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名繁棣，字伯华，以字行，号不龟手庐主人^[1]，山东曲阜人，生于1885年6月5日(清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父亲孔庆铣，清末曾在军谘府任职。

孔伯华六岁时开始在私塾就读。稍长，随其祖父宦游。因祖父善岐黄之术，他耳濡目染，便对中医发生浓厚兴趣。十六岁时，全家迁居到河北易县以南的白杨村，他随父亲读书的同时，向当地老中医蔡秋堂、梁纯仁学医。二十二岁时，孔伯华在易县正式行医。二十五岁时应聘到北京外城官医院任中医内科医官(即医师)。不久，他在京私人开业，全家迁北京定居。

1917年，孔伯华曾先后参加晋绥和廊坊地区的防疫工作，临床经验日益丰富。其后，他与同事曹巽轩、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陈企董、赵云卿等合编《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共十卷。

孔伯华在广为患者诊治过程中，注意医理的研究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善于汲取各家之长，学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声誉日隆，成为驰名全国的中医师，与萧龙友等同为北京四大名医。他擅长内、外、妇、儿各科，尤精于医治温热病。由于他善于灵活施用生石膏，曾有“石膏孔”的雅誉^[2]。

孔伯华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热心中医界的社会活动。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会议”，西医余云岫等人在会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此案竟然得到通过，中医被明令取消。广大群众和中医药界闻讯莫不愤慨，纷纷抗议，于3月17日汇集于上海，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并组成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他率领请愿团前往南京，与政府当局据理力争，强烈要求取消这项荒诞的决定。在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援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

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合办北平国医学院，共任院长^[3]。1944年北平的日伪当局曾企图接管国医学院，孔伯华毅然将该院停办以为抵制。北平国医学院自开创到停办十四年间，共毕业学员七百余人，为我国中医药事业培育了一批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又蓄意阻挠中医事业，南京考试院于1946年10月通知北平全体新照中医师，均须重新通过考试而定取舍。这一以考试为名而行取缔中医之实的阴谋，为北平中医师所识破，他们奋而组织起“北平中医师新照同仁福利促进会”进行反抗。孔伯华任该会顾问。他们四处请愿，进行说理斗争，终于迫使国民政府当局取消了这次所谓新照中医考试。

在医理方面，孔伯华坚决主张辨证论治。他认为：“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症，将症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症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辨证施治，参、术、硝、黄，并能起死;苓、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认症。故主张先议病，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症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殊不知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真，寒、热、虚、实，不昧于症，而又不惑于症，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症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4]孔伯华的精当、明快、果断的医疗风格，为世人所称颂。

孔伯华一贯关怀患者的疾苦，以济世活人为宗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外城官医院供职时，虽所入不丰，仍常解囊资助贫苦患者药费，及至成名之后，更不计锱铢，对有困难的故旧一直坚持义务施治。晚年因求诊者众多，常应接不暇。他左右虽有不少生徒侍诊，但对危重患者一定亲自悉心诊断，不辞辛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伯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新老中西医，互相学习的方针政策，曾上书毛泽东主席，认为：“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仅其理法不同耳。今逢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以教育人才始。”他建议大力发展祖国医药事业，培养中医工作者，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

孔伯华深以应诊过忙无暇著述为憾，晚年经常深夜执笔著书立说，著有《脏象发挥》、《时斋医话》等。他以古稀之年既忙于诊务，又勤于著述，终以体力难支，猝然卧病。他自知不起，遗嘱亲属说：“儿和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务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尽之志。”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在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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