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遹,字御秋,1882年6月2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七)生于江苏丹徒黄墟镇。六七岁时丧父,靠大哥在镇江开设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供给他上了几年私塾。他十分用功,常常在明瓦下面借月光读书,深得老师和邻居的喜爱。他曾与邻居江月清等三个少年结成异姓兄弟,号称梅、兰、菊、竹,以风格节操相勉励。由于生计所迫,冷遹十三岁辍学,到宝应县城的一家钱庄当学徒,饱受老板的苛待,未及满师,愤而辞归,在他大哥店里帮助做些买卖。1902年春,安徽武备学堂招生,他与邻居江谦吾同赴安庆,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营。
冷遹在安徽武备学堂读书期间,正值日俄战争前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众革命激情高涨。安徽的革命志士在柏文蔚和陈独秀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冷遹在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与柏文蔚等人时相过从,关系密切。
1905年秋,冷遹从武备学堂毕业,分发在南京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任右队队官。第二营管带是后来升任三十三标标统的著名革命党人赵声,与冷遹是丹徒同乡。冷遹在赵声的带动下走上革命道路,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如在明孝陵宣讲民族革命思想,在珍珠桥营部设立阅书报社,密谋发动武装起义等等。1906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派吴旸谷来长江流域发展同盟会组织,冷遹和柏文蔚等人均加入[1]。后来,三十三标的革命活动被两江总督端方侦悉,撤销了赵声的标统职务,并准备大兴党狱,赵声和柏文蔚等人相继潜逸。冷遹升任为第三营管带。冷遹通过赵声的兄弟、当时在南洋陆师学堂读书的赵驭六,继续与赵声秘密联系,掩护新军内的革命活动,保存了三十三标的革命火种。
冷遹与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7年冬他被撤销管带职务。冷遹听说原三十三标管带顾忠琛已被友人推荐为安徽新军混成协协统,原三十三标的一些革命志士如倪映典、熊成基等人也都依附在他的麾下,于是亦往投效。冷遹先后被委任为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和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当时岳王会在安徽十分活跃。倪映典、熊成基等都参加了。因此,冷遹一到安徽,即与岳王会发生关系。1908年秋,清廷命令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集中在安徽太湖县举行秋操。岳王会决定利用太湖秋操的机会发动起义,并在安庆三祖寺的杨氏试馆内设立了一个策划起义的指挥机关,冷遹平素作风稳健,又果断善谋,被公推为起义总指挥,六十二标二营管带薛哲为副指挥。他们设想,届时只要义旗一举,湖北第八镇、南洋第九镇和江西新军一齐响应,就能直捣北京,推翻清朝。不料范传甲在赴南京与第九镇新军联络时,走漏了风声,被两江总督端方侦知。端方遂派其心腹余大洪去安徽监视新军,并以调虎离山之计,令冷遹回南京任转运局提调,当他一到南京时,即予以逮捕,投入囹圄。冷遹被捕以后,在狱中多次被严刑审讯,受尽折磨,曾昏厥三次,未供一词。端方查无实据,恰又值调任直隶总督,亟待办理移交,在亲友的营救下,冷遹得于1909年春获释。
冷遹获释以后,得知岳王会发动的起义已失败,乃先回丹徒老家完婚。新婚后刚刚八天,他得知赵声正在香港组织新军起义,把家属托付给结义弟兄江月清照料,只身奔赴香港,追随赵声参加革命。冷遹到达香港以后,恰值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托,到北方延揽新军人才,正取道香港回广西。两人相遇,一见如故,遂邀冷遹于1909年底一道入桂。从此,冷遹又成为“广西革命最初发动”[2]人物之一。
冷遹到达广西后,先任陆军小学提调,不久即因革命嫌疑被撤职[3]。1910年3月,何遂、耿毅受军谘府命令前往中越边境调查,他应邀同行,趁边境调查的机会,广泛联络了各地革命同志。其后,他又与何遂一起秘密转赴昆明,访问了云南革命党人李根源、方声涛等人,在云南讲武堂密谈,讨论了在起义中联合动作和协调作战的问题。密谈后,经香港回广西。1910年8月他和何遂、耿毅等一起创建了广西同盟会支部,统一领导广西的革命运动,并共同出资发行机关报《南报》(后改名为《南风报》),宣传革命思想。1911年春,黄兴和赵声等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时,曾多次派员与广西支部联系,策动响应。冷遹则为中间联系人。可是广州起义刚一发动,即被镇压,冷遹因此受到广西当局的严密监视。他于是不得不韬光养晦,佯与演员相结交,出入娱乐场中,以示消极,被呼为“冷大爷”[4]。
武昌起义爆发后,风声所播,举国震动。广西同盟会支部也决定于10月30日起义响应。临举事时,忽然暴雨如注,起义受挫。旧官僚和立宪派得知新军异动的消息,惊恐万状,为了抢夺政权,决定与同盟会支部举行谈判,实行和平光复。谈判中,冷遹被同盟会员举为副支部长,主持支部工作。广西光复后,新军改称民军,冷遹任民军混成协帮统,率军援鄂。他率军经湖南,从金口渡江,绕道汉阳敌后准备发动进攻,旋南北实行停战,谈判开始。桂军暂驻孝感,略事休整后遂顺流东下,开抵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柏文蔚所率领的驻浦口的军队正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准备出师北伐。冷遹一到,即被委任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接着,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由于受到军界排斥,乃电邀冷遹赴皖任军政府参谋部长。南北和议达成后,孙毓筠辞职,柏文蔚继任皖督,冷遹改任第九师师长,驻军徐州。
当时徐州恰遭到张勋的江防营从南京败退时的肆行抢掠之后,“四民失业,哀鸿遍野”[5]。冷遹到达徐州后,即着手整顿军队,解决贫民生计,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得到陆军部的通令嘉奖[6]。1913年3月,第九师改编为江苏陆军第三师,冷遹仍任师长,驻防徐州。
