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生于1890年2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其父黎培銮是位秀才，爱好篆刻和诗画;其母黄庚午也知书识字。黎锦熙从小受家庭影响，喜爱读书写字。四岁时延师启蒙，十二岁时已读过《十三经》。次年，自学算术、世界地理，阅读时务、洋务书籍。十六岁赴童子试，补诸生。
 1906年冬，湖南浏阳一带的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屡败清军，声势浩大。黎深受其影响，来到长沙，与张平子发起组织“德育会”，以“致良知”为宗旨，号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旋被清政府侦悉，逃匿回乡，翌年7月，在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下，他考入北京铁路专科学堂。不数月学校遭大火，转入湖北铁路学堂。不久，奉父命返乡，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辛亥革命前夕毕业，名列前茅。
 1911年10月22日，湖南响应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黎锦熙的老师颜昌峣接办《长沙日报》，他被聘为报社主编。该报因持论常与湖南当局不合，次年1月被改组。此后他与朱让楠、任凯南等自创《湖南公报》，改推李抱一为主编。该报宗旨：主张“和平统一、绝对民主”^[1]。黎常为该报撰写时评和社论。
 1913年黎锦熙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的编译员，负责小学教科书的编辑。他曾将《西游记》的个别章节选入课文，是前所未有，为教育界所侧目。同年1月，被聘为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历史教员，次年“四师”并入“一师”。黎与同事杨怀中、徐特立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以介绍欧美新书及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工作;同时办了《公言》杂志，发表文章倡言“自由”、“民主”，提出进行学术研究，并批评了当时教育界的派别斗争。但为当局所忌，发行了两期就被迫停刊。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杨怀中为指导，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学经常参加小组讨论活动。
 1915年，北京政府教育部设编纂处，审定小学教科书，黎锦熙被聘为编纂员。同年9月他离开湖南，从此定居北京。翌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黎与教育部内的同事陈懋诒、彭清鹏等人，深感社会保守势力严重，想在教育上谋求几项根本改革来提高民众的认识，以适应共和政治的需要。当时他们“觉得最紧迫而又最普遍的根本问题是文字问题”^[2]，因此主张“国语统一”(推广普通话)和“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并要求教育部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废除文言文。由于他们的鼓吹，各省学者来信赞成，在北京成立了国语研究会，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备教育界采用。1917年10月，国语研究会召开第一次大会，举蔡元培为会长，黎为委员之一。这时他开始与钱玄同相识。1918年在他与吴稚晖等人的要求下，教育部公布了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注音字母。后来黎为此创制了注音符号草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黎锦熙等人认为须加强对国语运动的领导，于是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教育部的一个附属机构。黎被教育部指派为该会会员兼教育部国语传习所导师。之后，他到各地讲学，并答复各方提出的有关注音字母的问题。这些答复，收入《国语学讲义》于同年出版，对当时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作用。第二年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员，后来曾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教授;高师改为师范大学后，任国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长。这时新旧两派斗争激烈，“国粹派”声称，你们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等等。为了回答这种谬论，他在高师第一次开设“国语文法”这门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捍卫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继此之后，他又编著了一部《新著国语文法》，于1924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白话文语法，对学校的教学与研究均是一个贡献。此书后来印行竟达二十四版之多，足见其学术价值之大和影响之深远。
 1922年由于黎锦熙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引起了用“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研究。翌年该会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议定由黎锦熙与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为委员，负责研制国语罗马字。后来由在京的五位委员组成“数人会”，常聚会商讨有关改革汉字的事。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在《国语月刊》上组编了“汉字改革”专号，积极宣传以国语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在他的建议下，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还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后因经费短缺，只做了一部分收集资料的工作。
 1925年4月，北京临时执政府任命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章到任后，提出复古读经的主张，并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黎锦熙对此十分不满，在教育部部务会议上讨论小学生读经问题时，他公开反对，但无效果。会后他又递上一道呈文，剖析读经“有百害而无一利”^[3]。文章披露后甚得舆论界的好评。
 这年，文言与白话之争十分激烈。章士钊利用《甲寅》周刊公开宣扬封建文化，在征文启事中宣称“不收白话”;而黎与钱玄同主办的《国语周刊》针锋相对提出“欢迎投稿，不取文言”。双方旗帜鲜明，展开了对垒战。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与鲁迅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正义斗争。
 1926年1月，国语运动大会在北京召开，黎在会上作了长篇讲演，指出今后国语运动的方针是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两件大事。他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向前走去，目的是定能达到的。最后他作了一首《龟德颂》勉励大家，谓：“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的慢慢走!不睡!”话虽不多，寓意深刻。9月14日，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通过了他和赵元任等人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呈请教育部颁行，但未获批准。后来他们利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自行刊布。同年他编撰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在美国费城世纪博览会上展出，曾获奖章、奖状。此图将我国语言文学发展的源流，以图解法勾画出来，来龙去脉，十分清楚，西方人士看后，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惊叹不已。
