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烈文，1904年5月18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生，湖南湘潭人。小名六曾，曾用笔名维克、林取、达伍、达六等。祖父曾任台湾知府，父亲也在福建做过官，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

黎烈文小时在家乡读书。十八岁时到上海，报考录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助理编辑，旋参加文学研究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26年东渡日本留学。次年又转道法国，进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四年，得文学硕士学位。黎在法半工半读，课余为上海《申报》特约撰稿，并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法国文学名著。

1932年，黎烈文偕妻子严冰之(蕖影)回国，到达上海。先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翻译法文新闻稿兼编辑，因个性耿直矜持，与主持者意见不合，且对翻译新闻稿缺乏兴趣，乃拂袖而去。

其时，黎烈文的叔母黄渔仙为《申报》馆主持人史量才教授古琴^[1]。经黄介绍，史获知黎曾留学法国，擅长文学，遂邀请他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助理编辑。

《自由谈》原系周瘦鹃主编了十多年的副刊，内容陈旧，与时代潮流大相径庭，而史量才当时意气豪迈，锐意革新《申报》，对《自由谈》确定“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的编辑方针^[2]。黎烈文参与《自由谈》编辑工作一开始，就在1932年12月1日发表一篇《幕前致辞》，认定“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进步中，都在近代化”，“我们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我们只认定生活的要素，文艺，是应该而又需进步的，近代化;同时却也不愿离观众太远。”^[3]当天的《自由谈》还发表了叶圣陶道破“自由谈”本质的杂文和冰莹祝贺《自由谈》新生的文章，以及严冰之翻译的法国梅里美的小说《托勒得的珍珠》等，面目为之一新。

黎烈文与周瘦鹃之间在编辑方针上立刻产生了矛盾。史量才支持黎烈文的革新行动，改任黎烈文为《自由谈》主编。为照顾老同事起见，史在《申报》上另辟一副刊，名曰《春秋》，由周任主编。

黎烈文主持《自由谈》伊始，即进一步表示：务使《自由谈》的内容“更为充实，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绝不敢以‘茶余酒后消遣之资’的‘报屁股’自限”^[4]。基于这一立场，黎在选稿上，往往偏重于描写现实生活而寓意深长的杂文。当时，许多左翼和进步作家欢迎《自由谈》的革新，都纷纷投稿。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许多进步作家，都是《自由谈》的撰稿人。

《自由谈》得到进步力量的赞助，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文化“围剿”猖獗的上海，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呼吸清新空气的窗口。特别是鲁迅(笔名何家干等)、茅盾(笔名玄)等人的文章，像匕首和投枪，针砭时弊，切中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帮助读者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于万马齐喑中一新耳目，深受爱国人士及进步青年的欢迎。

另一方面，《自由谈》的革新，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特务机关刊物《社会新闻》的竭力反对。他们不惜恶意诽谤，造谣破坏。在黑暗势力的重重压迫下，主持《自由谈》编辑工作半年多之后，黎烈文在报上刊登了一则《编辑室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5]字里行间，表达了编者难言的苦衷。此后，《自由谈》在选稿方面，游记、随笔等散文小品较前多了些。但格调不变，左翼和进步作家仍源源投寄稿件，不过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在隐晦曲折的字里行间包含着深刻的内容。

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推行其文化“围剿”政策，对《自由谈》视为眼中钉，一再向《申报》当局施加压力。5月9日，《自由谈》上登出了《黎烈文启事》：“烈文现因事忙，对于本刊编辑事务无暇兼顾，自即日起，关于本刊一切事项由张梓生先生主持。”黎主编《自由谈》共一年五个月零八天。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全力贯注于《自由谈》的编辑工作，连他夫人临蓐也无暇照管，以致她独自死在医院里^[6]。继他之后主编《自由谈》的张梓生，萧规曹随，风格依然，到1935年10月31日也被迫去职。

1935年，黎烈文与鲁迅、茅盾、黄源等组织“译文社”，出版《译文丛刊》，介绍外国文艺作品。

1936年9月，黎烈文在上海创刊并主编《中流》文艺半月刊，着重刊登短篇作品，及反映当时政治斗争的文章。撰稿人大都是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5日的《中流》第1卷第5期刊出纪念专号，选登了许多人的纪念文章，黎以《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为题，追忆鲁迅的忘我劳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中流》出了抗敌专号。8月《中流》停刊，共出22期。

其间，1936年在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中，巴金和黎烈文起草过由鲁迅等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黎又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了名。

抗战开始后，黎烈文到了福州。由福建省教育厅长郑贞文推荐，于1938年担任福建省教育厅中等学校国文科视导员。1939年到永安，抱着“推重车上峻坡的雄心”，创办“改进出版社”，自任社长，并由杜俊东、陈范予、陈占元、许天虹等协助，编刊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等刊物和《改进文库》，出版了适应抗战需要的青少年学生通俗读物。

抗战胜利后，黎烈文于1946年初到了台湾，应台北《新生报》社长李万居(留法同学)之邀，一度担任台北《新生报》社的副社长，仅20天即去职。“二二八”事变发生后，黎烈文到台湾大学文学院任外文系教授。50年代初，黎应《中华日报》台南部总编辑兼副刊主编于吉之约，撰写文艺专栏文章，题为《艺文谈片》，每周一篇，内容大抵为欧陆文坛掌故，如《名著的代价》、《华格纳访贝多芬》、《文豪的归宿》等。黎对外国文学研究有素，此时信手拈来，写得逸趣横生，颇为读者爱好^[7]。

1972年10月31日，黎烈文在台湾病逝，身后萧条。

黎烈文逝世后，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怀念黎烈文》一文说：“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黎烈文一生著作甚多，主要有：小说集《舟中》、散文集《崇高的女性》、《西洋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标点《大唐三藏取经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译著有《冰岛渔夫》、《红与黑》、《脂肪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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