1913年3月发生“宋案”引起“二次革命”,部分国民党员反对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依法处置”,冷遹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在徐州发表谈话说:“我这里是前线,敌人来了我就打。我的队伍虽不算强,对付张勋的辫子兵还是可以的。”[7]第三师成为江苏讨袁军前锋,遭受北洋劲旅冯国璋军和张勋辫子军的联合进攻。冷遹率领全军与敌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最后由于部下张宗昌、褚玉璞的投敌而全军瓦解。失败以后,冷遹流亡日本。由于不同意孙中山所定加入中华革命党时须在誓辞上按指印的规定,乃与程潜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遥戴黄兴为领袖[8]。
1915年冬,蔡锷发动护国战争,冷遹闻讯后立即返回上海,投入护国讨袁运动。次年5月,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时,他任都司令部参谋处长。6月6日,袁世凯死去,冷于6月22日致电徐树铮,敦促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召集旧国会,组织合法内阁,罢黜帝制祸首”[9]。这时他对段祺瑞尚抱有幻想。当1917年7月段祺瑞击败张勋复辟,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建议,冷遹即投入孙中山所发动的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总参议和代理内政部长。
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冷遹对政治斗争表示厌弃,想专心致力于实业和教育,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1921年,他回到镇江,筹集股本创办了江北盐垦公司。1923年,又先后创办均益、三益蚕种场和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冷遹曾与黄炎培一起,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该社理事。
1925年初,奉军张宗昌部南下江苏。当时的江苏省长韩国钧深惧张宗昌部的蹂躏,特邀请冷遹出任江苏省水陆警备司令之职,以维持社会治安(因张宗昌曾是冷遹部下)。半年后冷辞职回到镇江,继续从事实业和教育活动,并在1936年担任镇江商会主席和江苏省商会执行委员。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抗日战争爆发,冷遹主张发动民众抗战。1938年春,他与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面陈了发动民众的意见,随后又转赴徐州,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陈递发动民众意见书。12月,当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时,冷遹和黄炎培等于1939年1月30日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的罪行[10]。这时,国统区内抗日民主运动十分高涨,冷遹积极投入了抗日民主运动。自1940至1945年间,他与黄炎培、江恒源等先后成立了“国讯同志会”、“经济建设策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众团体和政党,宣传抗日救国,被举为国讯同志会副会长、经济建设策进会常务委员、民主建国会常务监事和常务理事。冷遹还利用他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赈济委员会委员的合法身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1944年9月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了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冷遹在1945年5月与黄炎培等联名提出恢复国共谈判的主张,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于6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要求“继续商谈”,“促成团结”[11],并于7月14日与黄炎培等一起飞赴延安,接洽国共谈判的具体事项,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热烈欢迎。7月14日,当国民党准备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以抵制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他即与黄炎培、江恒源联名声明反对,指出国民大会“必须在全国和谐空气中进行”,否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12],并拒绝出席关于国民大会的讨论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冷遹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和蚕桑协会会长,利用他的合法身份继续从事民主活动。由于他不断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劣迹,还掩护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斗争,引起国民党特务的痛恨,1948年准备对他进行暗害,他不得不辞去议长职务,避居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企图对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冷遹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照,及时避往亲友家中,未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冷遹历任江苏省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兼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兼江苏省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等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9年8月18日,冷遹在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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