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江苏常州人，1902年11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生。家境穷困，父亲给人家当仆人。李公朴小时候只念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他的三兄李公愚在镇江合兴盛五洋商店做店员，他也跟随做学徒。学徒生活又苦又忙，但他总是挤出时间读一些新书报，借以增长自己的文化知识，从而也朦胧地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公朴满师不久，他与许多青年店员一起，组织“爱国团”，上街演说，给报纸投稿，积极抵制日货，并揭发他的店老板贩卖日货的罪行，于是被解雇了。他失业后，幸得三哥的支持，于1920年秋季插班进入镇江润州中学念书。毕业后，1921年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高中学习，但也只念了一年余，又因参加反对学校校医虐待学生的学潮被开除。
 1922年李公朴转学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高中毕业后，1924年升入沪江大学。因为他很穷，只能一面读书，一面在图书馆工作，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参加了学生的罢课游行，代表沪江大学学生任上海学联的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并在这期间加入了国民党。通过这场斗争，他看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政府是一丘之貉。反帝爱国的激情，使他无法继续在课堂里待下去，1926年初，他毅然拋开学业，到广东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随军经过福建、浙江，1927年初他又回到上海。
 “四一二”政变后，李公朴愤然离开了部队。他曾一度组织一个全球通讯社，搞新闻工作，因为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干不下去了。1928年，美国雷德大学(Reed College)给中国学生设奖学金，吸收中国学生入学，培养青年会干事。李公朴通过青年会应征入选。8月到美国，进了雷德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来维持生活。美国的“民主政治”对李公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他也看到，“其政府之大权与政策，实际上仍操在资本地主阶级的掌握之中”^[1]。他一方面希望“中国的政治，不要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2];另一方面，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认为当时“政治方面究竟已上了轨道，南北究竟已算统一……再过数年，社会现象自会逐渐进步，人民可以安居乐业”^[3]。这种种想法，反映了当时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矛盾和幻想。1930年夏，李公朴在雷德大学毕业后，乘坐一艘货船离开波特兰德(Portland)，靠在船上做工补偿船费，到纽约和欧洲进行了一次社会考察，到冬天才回到上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开始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起初他对国民党的抗日宣传还有些相信，一度办起一个环球通讯社，自任社长，后来看到他们破坏“一二八”抗战，暗杀著名爱国人士邓演达等人，镇压爱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等一系列事实，就对国民党失望了。他决心开展社会教育，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1932年初，李公朴和邹韬奋、杜重远、戈公振等在上海发起筹办《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成功。12月，李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创办了《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其目的在于辅助新闻教育之不及，而予社会大众以求得知识之机会”^[4]。经常来图书馆借书的，多数是学徒、店员、职工等自修青年。这个图书馆还设立了读书指导部，指导大家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对于读者来信中所提出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申报》的读书问答栏中公开给予回答。通过这些回答，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当时负责回答问题的，主要有艾思奇、廖庶谦、夏征农等人。1933年2月，在流通图书馆阅览室，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6月，创办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8月，又增设补习学校分校。
 1934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限制与刁难，“读书回答”无法在《申报》上继续办下去，李公朴和艾思奇等一起转而创办了《读书生活》半月刊。这是一份通俗的理论性期刊，在上面开辟了各种学科的讲座，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夏征农的文学讲话，高士奇的科学小品，曹伯韩的算术讲话，以及“读书写作问答”等。许多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观点。1935年，《读书生活》半月刊扩充为读书生活出版社，印了很多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
 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补习学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李公朴没有退缩，他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于1935年秋，把图书馆和补习学校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继续办下去并得到发展。到1936年底，图书馆的书籍由最初的两千册增加到三万册，补习学校增加到八个，学生人数由开始的二三百人增加到四千五六百人。其中许多学生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1935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李公朴被选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了上海各界的救亡群众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又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他参与救国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的起草，提出救国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的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
 李公朴对鲁迅很崇敬。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他十分悲痛。22日举行葬仪时，他参加了送葬的群众队伍。
 正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李公朴。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之狱。12月4日，他们被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到了苏州，大家推李公朴向押送的人致“临别词”，说明当前国难的严重性和救国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使那些押送的人大受感动。
