍陕西三原府泾阳县，后迁入四川成都。1895年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生。其父李春舫在成都开设庆协泰号，经销洋广杂货。李璜八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从十三岁起每日上午到英法文官学堂上课，下午仍在私塾念书。1913年离川赴沪，考入震旦学院，学习外文和科学知识，在此结识了曾琦、左舜生等人。1916年从震旦学院毕业后返回四川。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曾琦因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归国，他致函李璜约其在北京会面。李璜于1918年8月从成都赶到北京，在京结识了陈淯、王光祈等人。此时的北京已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站在潮流前头的先进青年纷纷成立各种社团，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9月，李璜参加了这个五四时期的著名社团。12月，他离京赴沪，搭船赴欧留学。

离国前，李璜在上海写给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留别信中攻击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说近代欧洲工人运动“所用的手段，都过于猛烈，平民未获其利，先受其害”;对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更是放肆攻击，说它“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1]。

1919年3月，李璜到法国，入巴黎大学文科就读。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凡尔赛召开和平会议。李璜与旅法的四川同乡周太玄合办“巴黎通讯社”，每周向上海《新闻报》等报刊投稿一次，报道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1919年10月至1921年秋，李璜曾两度离开巴黎，到外地学习。1921年秋重返巴黎大学，继续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

当时旅法共产党人周恩来、赵世炎、聂荣臻、邓小平等在留学生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而李璜、曾琦等则百般抵制和破坏，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李璜是该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胡国伟主办的巴黎《先声周报》上撰文，阐释他们所标榜的国家主义，进行反共反苏宣传。1924年李璜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同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选举领导机构，曾琦当选为委员长，李璜当选为外务部长。

1924年7月，李璜、曾琦、张梦九作为青年党代表一道离法回国。此前，李璜已收到武昌大学发来的教授聘书(由其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余家菊推荐)和三百元大洋的归国路费;曾琦见旅法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纷纷回国，国内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便急欲把青年党活动的重心移到国内，因而极力催促李璜回国。7月27日他们离开巴黎，到马赛乘船。在从马赛到上海的三十多天旅途中，李、曾“共商回国以后，宣传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组织青年党及其活动方针”，他俩还做了分工：曾“先行办报，从主义与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站稳脚跟，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李则“安心努力在国内有名的最高学府教书三年，以博得优秀大学生之信仰，然后宣传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2]。李璜还在回国的船上撰写了长达三万余言的《释国家主义》一文，后由曾琦1924年10月创刊的《醒狮》周报分期刊载，并以《国家主义浅说》为名印制单行本。

1924年9月4日，李璜船抵上海，很快就转赴武汉，到武昌大学讲授西洋史。在武大，他一面教书，一面笼络学生中的右翼分子，扩充青年党的势力。他后来回忆说：对那些“不满于左派学生之夺去学生会领导权，打算结合同学与之相抗”的学生，“我便因势利导，指示他们先组织国家主义研究会，有十人以上，我便来为之讲演主义、政策以至活动方针”^[3]。经过李璜一个多月策动，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李璜给它起名为“国铎社”，后来把它扩大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湖北团部。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一个青年党的外围组织。

1925年暑假，李璜赴沪，与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会晤。鉴于成都、北京、上海、宁波等地也出现了标榜国家主义的团体，他们决定采取“扩大组织与声势”的方针，具体内容是：将设在巴黎的青年党中央党部迅速移到上海，在法国的骨干分子早日回国;在国内组织“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在联合活动中物色和吸收党员;扩大国家主义教育协会的组织。

1925年9月，李璜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兼职在中法大学讲授法文。讲课之余，他仍从事青年党的党务活动。他把北京标榜国家主义的小组织“国魂社”扩大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团部;纠集部分右翼分子，于1926年3月10日举行所谓“反俄援侨大会”，自任会议主席，进行反苏反共活动。

1926年9月，李璜到成都大学任教，并在成都高师兼课，主要讲授社会学与教育学。在成都，他仍一面教书，一面从事青年党的活动。李璜回川前，成都已出现了一个以高师学生为主的青年党外围组织——惕社。李璜到成都后，极力扩大这个组织，到处物色党徒，安插到重要部门，并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四川团部。为了使青年党能在四川立足，李璜与刘湘、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等川中军阀联络，企图以他们作为靠山。

