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谱名代宾，字兆民，四川安岳人，1904年5月25日(清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生。其父康历全，务农，有田数亩，每年可收谷数石。康泽七岁起就读私塾及本地小学，十五岁入安岳县高等小学校，一年后毕业，考入安岳县立中学。不久，其父病故，家中靠母亲何氏种地维持生计。康泽在校所需之学杂费、伙食费及衣服鞋袜等悉赖老师、同学接济和帮助。康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每学期均列全班第一。康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其中号召“打倒帝国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深表拥护。

1924年夏，康泽在安岳县中毕业，得悉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且全系公费，即联络同学姚光熙等八人，经熊克武介绍赴广州投考，于1925年2月经上海到广州，参加军校第三期补考被录取，编入入伍生队第三连。不久，康所在连参加平定刘、杨叛乱，防守虎门要塞。军校第三期开学后，康泽编入步兵第七队，后改为第三队，并集体加入国民党。康学习努力，对于军校左、右两派的争论，表示：“我不赞成左派，也不赞成右派，我要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国民党员，做一个国民党正统派。”^[1]这年10月，康泽被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去30人编成一个班，组成黄埔军校特别党部莫斯科支部，康泽等三人为支部执行委员。康泽此时完全赞成戴季陶的《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所宣扬的观点，认为“这是国民党员应该有的认识和觉悟”^[2]，因而成为中山大学中反苏、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分子。1927年6月，康泽等人被苏联遣送回国。康泽回到南京后，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到，经谷正纲介绍进入中央党务学校训导处任训导员。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把持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风潮中，康泽是南京“救党运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秘书，在组织游行、抬尸请愿、联络各地响应、拥蒋复出等活动中十分活跃。1928年2月，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随即又改任中央警卫军政治部主任。康泽受到蒋介石青睐，不久又被调到徐州，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在蒋身边工作。康任事兢兢业业又机智能干，日益受到蒋的重用。同年年冬，康被蒋指定与蔡劲军等人组成侍从室管理委员会，负责训练事宜;又任黄埔同学会训练委员会委员，有时还代蒋批阅部分公文与起草文电。1929年2月，康泽被派至第二师任政治部主任，进行部队的政训工作，并编成《朝集问答》，由团、营训练员在朝集时向军官和士兵讲解军人的职责;又以此为内容编印士兵识字课本。康还在政治部设立职业训练班，抽调士兵轮流受训，使之学习掌握一门生产技术。

1930年3月，康泽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宣传大队下辖三个队，每队有10名宣传员，队长由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员担任。此时中原大战爆发，康泽率宣传大队随军西进，驻归德，奉命调查豫东战区灾民损失情况，甚为细致周密和迅速准确，受到嘉奖。其时，蒋介石指挥战事，经常往返于归德至野鸡岗之间，宣传大队受命担负两地之间的护路任务。康泽定出奖惩办法，发给民间枪支弹药，规定铁路沿线两侧村庄和居民的护路职责，致使无需派出兵力，得以保证铁路的安全和畅通，并捕获了冯军破坏人员。康泽再获记功一次。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获胜后，筹划兵力“围剿”湘、赣等区的工农红军。1930年12月，康泽被派往湖南，率领第二宣传大队至长沙、平江、浏阳一带活动，并创办《剿匪军》半月刊，宣传“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共产党已变成流寇”等等。这份半月刊还发行到全国各地以扩大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康泽率领宣传大队回到南京。他接办亏损严重的《建邺日报》，向黄埔同学募捐集资，改组为《中国日报》，标榜以“发扬民族精神，代表真正舆论”为宗旨，于1932年元旦创刊。同年3月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后，《中国日报》即成为复兴社的机关报。康泽此时在复兴社任宣传处长，又是复兴社内层组织“力行社”的成员和复兴社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书记。

1933年6月，康泽被蒋介石召去江西临川，受命筹备组建政治警察队伍。康立即拟定计划报蒋批准后，于7月将在南昌聚集的军校失业军官，施以短期训练，配备武装，分发到原来的苏区各地去“组训民众”，“清剿散匪”，“建立地方秩序”。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这支政治警察队伍取名为“别动队”。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别动队宣告成立，康泽为别动队总队长。总队下辖大队、中队、区队、分队。每个分队有队长、队员、队附各一，预备队员五至十名，配有左轮手枪、驳壳枪和步枪，还配有轻机枪一挺。每个中队配有一个分队为便衣队，队员持有特别证件，可任意搭乘一切公私车辆，自由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还有权调动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队是一支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警察队伍，在赣、闽、皖三省原来的苏区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推行连坐法，训练壮丁，组织“剿共义勇队”，督率地方修建碉堡，有时还与红军游击队发生小规模战斗。至1935年夏，别动队发展至七个大队和一个巡逻队，队员总数超过500人。