 “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团结一致，宣传“七个人是一个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的“十大罪状”，向七人提起公诉，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他们在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5]与此同时，国民党也进行了劝降活动。5月，由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等，要七人写悔过书，进反省院后出狱，但被他们断然拒绝了。接着，蒋介石又以请七人去庐山“晤谈”为诱饵，要他们写具悔过书，又被拒绝了。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七人进行了两次正式开庭审理。在法庭上，他们严正地逐条驳回了审判长提出的问题和企图强加的罪名，驳得审判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国民党政府对“七君子”的迫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各界人民纷纷发起援救运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一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前后，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一时响应者很多。宋、何等提出：“七君子”爱国无罪，应立即释放;如爱国有罪，则他们与七人同罪，也应该一起收押，并案处理。7月5日，宋、何等带头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请求入狱。这一援救运动，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接着，“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于7月31日被迫释放了“七君子”。
 李公朴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8月底到山西抗日前线，担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12月他到武汉，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提出它的基本任务是：加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以克服当前的民族危机。李公朴还多次发表抗日演说，号召大家“各尽所能，去做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6]，“克服一切的艰苦，争取最后的胜利”^[7]。7月，《全民》周刊和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周刊。
 抗战初期，阎锡山延揽进步人士到山西创办民族革命大学，约请李公朴任副校长。李于1938年初到山西后，看到学校的负责人全是阎的亲信，根本无意安排他负什么责任。而且在以后不久，阎锡山开始排斥李公朴和一些进步人士，李于是离开，再回到武汉。当时，武汉已有一些进步团体，如“蚁社”、“民先”等遭到解散。6月里，有一次李到汉阳兵工厂讲演，这个厂正在酝酿罢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诚抓了几个工人代表。李公朴去找陈诚，要他释放工人，两人发生了争辩。陈诚诬指李公朴是罢工煽动者，把他也扣留起来。经周恩来多次与陈诚力争，一个月后李始获释。
 10月武汉沦陷，李公朴撤退到重庆，后与夫人张曼筠经成都转赴延安。11月24日到达延安，在这里，他们见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负责人，对边区的行政、生产、民众运动、教育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建议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去从事抗战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的建议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赞助，抗战建国教学团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的十几名青年组成。1939年6月，李公朴率领他们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一带去活动。每到一个地方，就举办短期艺术训练队或短训班，培训抗日宣传人才。蒋介石知道后，密电河北游击总司令部鹿钟麟，嘱他对抗战建国教学团的活动“严予查禁”。后来又密令国民党在敌后的反共将领朱怀冰，要他抓到李就地枪决，但在八路军的保护下，蒋介石的阴谋落了空。
 1940年，李公朴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出版，如实地反映了他目睹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
 同年12月，李公朴夫妇由解放区回到重庆。正反复考虑下一步去向时，皖南事变发生。他对当时的形势和工作环境进行分析后，决定把全家搬到昆明。在这里，他以青年会为活动基地，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还经常作公开演讲，呼吁团结抗日，宣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1942年底创办了北门书屋。1944年昆明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他把北门书屋扩大改组为北门出版社，在张光年、赵沨等人帮助下，邀请闻一多等组成编委会，出版进步书刊。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立即参加，并被推选为支部执行委员。从此，李公朴和闻一多经常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性大会。
 民主运动的发展，遭到国民党的仇视。1945年春，特务头子刘健群找到李公朴，自称是蒋介石派来的，希望李到重庆去，可以在教育界委以“重任”，李公朴断然拒绝了。
 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文件在《新华日报》上刊载以后，北门出版社立即协助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翻印了数千册，在各阶层中广泛传播。这时，李公朴还是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编委，因编辑部成员在编辑方针上意见不一致，他和闻一多等一部分编委商议，决定出版《民主》增刊，请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编辑工作，贯彻了坚持抗战、扩大民主阵地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公朴赴重庆出席民盟临时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李公朴被推为中央委员。他还和陶行知一起，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这个学校是参照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办起来的，没有固定教员，由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内和党外的一些著名学者轮流到学校讲课。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从借房子到请教员，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办的。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一二一”流血惨案，杀害学生。消息传到重庆后，李公朴多次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大会，庆祝会议成功。李公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又是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当场殴打了主席团成员多人。李公朴头被打破，伤口宽两厘米多。住进医院后，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他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8]
 5月，李公朴回到昆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威胁，仍积极投入民主运动。6月以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接近完成，民主运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公朴说：“为了爱国，我们得随时准备死。”^[9]6月下旬，昆明各界人民组织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们大肆散布谣言，说李公朴、闻一多等人“要搞暴动”、“搞暗杀”，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于26日、28日、29日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却加紧了对他们的暗害活动。7月初，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李公朴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暗杀，曾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10]他没有畏惧，仍然天天为和平奔走。
 11日晚10时许，李公朴在昆明街上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至12日清晨逝世。
 四天以后，15日，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不可遏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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