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开于明代万历年间到晋任职，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任过文案。清末票号式微，孔家亦渐衰落^[1]。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为减轻丧偶后的伤感，到太谷城西南张村设私塾授读。孔祥熙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1889年，孔祥熙患痄腮，中医治疗未见功效，投太谷南街基督教所设仁术医院，经精心治疗，不久痊愈。治病期间，孔与医院的一些外国人处得很熟，曾被邀去参观教堂、医院、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华美公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同意，但为族人反对，最后以承诺“只准在教会学校读书，不准信奉洋教”才获允入学^[3]。1894年底，孔在华美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计，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1895年孔祥熙经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George Louis Williams)推荐，入直隶通州美国公理会所设之潞河书院。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与耶稣教义掺和起来以增加宣传效果，从而受到书院的重视。孔受潞河女传教士麦美德(S.Luella Miner)的影响最多，终于受洗成为基督教徒。由于接受教会所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他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产生不满。在闻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革命宗旨后，孔和同学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遥为响应。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亦被迫停课，孔祥熙暂回山西。在太谷他以重金买通看守人员，使被拘的公理会女教士麦纳等三人获释逃生。由于太谷捕索教民日亟，孔祥熙自身则依靠担任榆次知县的叔父孔繁杏的掩护，才得逃离险境。孔到北京后，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叶守贞(E.H.Edwards)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悉，曾先后来访，探问山西情形。孔认为山西教案应由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民众无涉，并提出“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新文明教育”方能收效的意见^[4]，为来访者所赞同，从而促进了山西教案的单独解决。此事旋为时任全权议和大臣的李鸿章所闻知，曾两次约见孔祥熙，并允诺孔去美国留学时发给护照，并修函驻美公使伍廷芳给以照拂。当孔从北京回到潞河书院时，从太谷逃出的女传教士麦纳等人已先抵达，孔祥熙于是被目为冒险援救教士的“英雄”，受到潞河师生们赞扬。不久，经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书院资送孔祥熙赴美留学。
 1901年秋，孔祥熙在学校派人护送下去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Oberlin College in Ohio)，前三年主修理化，后二年改修社会科学，毕业后于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孔在耶鲁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5]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太谷弘扬教会事业。孔离美返国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才其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即获得一致赞同。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来人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以寓纪念庚子死难教友之意。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其父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程。到1909年春，铭贤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遂将学校迁到太谷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
 孔祥熙办学对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体育课本，他取材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颇受学生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亲往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其时太谷的清吏早已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出的大队士兵直趋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自率一队登上北门，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允给川资三千两，使溃兵绕城而去，太谷得以免遭劫掠。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长。附近各县闻知，纷纷仿效太谷办法，不久经榆次、徐沟、文水、交城、汾阳、平遥、介休、孝义等县士绅和地方当局集议，推举孔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当山西革命军与清军在娘子关作战时，铭贤有学生三十多人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参加抵抗清军，孔则维持地方秩序，直至南北和议告成。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除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1912年，孔以煤油为居民夜间燃灯所必需，有大利可图，于是与五叔孔繁杏共同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一个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又于上年丧偶心情不佳，遂应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之邀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从事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其时，宋霭龄正为孙中山担任英文秘书，孔、宋接触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6];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7]。由于彼此投契，孔祥熙与宋霭龄遂于1914年春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之职，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外，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从日本回晋后不久，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为督军公署参议。对阎锡山在晋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六项“村政改革”，孔曾给以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返里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本人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8]。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锡山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作晋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Charles R.Crane)率领参赞、武官等来晋访问，阎再次面恳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欣然从命。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外，还曾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若干县灾情严重，哀鸿遍野。其时北京政府欠饷欠薪自顾不暇，遑论赈济;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吝于拔毛。孔于是挺身代灾民请命，向华洋义赈会贷得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全活灾民甚众，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耶鲁校友、时任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之邀，赴济南担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此为孔从政之始。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应邀任驻奉天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斗争中，孔受命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谋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孔曾密携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欢迎孙中山北上，就与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3月12日，为国是北上的孙中山在京逝世。当孙中山病危时，孔祥熙亦随侍在侧，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之职。嗣以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赴美，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筹募增办大学部的基金，很快就募得基金150万美元^[9]。
 孔祥熙旅美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中共党员排斥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篡夺了军权;5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蒋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7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由美归国，抵粤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诩当“做大官”的“时会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10]。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步伐。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但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4月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后，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衔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的联系，对外则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的投资，以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通过蒋介石这个握有军政大权的杠杆，可以轻而易举地保持他们在南京政权中的影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保证。
 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因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曾被迫去职下野。其后在谋划蒋重新上台的活动中，孔祥熙曾衔命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间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11]。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为了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诸多贡献，于2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并选其为国民政府委员。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仍任部长。孔在就任之初，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等^[12]。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百余种，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必要性的。蒋介石于1928年将奉系势力逐往关外，在国内搞军事独裁，与各实力派一再兵戎相见，以致内战频仍连年不断;对工农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缺乏财力物力可供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祥熙自己所承认的，“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1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于敌，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对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是年底，行政院改组，为表示与蒋同进退，孔辞去实业部长职务。改组后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无力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快就陷入困境。蒋、汪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2年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三○二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掌了军权。孔祥熙亦随之复出，于4月13日被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