 蔡元培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时，对汉字改革工作颇重视，特聘黎锦熙、钱玄同为国语统一会筹备员，并于1928年9月26日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对国语运动是个巨大的推动。年底，国语统一会定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黎被选为常委。是年他被委任为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
 由于形势的发展，黎锦熙认为，若要对中国文字进行根本改革，那就得将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学术文化等作一番详细的总结。因此他主张将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钱玄同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二人各处奔走，结果由政府拨给北平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为办公处。黎任总主任兼总编纂，钱为总编纂，下设五个部，预计出书十巨册，二十年完成。后来因为时局动荡、经费无着、人员星散等原因，书未能编出。但他们利用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不少论著，当时称之为“副产品”。黎所撰写的《审音通说》、《论“将”》、《说“把”》及《比较文法》等论著，都是利用这里的资料写成的，影响较大。后来黎锦熙考虑到这部辞典工程浩大，一时不易编成，为了满足学校与社会需要，及时组织人力先后编纂了一些中小型字典，如1932年出版的《国音字典》，1936年开始出版的《国语辞典》等等。此外，黎还利用大辞典处的资料，编写了一部《国语运动史纲》于1934年出版，是书详细地记述了清末以来汉字改革、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等运动的始末，是一部研究我国文字改革历史的重要著作。
 1934年，拉丁化新文字论者与国语罗马字论者，在上海就“大众语”中的阶级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黎锦熙连续撰写了《大众语短论》等19篇文章分送报刊发表，他认为：“大众就是众人，不但阶级宗教种种限制都没有，并且也不必聚作一堆。”^[4]这些文章后来辑为《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一书，即《国语运动史纲序》。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向华北大肆扩张，北平已处在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为了唤起民众，挽救危亡，黎锦熙等人认为得先从扫除文盲做起，于是他和钱玄同约定停止“大众语”的争论，集中精力搞汉字改革和扫除文盲的工作。不久他设计了一副汉字带注音的字模，专程到上海请中华书局研制，计划以此来印识字课本和民众读物。同年8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黎锦熙被举为委员兼常务委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教育部决定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西迁，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时黎锦熙在长沙讲学，知道消息后，于当年冬赶到西安。次年春日军逼近潼关，“临大”师生以行军方式，从西安越秦岭迁往汉中城固县，此后学校改名为西北联大，黎锦熙任联大秘书处主任、国文系主任及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
 1939年8月。国民党为了分化进步力量，教育部将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北师院。黎锦熙任师院教务主任兼国文系主任。1940年7月黎赴重庆，出席教育部召开的国语推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制定注方音字母等问题，并成立了全国方音注音字母修订委员会，推黎锦熙、魏建功、卢前为委员，按照国音编订“中华新韵”。是书1942年出版，为民国以来第一部韵书。
 黎锦熙自西安到汉中后，即主持了城固县志的编撰工作，后来他以修城固县志的经验写了《方志今议》一书，论述了新修方志的要旨及其方法，于1942年出版。之后他又参与了关中的洛川、铜川、黄陵、宜川等县县志的编撰工作。此外，每到假期，他常被各地举办的中小学教师讲习班邀去讲学，这些活动对当时的教育发展和国语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43年3月，黎锦熙再次赴重庆，出席国语推行委员会与全国方音字母修订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注方音字母的草案，即《全国方音注音字母总表》。此次在渝停留期间，他看到战时重庆官僚资产阶级政治上专横、经济上垄断控制及民不聊生等现象后，很有感慨，于是在《蜀中杂咏》诗中写了“民主与科学，宗旨毋游离”^[5]的诗句，表达了当时的心绪和主张。
 1944年10月，黎锦熙随西北师院搬迁到兰州。当时虽处在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他却充满必胜信心。他倡议在西北师范学院、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璧山社会教育学院创办国语专修科，为将来推行国语教育培养人才，并获有成效。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为了推行普通话，教育部在台湾设立了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将三校国语班的师生派去工作。此后，“黎门弟子”从各方面集中于台湾的有一百多人。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办《国语报》，出版普及读物等等，为国语运动做出了很大成绩。抗战胜利后，黎一度被任命为西北师院院长。
 1945年冬，黎锦熙由黄国璋介绍加入“九三座谈会”，翌年5月前往重庆出席“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的成立大会，会上他被选为监事。7月他到南京亲辞西北师院院长职。不久，回到久别的北平，重整大辞典旧业。抗战时期，辞典处的工作没有发展，由汪怡等人留守，已迁出中南海。自黎返任后，才由西单迁回，改设在怀仁堂东四所。后来“九三学社”许多次重要会议曾在这里召开。1947年初，他曾多次会晤中共在北平军调部的代表。有一次徐冰告诉他“要追随全国人民”，他铭记在心并写在日记上，日期是2月3日。
 1946年10月，西北师院迁回北平，但南京教育部不准复用“北师大”的校名，改称北平师范学院。次年7月黎锦熙被“复校委员会”推为代表，与袁敦礼、焦菊隐二代表一起，到南京与教育部进行交涉。但久候无结果，于是他便应湖南大学借聘一学期之约，到长沙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8年4月黎锦熙离湘返平，继任师院国文系主任，后来师大校名恢复，他又兼任文学院院长。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皆取得巨大胜利，6月河南开封战役中，国民党飞机滥肆轰炸，“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呼吁停止轰炸开封古城，黎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拥护。同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当局想把一部分名教授劫走，给黎送来了飞机票，他拒绝离平。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北平师范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黎锦熙担任委员会主席，领导校务。不久他与吴玉章在师大邀集在平的语文工作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他被举为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会上他作了长篇讲话，以亲身经历论述了国语运动的历史，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个报告后来整理成《国语新文字论》一书，于次年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除在师大任教，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外，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
 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病逝于北京。
 黎锦熙治学勤奋，持之以恒，研究和探索领域很广，除语言学外，哲学、佛学、文学史、近代语、目录学、图书馆学皆有较高造诣。著作极富，有论文三百多篇，专著三十余部。黎任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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