北伐军挺进到长江流域后，鉴于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日益猖獗，中国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10月16日发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命令”，后又下令通缉国家主义派头目，有的地方出现了“捉拿李璜”的标语。面对这种形势，李璜被迫于1927年3月离开成都，经川北、重庆，于10月到达上海。此前，曾琦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获释后出走日本，设在上海租界内的青年党总部无人负责。李璜到上海后，受曾琦委托，代理青年党主席职务。他在这里结识了张君劢，并与其合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29年春，他在上海创办“知行学院”，自任院长，聘请名流张君劢、张东荪、梁实秋、潘光旦、罗隆基等任教，为青年党培训了一批骨干。同年秋，李璜将院务交给陈启天，开始去外地视察党务。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到过华北、东北、广西等地，到处勾结地方实力派，发展党徒。在沈阳，曾会晤张学良、冯庸等人，经他们帮助，使青年党的势力在东北得以发展;在山西，先后会见赵戴文、阎锡山;在天津，专门拜访梁启超，极力拥戴并鼓动梁重新出山，组织新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衡;在广西，他周旋于马君武、白崇禧、黄绍竑之间。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张抗日。李璜于1932年4月离沪北上，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以东北军中的青年党员和东北讲武堂二百多名学员为骨干，组织学生队伍，出关抗日。他还把淞沪战役中的抗日名将、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引荐给张学良，使翁在长城抗战期间在冀东一带为抗日效力。

“塘沽协定”签订后，李璜于6月出走青岛，8月应曾琦要求回四川主持青年党党务。面对川陕红军力量的壮大，李璜主张用当年曾国藩、胡林翼对付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办法来围剿红军。在他的极力促使下，四川成立了“安抚委员会”，发动和组织土豪劣绅协助四川军阀进攻川陕红军。他作为“安抚会”委员曾亲自率队前往川北“剿共”前线，给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的“剿共”部队鼓气;并组织地方豪绅出钱出力支持军阀的“剿共”战争。

受“安抚会”委托，李璜于1934年9月19日乘机离开成都，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请求南京支持四川的“剿共”军事。在杨永泰的安排下，李璜9月23日在庐山晤蒋，提出了四川方面的请求。这正中蒋的下怀，因蒋可乘机将嫡系势力派入四川，所以对李的请求当即答应“即行办理”。几个月后，南京派出的参谋团进驻重庆，指挥四川的“剿共”军事。李璜这次庐山之行，应蒋邀请还到赣南的临川、广昌、黎川参观，返川后写了一本《江西纪游》并广为散发，称赞和传播蒋在“剿共”战争中所实行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谋略。

1935年10月，李璜从四川到达北平。他们从东北军内青年党员的报告中得知，中共正在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情况，深为蒋在西安的安全担忧。1936年11月，李璜奉曾琦之命前往洛阳，以祝寿为名，向蒋进言。经陈布雷安排，于27日晤蒋，转告曾琦对西安现状的忧虑，劝蒋勿去西安，以防发生“肘腋之变”。蒋对此不以为然，对李说红军实力已大大削弱，用不了一两个月时间他即可将红军剿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一方面有感于曾琦的厚意，同时又考虑实现国内团结，便邀曾琦等到溪口一谈。1937年1月，曾琦、李璜和左舜生如约到达溪口，双方长谈甚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李璜与曾琦、左舜生一起，作为青年党方面的代表参加了7月15日的庐山谈话会，后又代表青年党参加国民参政会。1939年3月，李璜率队到川康各地视察，重点考察吏治、兵役、治安民生等方面的情况。

1942年10月，第三方面政治势力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民主同盟)，李璜与曾琦、左舜生作为青年党代表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发起。1942年4月，李璜任国民参政会川西办事处主任，负责征兵、征粮等工作。

1945年4月，李璜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会后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侨情，至12月15日才返回重庆。1946年10月，他作为第三方面代表到南京参与国共两党代表会谈的调解，调停未果。

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李璜作为青年党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青年党参加南京国民政府，李璜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但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未就。

1949年9月，在解放前夕，李璜自成都去香港，1951年移居东南亚的北婆罗洲达七年之久。同年5月，曾琦病死华盛顿后，在台湾的青年党发生分裂，直到1956年才又重新成立中央党部，设五名主席轮流执政，李璜是五主席之一。1959年李璜重回香港，与左舜生等人合办《联合评论》杂志，并在珠海书院文史研究所、新亚研究所任教。

1978年末，李璜移居台湾。在1979年和1983年青年党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主席。1984年9月，受聘担任“总统府”资政。1991年11月15日病逝于台北。

参考文献

•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 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
• 《醒狮》周报(上海)。
• 陈正茂:《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先生传》,台北《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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