 孔祥熙此次赴欧考察实业之行，实际上是接受蒋介石的秘密委托，向德国和意大利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等事宜。孔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其发展较快，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将此意电告南京，为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时，为南京政府订购大批军械、聘请军事顾问。访问英国时，孔与英方财政专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在欧洲逗留将近一年，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其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造成东北沦丧税收减少，而对内加紧“剿共”大量扩军使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一千五百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二千二百万元，其中军费一项即达一千八百万元，每月不敷达七百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对此巨额的财政亏空，财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颇为忧虑和不满。同年9月宋子文出席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返国时，发现在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六千万元新亏空，使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龃龉而坚决求去。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兼中央银行总裁^[14]。
 孔祥熙上任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理财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在抗战前的主要财政措施则为：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统一币制，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做准备等。
 1934年4月，孔祥熙赴长江中游皖、赣、鄂、湘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15]。他认为欲改善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5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中央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至1938年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五千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六千七百万元^[16]，客观上起了稍解民困的作用。南京政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意外”^[17]。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四千二百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二千万股本而言，其中一千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二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账，亦非现金”^[18]。中央银行常因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长后，就积极谋划如何去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5月，孔祥熙将中央银行资本由二千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纸二千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该行过半数的股权^[19]。三日后，孔即对中国银行进行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将原任总经理张嘉璈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八百万元，占股份之半数。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业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之一^[20]，早为中央银行所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自己分得巨额债息。但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赤字庞大而心怀疑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化为硝烟或落入军阀、政客们的私囊，而自身却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深为焦急。为了维护银行家自身的利益，对南京财政部的取求自不能“事事听命”^[21]，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22]。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只凭借所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之际，江浙工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放出工商贷款二千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界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予合作的缘故。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中、交两行与中央银行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亦可降低。这个说法，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家所乐闻并盼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易地使银行家在工商界陷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适时作出让步，从官股占百分之五十五，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商股资本家们之心。对总经理张嘉璈则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离开中国银行，免其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同年12月复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为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以去就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抵制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同时，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兼该行理事长，孔祥熙任董事长。至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以“国家”的幌子达成了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充分控制，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和控制整个金融界铺平了道路。
 四行增资改组后，财政部对金融的控制力量较前虽大为增加，但仍无“点石成金”之术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为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信用膨胀发生挤兑，以致使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因之倒闭。因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以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而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财政部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税，也未能使外流中止;加之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形势更为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现象，沪、宁等地则发生提存挤兑。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祥熙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23]，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日本威胁的矛盾，以及法币在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在汇率方面同时钉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支持。法币改革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并成为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的财政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新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加速膨胀的。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财政的重要进项之一。为了能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繁多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是年春，南京政府财政部与“债券持票人会”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十四亿六千万元，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而言，收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所欠外债，孔尤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之无确实担保部分的整理。此项外债本息历久未付，债信日堕，已成为南京政府举借新债的障碍。孔与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信，为抗战期间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铺平了道路。