在工农红军长征临近四川之时，刘湘向蒋介石告急求援。1935年3月，康泽奉派以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政训处长的身份率别动队入川，首先占据重庆战略据点浮图关。此后，康泽在四川先后兼任第二十一军政训处长、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省国民军训总指导员、省禁烟缉私处主任，权势日益显赫。在康泽主持下，四川全省保安处和各专区保安处设政训室;川军的团以上单位设政训处，营连设指导员，多由别动队员担任;又开办壮丁干部训练班、公民训练班，吸收受训者加入复兴社。康泽联络四川各界代表性人物，收编川东南土匪;撤销国民政府对青年党人的通缉令，与青年党联手进行反共;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蒋介石开办峨眉暑期军官训练团，康泽任政治组副主任。1935年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成立，原驻川参谋团并入行营，康泽即任重庆行营政训处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抗日的谈判。1937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赴延安考察团时，中共方面指名康泽不得参加该团。7月，蒋介石指派康泽与陈立夫、张冲三人为代表，与周恩来等进行国共谈判，几经折冲，蒋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三个师以上设政治部负责联络，并提名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康泽任副主任。中共方面拒绝接受此方案。8月12日，周恩来、朱德与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内容，康泽主张《宣言》中不必提民主，删去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提国共双方“获得谅解、共赴国难”。这些主张遭到周恩来、朱德的严辞驳斥^[3]。9月中旬，康泽与秦邦宪商谈《宣言》修改事宜时，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竟至互拍桌子。直至9月21日晚，康泽才代表国民党方面在宣言上签字。此后，康泽被蒋介石提名参加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为委员，并负责国民党方面与第十八集团军的联络。11月，蒋嘱康派人经营湖南，作为抗战的根据地，康泽说：“湖南不够做抗战根据地的条件，够条件的是四川。”^[4]深获蒋之赞许。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改组，康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训及敌占区谍报活动;并兼财政部缉私室主任。同年4月，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康泽接到侍从室的通知，把张先接到自己家中住下，以后又安排秘密住处，每月给予生活费200元。

同年6月，国民党在筹备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时，蒋介石多次召集康泽等人谈话商讨。当时担任复兴社书记长的康泽向蒋请示：“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青团?”蒋说：“当然这么做!”康又建言三青团的组织应有一个核心，蒋答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5]康泽在参加起草三青团章程时，定三青团为组训全国青年的组织。是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康泽任中央团部组织处代处长(处长胡宗南)，并兼武汉支团部主任。康泽把复兴社的骨干都转到了三青团，在中央团部各处、组及组建各地支团筹备处时，都以复兴社成员为核心力量，又把一部分别动队员和中央军校特训班的人员也转移到三青团，终于使三青团成了实际听命于康泽的组织，有力地抵制了陈立夫CC派势力的进入。康泽还于1939年春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共同负责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的领导工作。1940年10月，康泽实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又任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大量训练三青团干部。1941年秋，康泽在重庆青木关附近农村设“战时青年训导团”，并自任主任，沿袭“反省院”的手法，对有“思想问题”或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学生以及公务员、教员、自由职业者、商人、农民、军人等进行为期半年的严格的军事管理和训练。受训人员需写出详细的自传，交代社会关系及所读之书籍，听各种政治课，谈自己的思想转变;半年后如果被审核认为“思想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的，则继续留团“受训”。受训人员结业出去工作或学习，必须向当地三青团部报到，继续接受考察。至抗战结束，重庆本团共办七期，受训人员超过五千人。其他地方的豫皖分团、五战区分团(老河口)、衡阳分团、东南分团(上饶)统归当地的三青团部管理，康泽加以指导。在江西上饶的东南分团，就是专门关押新四军人员的上饶集中营，受训者经常被打骂，或罚重劳役，如同囚犯。

1943年3月，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康泽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及常务干事，仍兼任组织处长。大会决议青年干训班扩大为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蒋调其子蒋经国从赣南来到重庆任该校教育长。康泽开始感到自己在三青团的地位受到威胁。

1944年夏，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战局严峻。康泽提出由三青团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主张，与各地三青团负责人商议均获赞同。康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上提出关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目标、发动步骤以及征集中的有关问题的报告。嗣后军事委员会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讨，康泽在会上作了详细阐述。10月，蒋介石召集各方面负责人在中央党部举行会议，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当即成立全国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以陈立夫、朱家骅、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五人为常务委员，康泽为秘书处主任秘书。蒋面嘱康泽说：“要好好的去尽力，这是青年团的表现机会。”^[6]康泽积极布置各地三青团发动从军运动，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战报国。从军运动历时三个月，有十三万余名大中学生激于抗日爱国热忱报名应征。后经检验合格者七万余人，分别编为青年军第二○一至二○七师。

在青年军七个师组成后，蒋介石指定蒋经国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实际掌管了青年军的一切，康泽只得黯然离去。康泽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却被张治中召去谈话说：“委员长骂你为什么把持青年团?是不是想造反?”^[7]康泽知道事出有因，立即写了请辞三青团中央干事、常务干事及组织处长的报告，要求准予出国考察。

1945年10月，康泽去西欧、美国考察。他于1946年在美国接到9月召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后，专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命康“明春回国”。于是蒋经国在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和常务干事，并任组织处长，康泽则在三青团内无任何职务，后来被安排为立法委员。1947年3月康泽回国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1月被派往襄阳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

随着国民党军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已成为战争前沿。康泽竭力想要固守所辖区域，但难以抵挡中原解放军的凌厉攻势。1948年7月的老(河口)襄(阳)战役中，康泽想凭借襄阳的险要地势和大量堡垒工事固守，但解放军攻城部队以小部队佯攻十字架山和虎头山加以钳制，主力部队攻占山脚下的琵琶山、真武山两个小山头，打开通道直逼襄阳城下。康泽向蒋介石发电求救，表示“决与城共存亡”。7月15日夜，解放军发动总攻，经一夜激战，第十五绥靖司令部及第一○四旅全旅和第一六三、一六四旅一部共二万余人被全歼。襄阳于7月16日解放，康泽被俘，当时报端误传康泽自杀。

康泽被俘后，接受学习和改造15年，1963年4月获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在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1967年11月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11月中旬因脑血管旧病复发去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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