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更生,原名荃,字亘孙,江苏淮阴人,1883年1月23日(清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后因落水得救,遂号更生。1902年入江北高等学堂肄业,1906年结业后,毕生从事中小学教育,是教育实干家,也是教育革新家。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认为:“自清道咸来,欧化东渐,而造成无量之隐痛者,皆教育事业不能与人争故也。”[1]因此,他决心献身教育事业。
1906年,他应皖中当局之聘,历任繁昌、宣城、太和等县高等小学主事(校长),以善于办学受到各地人士的敬重。1909年,他奉派“佐治亳州”,因其父促归里,没有赴任。继返淮阴,任江北师范附属小学主事。1911年淮阴光复后,兼任淮阴县学务科长。当时“城乡公私数十校,罣乱尽废,校具尽坏,几无着手地”。他“与诸校长缉理于颓败中,惨淡经营,比数月次第复业”[2]。次年秋,他又兼任省立第六师范学监(相当于教务主任)。校长徐公美对他“虚己以听”,他则治校事如家事,因之校誉大起。一次,学校发生火灾,他深夜闻讯,冒火入室抢救图籍,几不得出。他对学生重视身教,认为“教师以言教人,不如以身教人”。他给自己订了八大戒条,即《更生八不箴》。这“八不箴”概括了李处世待人的一些基本准则,曾传诵一时。其中一条为“终身不吸烟、赌博”。先是,公教人员于公余时,每每以打麻将消遣。他也曾逢场作戏,但忽觉其非,遂召集学生训话,大书“李荃之恶德”五字于黑板,痛自贬责,并告诫学生勿犯赌博恶习,诸生心服,没有敢犯禁的[3]。
1917年秋,江苏省教育当局任命李更生为扬州省立八中校长。时扬州省立五师为先进学校,八中则事事落后。李到校后,于私室里悬一横额,书“竖起脊梁担事”六字自勉。更备笔记本,题曰“更生思潮”,每有所思考,都记录下来,随后便付诸实施[4]。如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受教育,1919年他将单轨制改为双轨制,招生规模扩大一倍。又自二年级起分科授课,甲组偏重文科,乙组偏重理科,以利发挥学生所长。继之,又试行能力编级法,先对学生分课程进行测验,按其实际程度编入适当班级教学,这在当时江苏中等学校中是一种新尝试。他常亲自听课,并与教师共同研究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他还重视实验,为文科设历史参考室和地理参考室等;为理科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博物参考室等;为文、理两科共设的有中文图书室和英文图书室。为使学生全面发展,他对美育、体育也很重视。当时学校就设有国乐队、军乐队及油画小组,并请专家指导,油画小组成员的作品,还有参加国际画展的。此外,还建有或准备建设雨天操场及运动场、弹子房、健身房、浴室、游泳池,以至印刷所等等。由于勇于改革和认真建设,使得后进的八中于三四年间一跃而为全省最优秀的学校之一。八中毕业生考入沪、宁等地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人数之多,为全省各校之冠,为改组以后成为驰名全国的江苏扬州中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时八中校舍系借自地方,李更生谋建设永久校舍,曾迭请省当局拨旧府署为校址,而该处为驻军占用,拖延不让,从1918年起,纠缠四年,驻军才全部迁出[5]。正当制定校舍建筑方案准备发展之际,不料他的妻子唐治英病故于淮阴,李匆匆回淮阴办理丧事;其时地方劣绅则勾结军人与李作难,他遂拂袖而去。学生闻风乃组织护校团,群起挽留[6]。
李回淮阴后,被任为省立六师附小主事。到职后他锐行新制,在不到四年时间中,就试行葛雷制、设计教学法、道尔敦制和特殊幼儿教育等等[7]。他曾经深入调查儿童习惯,为实施教育张本。他主张推行儿童本位教育,根据儿童特点进行教学。于是在读书外,还让儿童办《自治周报》校刊,举行足球比赛、风筝比赛、上海惨案募捐会等,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本领,增长学识。他还主张按照儿童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对聪颖儿童允许跳级,对顽劣儿童施行特殊教育。他认为环境对儿童的成长有重大影响,教室庭院务使美化。他又为学校创办了博物馆和图书馆,经费不足,便捐献自己藏书数千册以充实之[8]。