 在抗战前，孔祥熙在财政上源源供给南京政府的大量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为蒋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结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并收买其重要将领，都和孔能源源不断地为蒋提供经费分不开。但蒋介石的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终于导致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坚持和平解决;孔祥熙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运用其老谋深算，和宋子文、宋美龄以及响应和平解决事变的人士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随后的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为可能。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的谈判开始进行，南京政府在对日战备方面也有所进步。1937年3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赴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孔此行，同时肩负着向外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时，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24]。孔在欧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火武器，随即装船东运，以备抗战之用。6月中旬，孔由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日抵华盛顿，与摩根银行的拉门特(Thomas William Lamont))等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协定，将太平洋建设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美金事解决。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次日会见罗斯福总统，就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孔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交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7月19日孔自纽约再抵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建筑广梅铁路借款合约;8月4日签订建筑浦信铁路借款合约。此外，还与英方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三千万英镑。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25]的密电后，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洽谈。随后，孔因病在德国疗养一个月，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旋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管财政金融的首脑。1939年11月，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孔改任行政院副院长。
 抗战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国民党政府财政总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烟酒税等税源大都丧失。为坚持抗战，在财政上对军事、教育、经济、交通等各方面都须给以支持，孔祥熙在完成战时财政，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持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9月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四百五十二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十二万余吨，随工矿内迁的员工约十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资金调剂等，均予指导和协助解决;尤其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的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三千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26]。又在内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就地取材，在后方各地发展小型工厂，到1941年计设立工业生产合作社近两千个，参加生产者达十五万人，月产值二千多万元^[27]，颇具效益。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及农本局对农贷的大量增加，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年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而1941年度贷出的农业贷款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牧畜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约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八千九百七十余万市担^[28]。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之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提存风潮，财政部急令各行庄休业二日，随即于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存和资金逃避。又令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行、处。1942年7月，将四行业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经营商业。加之对法币的增发持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客观上尚适应于后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以无限制照价供给外汇来维持法币和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资金得以逃避或为敌伪套购而去。其后虽停止无限制供应，实施外汇请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很快又被套购一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29]。
 当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日益显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军政需用外，其不恤民生、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国家垄断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又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已往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如1941年1月，财政部接管原由各省市征收之营业税，加以整理，使本年度实征得税款五亿二千万元，较上年度省管时期实征一亿六千万元，超过数倍^[30]。由于采用上述种种措施，虽税域日狭，税收总额却年有增加，而工商、民众税负之加重，亦可想而知。
 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该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以祛除“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31]。国库网则随公库法的实施而在各地陆续建立，至1944年计已有总分支库及税款经收处一千零二十八个之多^[32]。
 二、田赋征实与举办专卖。1941年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第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得通过。随后于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施办法。改订财政收支系统的结果，是将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得以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公粮，自1941年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改为每元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地则经批准将“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便将农民的粮食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二千四百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六千五百余万石^[33]。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国民政府战时的军粮、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法，将赋税负担尽量转嫁到佃农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至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因之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物品，以搜刮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34]。民族工业，政府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就占28个(吞并后停闭的厂矿15个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个^[35]。国民党政府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的，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政府当局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政府当局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
 1944年6月，孔祥熙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并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曾提出归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汇率问题上与美方意见分歧，遭到美方的反对;在孔去美国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被蒋介石、孔祥熙等顶了回去;其后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之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钧接替何应钦、孔祥熙的命令。孔自受任财长到去职，在任长达十一年之久，可见受蒋介石宠信之专。1945年5月孔辞行政院副院长，7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至此仅剩下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集了巨额资财，在新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是旧中国的首富。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真正发达起来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孔利用所掌握的国家财政金融大权，在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起来的同时，也使自家的私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金融机构如山西裕华银行等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次女孔令伟经营。宋霭龄在抗战前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着蒋介石、宋美龄的庇护，终能无事。
 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八百万英镑”^[36]。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占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37]。孔的长子孔令侃在二十一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受到其父的夸奖^[38]。孔的次女令伟为其父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时机，以及豪门权势，大搞走私、囤积等投机买卖，大发国难财。又如1944年初，孔祥熙伙同央行国库局长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等。对此，社会舆论时有指摘。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不居高官，但认为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和压低外汇牌价，实在是买办事业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大规模扩充商业资本。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都是异乎“祥记”而为现代化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并主要以推销美国货为职志。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如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7年7月29日南京《中央日报》曾透露孔宋家族利用特权，在1946年3月至11月间，共结汇三亿三千四百四十六万余美元用以进口商品谋利的丑闻^[39];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均曾受到舆论的抨击。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不佳。
 孔祥熙去官后也曾进行一些活动，以谋东山再起，但遭到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赴美。1948年1月，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以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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