当时淮阴小学较多,中学只有一所,远不敷青少年升学需要。邑人于1922年创办了一所私立成志中学,因多种因素影响,濒于闭歇,眼见莘莘学子行将失学。校董会上乃群推李更生继任校长。此时学校经费竭蹶,所租校舍简陋且居闹市,宿舍则赁于僧房,远在二三里外,教员则无专职,亦几无报酬可言。李不忍听其关闭,慨然允就,但提出三点声明:任校长而不受任何津贴;教员津贴于学期终了时视学校经费盈余多寡而定;租某校董之空地为操场,但缓付租金[9]。众校董及教员均赞同,李乃就职。上任后首先筹选校址,几经周折,始得长期承租劝棉场旧址为校址。但此处房舍已圮,更缺教室,于是又决定向社会募捐五千元进行修建。李为此“不惜卑躬屈己,沿门托钵,有一点办法可想,无不想到;有一点便宜可趁,无不去趁”[10]。但募集半年,仅得二千七百余元,不敷甚巨。而校舍已开工修建。不容中辍,李乃趁续弦之机,遍发请帖,说:“苟于不佞婚事欲有以贺之者,请悉移助成志。”[11]于是又得款约千元,新校舍始得以完成。成志为私立,按规定应向政府立案,但政府规定学校非拥有二万元基金不办。于是李又为筹措立案基金四处奔走。起先,他以自己承领的湖滩地二十五顷移赠学校,又为学校购皮家渡地二十六亩,但去立案的条件尚远;后又想出筹募公债券作基金的办法,惟所得亦不多,但他坚持不懈,继续劝募。他为培植“成志”,真是做到“筚路蓝缕,艰困毕经”[12]。在六师附小任职时,每日必去成志一次,凡事亲为主持。他对教育管理力主从严,尤其重视教学,学生成绩遂蒸蒸日上,其第一、二届毕业生升入高中者,达百分之八十。对经费开支力求节约,每月必公布收支于众。他对成志未来远景,规划亦颇周到。
淮安省立第九中学,在江苏素以难治著称,于1925年宣告停办。1926年省教育当局徇苏北人士之请,委派李更生为校长加以整顿,李力辞不获而后就职。消息传出,推荐教师的信件多达四百多封。李概置不复,坚持聘用真才实学之人。他到校后对原有教职员一律解聘,择优者另发聘书。另于平时留意物色的人才,一一聘请。对原有学生一律重新考试,择优录取。开学后,九中气象一新,面貌顿改。是年起,为适应社会需要,李在高中一年级分设数理化和银行理财两科,更为全省的创举。为严肃学风,学生每晚必须在自修室自修两小时,虽走读生亦必到校。当时淮安尚无电灯,该校乃自备发电机为自修室照明。此外,如整顿食堂秩序及加强学校卫生,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他均有所措施。不到一年,九中声誉大起。李之雷厉风行作风,获得全校师生的拥戴[13]。
李更生虽未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他拥护革命,热爱祖国,并勇于接受新思潮。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淮阴城被民军包围,李“首倡反正议,偕代表十六人开门纳民军”[14]。到八中时,正值卖国的“二十一条”签订之后,他在校中竖石碑,刻“汝忘五月九日六时乎”,用以告诫学生不忘“二十一条”国耻。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他身体力行,在其《八不箴》中即订有“终身不买日货”一条。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潮。他鼓吹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推行注音字母,提倡演话剧,并亲自登台。他提倡阅读杂志并鼓励学生自编刊物多种。他不仅对待同事平等,而且平等对待学生和校工,校内举行庆祝会,多要请学生和校工上台讲演。在他的影响下,“五四”以后的新思潮“随着扬子的高潮输灌到运河流域”,八中学生“无人不充满德谟克拉西的观念”[15]。1926年秋北伐开始后节节胜利,李极兴奋,曾订好计划积极准备欢迎北伐军。不幸,在北伐军到达淮阴前,李已遇害。
李更生性刚毅,不畏强暴,不阿权贵,为教育事业他不惜挺身斗争。1913年,他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在议会中担任教育审查员,力主增加教育经费。对于权贵人物的不法行径,他在议会上每每痛加弹劾,以至“闻者咋舌”,被称为“不背民意”的省议员[16]。他为八中申请到新校址,而驻军旅长黄振魁不允迁出,甚至扬言要置李于死命。李毫无畏惧,仍据理力争。终于1922年春迫使驻军全部迁让。1924年为修建成志校舍募捐,李首先向淮扬镇守使马玉仁劝捐。马出身“盐枭”,嗜财如命,而李竟能设法使马捐款八百元。
李更生毕生从事教育,尤重身教,故律己甚严,对子弟亦要求严格。在《八不箴》中即有“教子女不分厚薄”及“遗产不必由子女继承”二则。其族弟李萃为无赖子,曾因强索遗产被他训斥,竟挟怨于1927年4月5日晨刺李于赴校途中,因伤重于7日晨去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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